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罗末期农民战争

摘要：新罗末期农民战争是研究新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尝试探析新罗末期农民战争的过程和起因，并且比较这场战争结果的两面性。

关键词：新罗末期；农民战争；两面性；

一、新罗末期农民起义的情况

1.1 农民起义的开始和发展

《三国遗事》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幼冲故太后临朝，政条不理，盗贼蜂起”。①其中的“幼”指的是惠恭王，“盗贼”指的就是农民的起义，这说明至少在公元8世纪中期，新罗农民就开始了反抗的步伐。9世纪前半期，农民起义已经快速发展，以寿神起义起义为标志的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新罗统治者，并且为9世纪后期的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做好了准备。

到了真圣女王统治时代，新罗朝纲纪日渐腐败，真圣女王生活糜烂，“潜引美丈夫二三人，仍授其人以要职，委以国政。由是佞幸恣志，货赂公行，赏罚不公，纪纲坏驰”。②此外，当时地主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地主庄园的面积不断扩大，这就使得一部分农民逐渐沦为佃农，更多的农民成为无业游民。加之当时“诸州郡不输贡赋，府库空虚，国用穷乏”，农民起义已经是不可动摇的趋势。9世纪后半期，新罗终于出现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战争。据记载，当时陆续起义的地方有20余处，主要的起义力量是沙伐州的元宗、哀奴领导的农民起义，北原地区梁吉领导的农民起义，西南地区的农民起义以及西南地区百济故地的“赤裤军”起义。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就是北原梁吉的农民起义军。

“真圣王三年（公元889年），元宗、哀奴等据沙伐州叛，王命奈麻令奇捕捉。令奇望贼垒，畏不能进，村主佑连力战死之。王下令斩令奇。”③从《新罗本纪》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沙伐州的起义最初是很成功的，而且起义军的势力也很强，这才能让令奇“畏不能进”。与此相呼应的，是北原梁吉的起义。“五年冬十月，北原贼帅梁吉遗其佐弓裔，领百余骑，袭北原东部落及溟州，管内酒泉等十余郡县。”在攻下北原大部之后，梁吉的实力已经相当雄厚，在名义上是当时全国义军的首领，当时新的起义军出现时都要接受梁吉的册封。新罗下代农民起义达到了最顶峰。

1.2 后三国时代和新罗的灭亡

梁吉领导新罗农民大起义如火如荼的开展，但是胜利果实却被甄萱和弓裔等人窃取。甄萱在真圣女王九年（892年）举事，“啸聚徒侣，行击西南州县……旬月之间，众至五千人。遂袭武珍州，自王”。④但是甄萱此时没有贸然称王，直到孝恭王四年（900年），甄萱才“自称后百济王，设官分职”。

弓裔自称是新罗王室后代，在农民起义时曾投靠竹州义军首领箕萱，但是箕萱傲慢无礼，弓裔负气出走，转投梁吉。“吉善遇之，委任以事。遂分兵，使东略地”。⑤弓裔向东进军，攻下了酒泉、奈城、溟州、松岳郡等地方。随着来降军队越来越多，弓裔开始打算脱离梁吉，自立为王。但是梁吉看到弓裔势力日渐壮大，想要便派兵征讨。但是弓裔先下手为强，大败梁吉。公元901年，弓裔称王，904年，立国号为“摩震”。新罗正式进入后三国时代。

弓裔称王之后，一改往日亲民的形象，“凶虐自肆，臣寮震惧，不知所措”。弓裔用恐怖手段维持统治，最终惹怒了他手下的众位将军。弘仁等将军拥立王建，发动。弓裔在逃跑的途中被杀，王建正式称王，改国号为“高丽”。

王建不同于弓裔，他在外交上同新罗亲好，共同对抗后百济。而后百济发生内乱，甄萱被迫出逃，投奔王建。935年，新罗王请降高丽；936年，甄萱为向导帮助高丽灭亡后百济。至此，新罗末期农民战争全部结束。

二、新罗末期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

2.1新罗内政是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新罗统一三国之后，便向唐学习先进的经验文化，借鉴唐的租庸调制，并于公元722年确定了“丁田制”。“丁田制”是给予丁男丁女一定的土地数目，按照公有土地和人口的数目，分别给予不同的土地的一种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将老百姓与土地紧结合，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封建国家关系。但是，新罗素来有实行食邑制和禄邑制的传统。所谓“食邑制”，就是赐予当时有大功的臣子一定数量的地区的农户的佃租、贡赋和徭役。⑥在新罗进行统一战争时期，食邑制非常盛行，新罗王为了鼓励军功，常常大封食邑，金仁问、金庾信等人都曾受到食邑。此外，新罗王还将全国的牧场进行分封。而“禄邑制”则是一种根据官位向文武官员赐予一定地区的收租权的制度。文武官员不仅可以享受禄邑，而且还可以征用在禄邑区域内耕种的农夫去服劳役。⑦在新罗统一之后，统一新罗也曾废除禄邑制，该行“职田”，即“粮食税”。但是后来禄邑制又重新恢复。

禄邑制得以恢复，是封建王权对贵族势力妥协的结果。新罗贵族的由来久远，这与新罗社会稳定的“骨品制”有很大关系。骨品制是新罗的一种身份制度，上至国王，下至平民，都有各自所属的品级。而且，品级和官职挂钩，这就使得上层贵族可以直接拥有参政权，所以他们的权力更大。这些大贵族在食邑制和禄邑制的催生下土地面积日益增加，并最终形成了各个庄园。这些庄园实际就是国中之国，它们强占了农民的土地，使得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依附农和奴隶，过着非人的生活。“庄园制”实际上就是食邑制和禄邑制的畸形发展，是新罗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除了贵族地主，九世纪中期新罗地方开始兴起“城主”这种庶民地主。新罗地方有着许多豪族，他们世代控制着某一地区（主要是在乡下），并且在这些地方修筑堡垒，因而他们也被称为“城主”。这些城主有些是从庆州到乡下避难的六头品贵族，也有土生土长的本地地主。虽然这些城主远离政治中心，但是他们在经过长期的治理之后，取得了对辖区的经济统制。到了新罗下代时期，这些城主不仅对辖区农民征税，而且强迫他们服徭役。所以，城主阶级是仅次于贵族大地主的又一个地主阶级，他们也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原因。

2.2新罗下代自然灾害严重是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

前文提到统一新罗的土地兼并问题严重，而且丁田制遭到了破坏，这使得农民与国有土地的联系不再紧密。由于国家不能保证粮食的征收，所以封建政府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就显得格外脆弱。“宪康王十年（公元884年），秋，七月，大水。冬，无雪。国人多疫。”“宪康王十二年（公元886年），夏，四月，京都地震。秋，八月，国内州郡蝗害。”⑧从以上的史料来看，宪康王时代的自然灾害非常多。洪水、干旱、蝗虫灾害以及地震等，全都无一例外地对当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且最多提及的就是“疫”，这说明当时瘟疫横行，直接威胁着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到了真圣王时代，《三国史记》并没有过多记载天灾这些事件，只是写道：“真圣王二年（公元889年）五月，旱”。但是，紧接着的就是“三年，国内诸州郡不输贡赋，府库虚竭，国用穷乏”。从这里可以推断出前一年的旱灾应该是对新罗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庄园贵族和地方城主垄断租税，加上旱灾的打击，新罗政府无力赈灾，随之而来的就是沙伐州的起义。

三、新罗末期农民起义结果的两面性

新罗末期农民战争的胜败是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一方面，王建领导起义军最后灭亡了统一新罗，在军事上是胜利的；另一方面，起义军内部领导势力频繁更迭，义军在后期已经不是由农民阶级来领导，而且义军代表的利益阶层也不是农民阶级。从这一角度来看，农民起义在本质上是失败的。

四、农民起义结果出现两面性的原因

首先，农民战争之所以会成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1、新罗和起义军实力有差距

统一新罗下代，新罗王室和大贵族生活日益糜烂，军事上武备废弛。如定康王三年（890年），元宗、哀奴沙伐州起义。“王令奈麻令奇捕捉。令奇望贼垒，畏不敢进”。⑨从这段记载可以推断，起义之初，农民军气势旺盛，而新罗军队则士气低落，怯战畏死。又如定康王五年（891年），北原梁吉“领百余骑袭北原东部落及溟州管内酒泉等十余郡县”。⑩梁吉仅百余骑就横扫十余郡县，这种情况也可以推断出新罗军备是多么废弛。

反观义军方面，梁吉在北原起义之后，势力日渐壮大，各地义军在名义上都要受梁吉的册封。同时，甄萱、弓裔、王建等人都很有军事才能，连连夺取新罗城池要塞。

2、农民起义受到平民的欢迎

新罗末期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各地受苦农民纷纷举事对抗腐败的新罗政权。当然，这些起义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是不会成功的。前文提到梁吉仅率百余骑就能袭击十余郡县，这其中固然有双方实力差距问题，不过当地人民对于义军的拥护肯定也是极其重要的。又如甄萱在“西巡至完山州，州民迎劳”。B11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平民对于义军的支持也有的巨大帮助。

3、领导阶级的正确指导

起义军虽然内部斗争不断，但是各主要义军首领在早期都能够正确指导军队。如弓裔，虽然在建国后他肆虐残暴，但是在早期他能够“与士卒同甘劳逸”，善罚分明，很得人心，也正是因为这样，才“降者甚众”。又如王建，他在称王之后从战略角度出发，一改弓裔仇视新罗的态度，联合新罗抗击后百济，这才轻松统一全国。

其次，之所以说农民起义会失败，是以领导阶层的成为基准的。梁吉、甄萱、弓裔等人都是农民出身，B12最初他们都能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这也是他们能够得到农民阶级拥护的原因。可是后来梁吉被弓裔击败，其势力日渐衰落，而弓裔、甄萱则建立了自己的王国，颁行封建制度。此时的农民义军自上而下已经改变了性质，他们不再是最初为打破社会不平等结构的斗士，而是企图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至于最后灭亡新罗的王建，他本身是就是开城地区的豪族。王建之所以会参加义军，一是因为新罗政权摇摇欲坠，朝不保夕，而义军声势浩大，新罗有改朝换代的趋势；二是因为地方豪族虽然属于地主阶级，但是远离政治中心，王建意图借机上位。王建身为地主阶级，本身的阶级意识要优于农民阶级，所以他利用农民军是易如反掌的。

结 语

虽然新罗末期的农民起义最终被地主阶级所利用，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但是这场战争也有着积极意义。首先，它击垮了腐朽的新罗政权，使得社会结构重新洗牌；其次，它给了高丽统治者借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作者单位：延边大学）

参考文献

[1]（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10月。

[2]（高丽）一然，孙文范等校勘.三国遗事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

[3]朴真等.朝鲜简史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4]（韩）李基白.韩国史新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9月。

[5]王立达. 新罗末期的农民大起义J.历史教学.1954年第12期。

[6]李成德.新罗封建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J.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7]杨昕.从《三国史记》初探新罗社会制度的发展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注解

① 《三国遗事》卷二纪异，赞耆，记异，同婆郎歌日。转自朴真等《朝鲜简史》。

② 《三国史记》卷第十一 新罗本纪第十一 真圣王。

③ 《三国史记》卷第十一 新罗本纪第十一 真圣王。

④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 列传第十 甄萱。

⑤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 列传第十 弓裔。

⑥ 朴真等：朝鲜简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⑦ （韩）李基白：韩国史新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4年版，第81-82页。

⑧ 《三国史记》卷第十一 本纪第十一 宪康王。

⑨ 《三国史记》卷第十一 本纪第十一 定康王。

⑩ 《三国史记》卷第十一 本纪第十一 定康王。

B11 《三国史记》卷第五十 列传第十 甄萱。

B12 弓裔自称王室后裔，但是其身份值得商榷。值得肯定的是他是以农民身份参加的起义。具体参见王立达先生的《新罗末期的农民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