试论抗战前期重庆农民的离村原因

摘要：农村是农民生存发展的场所，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尤其是重庆地区，部分农民出现脱离土地，离开农村，走向四方的现象。在传统自然经济的影响下，农民在没有的强大刺激之下，不会出现大量的离村的现象的。探究近代重庆的农民离村问题，能够更好了解近代重庆社会结构的发展变迁。本文主要针对近代川渝地区农民离村的原因及影响展开探究。

关键词：破产；赋税压迫；军阀混战；天灾

千百年来，农民一直被统治者们视为最稳定的统治对象，束缚在土地之上，稳定税收，极少反抗。农民依靠土地基本能够自给自足，重土难迁，进入民国之后，出现大量农民脱土离村的现象，尤其在抗战前期的重庆，重庆出现大片农民离村现象。归结重庆抗战前离村的原因主要是农村经济的破产和近代城市文明发展。

一、农村经济的破产。

进入近代，重庆的农村经济在天灾人祸面前不堪重负，内外力的联合打击之下，脆弱的传统农村经济很快走向崩溃，究其从以下方面可以选找出崩溃原因。

其一，军阀混战下的沉重赋税。重庆传统的土地政策的禁锢对农民影响甚大，经历清末的赋税负担后，在民国时期重庆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统治者采取多种压榨手段，想方设法在农民身上搜刮财富。重庆地区主要赋税形式分为两种，田赋预征和田赋附加。据统计：从巴县民初每两正银一元六角，副税十三元八角，地方随粮附加一元八角，岂止到民国二十四年，地方附加税竟高达六十六元五角为民初的随粮附加的三十七倍[1]。这只是巴县的一个实例，在不同的军阀统治时期地方附加税以不同的形式，田粮附加税是军阀苛敛人民的手段之一。不同的军阀针对需要的不同会想方设法从百姓手中拿钱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据《四川田赋负担之研究》资料：民国二十三年的巴县、江北、潼南、华阳、灌县、彭县、盐亭等十三县统计田赋附加税约有二十六种，有学费车、自治费、车马费、司法费、县志费、剿赤费等等，有的地方甚至多达三十几种[2]。不仅仅是田赋附加费，还有田赋预征的税收，不同的军阀实行不同的预征年限有的是三年、五年、十年、甚至预征到了建国后的现代，军阀混战，防区林立，百姓的赋役变化无常，层层加重。军阀征收苛捐杂税的手段非常残暴。军阀的军阀、驻军对于少交、拖、欠税款的农民采取，抄、打、押。农民被整得致伤、致残、致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到处都是。这种局面之下，部分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谋生。军阀的横征暴敛，使一些地方倾家荡产者，已居十室九空。长寿县农民四十余万人中，有二十余万人无法继续从事耕种。1934年合川六十余万人中，生活无着落者达四十余万人[3]。以上所举例证，数不胜数，土地政策下沉重赋税是农民离村的主因之一。

其二，农村人口不断变化。据统计仅长寿一地为例：逃亡重庆的农民1933年为1505人，1934年为1698人，1935年为2177人。1923年荣县农民为368156，到了1933年238508，仅仅十年减少了接近三分之一，而这些农民几乎全部成为了难民，四处逃难，以求生存[4]当时合川、綦江、江北等离村逃亡重庆的农民也不少。重庆的农村人口逃亡数逐年增加，农村的人口不断减少，逃向重庆市区人口数量急剧膨胀。农村人口的迅速减少导致农村大片的肥沃田地荒废。黔江忠县风度荒田十之三四，周边州县十之五六有之[5]。在军阀统治的大背景下，农村一片荒凉的景象，农村经济崩溃。

其三、天灾时常发生。近代的农村经济极其脆弱，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民国时期的重庆灾荒频繁、战乱四起。以灾荒论，水、旱、虫、风、雪、霜、雷、地震等自然灾害，轮番摧残脆弱的农村经济。每逢灾荒，农民自动集结，形成离村难民潮。据粗略统计，重庆民国时期，凡水旱螟蝗、风雹震疫等等各类天灾等不但次数多，而且灾情重，诸如“赤地千里”、“平地”、“连年旱蝗，荡无农收”、“疫疠流行，死伤大半”、“人相食”等等令人触目惊心的可怕字眼在史书中屡见不鲜[6]。因此，天灾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农民四处流亡的强劲推力。而且众所周知，近代的生产技术是相当落后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体制也是极不完善的，分散经营，势单力薄的农民在以上天灾的袭击下往往陷入家破人亡的绝境。吕平登在《四川农村经济》记载：在四川全省152个县中，发生最多得就是水旱火灾等。受灾轻之粮食减产，重责禾苗直接枯竭，当年绝收。在当时的重庆农村，农民生活状况凄惨，啃树皮、挖野菜充饥。在包括重庆的四川各地，以针线将之上下唇紧缝，以致毙命者有之；引抱幼孩，沿街求卖（三两吊钱一个）者有之；或尸旁哭子，或坟头哭夫者有之；全家服毒自尽或跳崖自杀者有之。甚至在北川等地，盗食死尸之事，时有所闻，杀人卖肉，殆已成风。大规模的吃人现象时有出现，人头星罗，尸骨狼藉[7]。重庆地区自然灾害引起的现象惨不忍睹，数不胜数，天灾的频繁降临，是导致重庆农民离村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近代城市文明的引导

重庆建市经济发展的引导。随着重庆建立商埠，大批的洋人进入重庆，重庆对外窗口打开，重庆地区开始创办一大批的近代企业，吸引了大批的劳动机会，让处于破产状态的农民一时间找到生活出路。重庆的近代手工业开始发展，火柴业，纺织业，煤矿业印刷业等不断兴起，近代交通业运输业，都需要这些富余的劳动力，这些行业要求技术含量不高，大多以出卖体力为主，这对于生活在水深活热的困苦农民来说是一个诱因，大批走投无路的农民，脱离土地走向城市的人不在少数。在这一时期，重庆很大一部分中下层职业构成大都是周边底层的农民，滑竿、码头工人、人力车夫、沿街小贩等其构成部分主要是破落的农民。

进步思想的广泛传播。随着重庆开市，各种先进的思想理念传入重庆，对重庆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下层长期受奴役和压迫的农民来说，对他们的思想生活产生了变化，开始意识到了传统奴役以外的世界。特别从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新思想传播，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刮起思想解放潮流，随着进步思想深入传播，受压迫的农村部分农民的思想逐渐开始解放，农民敢于走出去，睁眼看新世界，特别是1925年后重庆农民运动的开展[8]，让部分农民思想得到了解放主动打破传统奴役束缚，寻找新的生活出路。

三、 影响

近代重庆农民离村在多种压力的作用之下，弃村离家实属无奈之举。农民离村在短期内对离村地是一种灾上加灾，大片土地空余后的土地被相继侵占，统治者对留守的农民进一步加大掠夺剥削，留村的农民生活必将继续贫困，继而继续离村，复始循环，农村经济由此陷入更大的困难当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的经济很难恢复。

同时，离村后的农民，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流动性也比较大，农民离村生活得不到保障，或是饿死，或成乞丐，或是成为匪患，或是成为兵源，对社会的安稳具成了一定的潜在威胁。对走向城市的农民，苟活在底层者居多，并对城市产生社会环境压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解决。抗战前期重庆农民的离村是一种反常举动，既是对当时统治者的腐败统治的一种无奈控诉，也是为寻求生活出路走出的“新路”。随着时间推移，离村农民进入重庆市区之后，慢慢适应城市发展，对补充市区劳动力的不足，丰富城市的职业构成，增强城市的活力，对重庆市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四川军阀史料（第五辑）[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3]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M].上海：商务印刷馆，1936

[4]胡汉生.近代史事三考[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5]池子华.流民史话[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周勇.重庆通史.重庆出版社.2003

[7]孙静.1932-1934年四川军阀混战与省内饥荒.[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08

[8]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