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判监督检察科设置的探讨

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置一定的职能部门，具体负责履行不同内容的检察权，是检察权有效行使的重要组织保障。因此，要解决审判监督科设置是否具有合理性问题，首先要了解检察权的内容。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和有关的法学理论，我们认为可以将检察权的内容大致分为五项：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逮捕权、诉讼监督权、非诉讼监督权。

在我国，公诉权作为检察权的内容之一，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笔者认为不应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独立出来超然于诉讼职能之外或之上，理由如下：

（一）从检察制度的诞生和发展历程考察可知，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职能从其诞生开始，就与公诉职能同生共存。

从西方检察制度的起源看，早在14世纪初，法国国王腓力普四世将国王人改称为检察官，从而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当时的检察官就被赋予两项基本职权：一是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对犯罪进行侦查，批准对被告人的，参与法院的审讯；二是代表国王对地方行政当局进行监督，成为国王在地方的耳目。从我国古代与现代检察制度有着相似功能的御史监察制度看，作为古代中国检察官的御史，其职能是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对违反朝纲政纪的官吏进行弹劾，参与监督中央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判，在全国范围内或在特定地区对地方司法进行监督和检察，同时具有监督和控告功能。由此可见，不论中外，从检察制度最初产生的时候起，就具有两项功能：一是承担法律监督职能，二是从事追究犯罪、控诉犯罪的职能。与之相比，稍晚产生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与此稍有不同，作为国王（或国家）法律顾问的检察官一直是刑事案件的人之一，没有提起刑事公诉的专属权，但对行政法律的实施及政府行为的法律监督职能却很全面，包括运用衡平法救济方法督察纠正地方政府机构的违法侵权、督促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履行法律、为政府各部门提供法律协助、代表政府对所有的法律提案给予解释、回答、质询等等。在近现代的发展中，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检察职能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在法国，检察官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职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完善，检察官可以指挥司法警察、监督预审法官，在审判中的地位大大高于辩护人，并不受法官指挥权的限制。检察机关的地位也发展到了与法院等量齐观的程度。在日本《检察厅法》明确规定，检察官有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的权限，也有请求法院正当运用法律的权限，监督审判执行的权限。而在英国，《犯罪法》对检察机关公诉权的确定，使检察机关追诉犯罪的职能得到强化，其法律监督职能则未得到相同程度的发展。同时，在英美国家发展起来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更加强调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要以平等的身份与被告方展开对抗，相对弱化了其监督职能。尽管发展趋势不同，但总的来看，监督职能都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之一，与对刑事犯罪的公诉权并存。只不过在西方国家，比如法国，即使检察官的监督权利很大，但法律并没有赋予其独立的法律监督者地位。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及基本法律中，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独立的法律监督地位，并赋予其进行监督的一系列职权，是对世界检察制度的极大创新，并通过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得到空前的发展。我国在检察制度上借鉴了前苏联的做法及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也是对我国历史上御史监察制度的基本精神在现代法律制度中的传承，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前苏联的中国特色。可见，我国检察制度中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二）从法律规定上看，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原则

我国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和职权，是由《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所赋予和确认的。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也在总则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使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其意义就在于检察机关不是在诉讼活动的某个阶段或某个局部行使某些具体的监督权力，而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贯穿刑事诉讼过程的始终，包括对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参与到刑事诉讼中的各方主体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所以，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这一基本诉讼原则的必然要求。同时，这种监督又不是任意的、脱离于诉讼程序之外的，而是通过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在各个诉讼阶段可以行使权力，及行使该权力应遵循的法定程序的规定来实现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发现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提出纠正意见的权力，以及发现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有权提出抗诉的权力。因此，其一，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包括审判活动是有权进行法律监督的；其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又是通过具体的诉讼权力实现的。在行使诉讼权力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的作用又从两方面得到实现：一方面，检察机关通过行使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等诉讼权力，实现惩罚犯罪分子或者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作用；另一方面，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监督权力，实现其保障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统一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之中，统一在具体的诉讼权力之上，实施起来紧密相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在诉讼活动中的诉讼权力，为检察机关顺利地进行法律监督提供了基本条件，检察机关必须通过这些权力参与到诉讼活动中，才能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正确执行国家权力的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也正是这些诉讼权力，使检察机关在各个诉讼环节上具有一定的程序决定权，保障了法律监督的实现。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行使具有法律监督性质的权力，也使刑事诉讼中的违法行为能够得到纠正，从而保证了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依法、顺利进行。这些方面就构成了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原则的实际内容，也是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法律渊源。

（三）检察机关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合一，是符合诉讼法学原理的

在我国的检察理论及实践中 ，对法律监督权的探讨形成了一些误区，比如过于强调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和重要性，过于看重检察官在法庭中的座位等，无形中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权脱离于公诉权之上成为一项诉讼中的特殊权力，也造成了检察官以监督者自居的心态。由此引出了诸多对检察机关的审判（诉讼）监督权提出异议的观点。对此，笔者认为，应从监督行为本身的特性出发，澄清一些观念上的误区，并结合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实际情况，对检察机关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合一行使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1.及时性和参与性是监督的首要特征，超然与超脱不是监督者的本质要求。我们应明确一个基本前提，即监督者不是裁判者。的确，现代诉讼制度的标志之一是法官中立，法官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中立于控辩双方之上。法官作为裁判者，是在诉讼程序的终点处以超然的姿态和超脱的品格决定着诉讼的终结。这是维护裁判者的权威和裁判的最大公正及终极效力所必需的。从诉讼程序的开始到结束，法官是消极的，基本上是中立的“旁观者”。监督则不同。刑事诉讼监督的目的是发现诉讼活动中的违法情况，监督者必须尽早发现、及时制止违法行为，并防止其消极后果进一步蔓延。要做到这一点，监督者就必须积极介入诉讼活动，在诉讼参与中实现对诉讼的监督。所以，监督者是参与者不是裁判者，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不是与诉讼法律关系并行的另外的关系，而是就融合在诉讼过程中，发生在诉讼活动中，有时还引讼程序的开始。

2.监督强调的是产生制约。在权力制衡原理中，监督与制约是同质的概念，其本意是通过权力的合理架构达到防止权力滥用的目的，只要起到制约的作用了，目的就实现了一半。与裁判的终局性要求它一定要公正不同，监督的参与性要求它一定要有介入的动力和积极性，这就要求要有自身利益在其中。否则，仅仅是一个毫无瓜葛的局外人，非要它积极、主动地去监督别人，是不合道理的，那就不是监督反成干预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刑事诉讼法》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和刑事诉讼监督权，使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检察机关在尽最大力量实现公诉目的的同时负有监督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的责任，并相应地规定了诉讼手段，实际上是用前者的利益动机促成后者的进一步实现。所以，监督者在进行监督时必然会形成明确的诉讼主张，主张的内容往往与公诉目的密切相关，并借助于公诉手段实现。

3.从诉讼过程中权力各方的力量配置来看，公诉权与监督权的合一也是应权力制衡的要求而设的。现代诉讼制度以平衡为基点寻求公正，控辩对抗、法官中立是为了确立庭审中的平衡，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分工制约是为了确立诉讼中的国家权力的平衡。实践中，审判权是诉讼活动中最强大的国家权力，它的强大以裁判的实体效力和终局权威为依托，公诉权作为程序性权力相比而言显得柔弱一些，而公安机关作为政府力量在行使侦查权时表现出的独占性，也使得公诉机关在证据不利难以实现控诉目的时无计可施。这两种现实状况都迫切要求加强检察机关的权力，使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各方力量基本均衡。而检察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只能通过诉讼手段行使权力，所以，除了在决定是否的问题上享有一定的裁量权之外，更有效的办法就是使公诉权与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权充分融合，使公诉机关有能力指挥侦查部门，从而介入侦查活动，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加强对法庭审判活动的事后监督，并赋予其庭上异议权，从而既有利于公诉权的最佳实现，又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威，使我国的诉讼结构基本平衡。

4.公诉权与刑事诉讼监督权的统一行使不会必然导致检察权的膨胀。从诉讼理论角度看，公诉权与刑事诉讼监督权不是完全重合的。所谓二者的合一是指这两类权力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力都是程序性权力，其中有些是公诉权力，有些是监督权力，有些是二者兼而有之。如审查批捕是为了考察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与适当性，就是监督权力；提起公诉是为了启动审判程序，就是公诉权力；二审抗诉旨在引起再审程序，就既是公诉权力又具有监督的本质。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都没有实体上的裁决权，各项权力的行使都只发生程序上的效力。其中，检察机关作出不决定的权力也是从程序上对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既不具备法院裁决的既判力，也不意味着诉讼程序的绝对终止，也不是实体上的处分。同时，因为不不产生有罪的法律后果，所以在阶段终止诉讼程序亦不会对嫌疑人的权利构成侵害。因而，强调公诉权与刑事诉讼监督权的合一，从而加强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力，只会使刑事诉讼活动的程序性更为突出和严格，而不会使检察权过于膨胀以致威胁到各方权力及权利的行使。

5.另立内部监督机构的设想不符合司法改革的初衷。全局性的司法制度改革也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也好，其出发点是对现有机构和制度的功能进行合理改善，充分调动现实的司法资源，使其达到较好配置。既不能把现有的一切重来，也不应在现有机构之外另设机构，前者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后者只能造成资源浪费，对现有诉讼机制的进一步合理化没有实质性贡献。而且，如前所述，监督权的及时参与性及程序性使得不能将其单独交由某一个机构行使，那样做只会使本来就不够平衡的机构设置和权力配置更加失衡，改革更加无从下手。

综上所述，针对现在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监督效果不佳的现实状况，我们应着力探讨的是如何从诉讼程序上细化、完善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使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职能通过诉讼活动得到最佳实现，而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将监督权与公诉权分离及另外设立监督机构的问题上。同时，应认识到，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监督职能的有效行使是以公诉方、辩护方和审判方在诉讼中积极有效的共同运作为前提的，参与刑事诉讼的各权力主体对此必须澄清认识，出庭公诉的检察官不能因其负有监督职能而舍弃控诉职能，更不能凌驾于辩、审之上；辩护方和审判方也不必因为检察机关同时还负有监督职能而对其心存敬畏。说到底，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与公诉职能的理想关系应该也只能集中体现在法律监督职能在诉讼中的良性运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