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摩擦的新特征及我国的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通过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等方式也日益紧密。与此同时，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以及不一致的经济利益冲突使贸易摩擦频频发生，不断升级。在当今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各国都应对贸易摩擦问题有全面、深入的认识。不仅要在发生时采取有效措施，更要防患于未然。

一、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摩擦的新特征

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贸易摩擦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数量不断增多。从贸易摩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国与他国的经济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与摩擦发生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一国经济由国内走向国际，贸易摩擦的数量也随之增多。据统计，从1995年1月至2005年6月世贸组织成员共发起反倾销调查2700多项。1995～2004年，共有17个世贸组织成员启动176起反补贴立案调查，采取最终反补贴措施108起。

贸易摩擦涉及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发生的贸易摩擦涉及到4000多种产品。这些产品从最初的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转移。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不断有新的行业和产品成为贸易摩擦的对象。而且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在各国6DP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而且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也增加到20％左右。由于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是一国与他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向服务业的倾斜导致了贸易摩擦由货物贸易领域逐步渗透到服务贸易领域。总之，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涉及到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众多产品，对国民经济的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影响。

贸易摩擦焦点开始发生转变。在工业化进程的早期，摩擦往往只涉及某种单一产品，是不同国家在相同产业上的摩擦，属于微观领域的摩擦；但随着两国贸易往来的深入，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凸现出来，从而带来宏观领域的摩擦，此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成为解决摩擦的重要手段；生产的国际化和市场的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成为对外投资的主体，由此两国在投资方式、内容和结构上的分歧，又容易引起投资摩擦；现在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摩擦已不再局限于货物贸易领域，而是涉及到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及规制缓和、竞争政策等问题，摩擦的解决也逐渐依赖于规制缓和以及规制改革。因此，摩擦的焦点转向制度摩擦，如何建立与国际经济协调的体制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加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对健康、安全和环境等涉及生活质量的诸多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对新的标准和技术法规的需求与日俱增。而当建立在这种新标准和技术法规基础上的各种合格评定程序、认可制度、检验制度成为限制外国产品进口的障碍时，它们就变成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出口产品总体质量、档次较低；而我国产品的出口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其中的发达国家对输入产品要求非常严格和苛刻，使得我国出口产品不可避免地面临越来越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WTO以及贸易救济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关税及配额许可证等传统管理贸易的手段逐步弱化，由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手段构成的各国贸易救济机制正逐渐成为各成员维护产业经济安全、解决贸易摩擦的合法而有效的武器。特别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发展中国家维护本国利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中国对外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分析

贸易摩擦既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运行的客观普遍性，又有其针对不同国家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对我国而言，贸易摩擦的产生既有不可避免的外部根源，又有其自身的因素。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外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家间实力此消彼长相伴随的是国别利益的强化，它刺激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由此导致贸易摩擦频繁发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达国家经济体均出现了内需不足、供给过剩的局面。相比而言，中国经济发展较快，6DP增长率长期保持在8％左右，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最大、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虽然许多国家承认，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东亚地区的经济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活力。但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却认为中国的日益强大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他们把国际贸易看成是“零和”博弈，把世界经济当作是“非赢即输”的竞争，将国内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造成的。由此依靠国家政权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有时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策首选，并以此为依据采取了许多以邻为壑的贸易措施从而导致中外贸易摩擦的增加。

出口商品的结构特征和出口市场地理分布过于集中，加大了我国对外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近年来，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逐步升级和优化，初级产品比重逐渐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显著提高。因此我国的出口产品不仅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及其国内产业直接竞争，而且与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发生越来越多的竞争。在我国加工的出口产品都集中于劳动密集环节，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这些附加值不高、产品差异化水平不大，而价格竞争力又较强的产品出口，并且是大批量的出口，极易引起进口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进口国壁垒的限制。

企业的自我防护意识差、预警机制不完善。我国出口企业欠缺敏锐、通畅的信息捕捉、分析和传递系统，对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远未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致使企业竞争手段单一，国际营销谋略不足。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国外市场的动态了解不及时，即使在国外企业或行业中介组织已经决定或表现出对我们某种出口产品的关注，并可能付诸调查，决定立案之时，我们的企业仍不改变原有的出口战略，继续大量涌入出口市场，使自身陷于被动地位。不仅如此，我们的企业在一旦遭遇贸易摩擦时，经常连完整的、符合国际要求的有关成本、销售的记录也无法提供，更使得自己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加大了在摩擦中可能遭受的损失。我国预警机制的行业范围也过于狭窄而且行业协会的作用尚难以全面发挥，难以承担起许多国际贸易活动中不宜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事务。

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出口经营秩序混乱。我国的一些产品的确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但也存在着很多可替代性较强的产品，其竞争优势大多来源于国内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价格

优势。企业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因此出口企业大都采用压价战略，出口经营秩序混乱，在国外的反倾销案件中处于劣势。WTO相关条款的模糊性为贸易摩擦的产生提供了机会，而其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在遏止贸易摩擦的产生方面力度不够。虽然这些例外条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WTO整体协议在成员国中的顺利执行，但是这些例外规定存在的模糊和漏洞，也使其常常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成为实行进口限制的借口，导致贸易摩擦频繁发生。

另一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不能通过集体或制度的力量做出可信、有效的评判，无法有力地惩罚有关国家单方的钻空投机行为。程序的约束与制裁违约国的直接成本结合在一起，降低了采取制裁行为的可能性，所以争端解决机制的种种程序性安排增加了时间成本，降低了提讼的主动性，从而不利于可信性的提高，而可信威胁又是抵制投机行为的必要条件，因此也就难以抑制有关国家的投机行为。

三、中国减少贸易摩擦的战略调整

在建立和谐的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经贸协调机制。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构成了中外贸易摩擦的主体。因此，中国政府应致力于同发达国家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和谐的双边关系奠定基础。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中长期政策的核心应当是经济与政治双管齐下。加强双边政治对话与合作，发展良好的政治关系，并在两国之间建立某种协商与合作机制，形成经济推动政治，遇到具体问题时，就能够在规定的、可预见性的范围内解决，这样就在制度上保证贸易摩擦的顺利解决。

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应积极调整对外经济战略，避开发达国家的锋芒，避免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霸权直接对抗，要在两国经济竞争的态势下，不断扩大双方的共同经济利益，并促使经济互惠、经济互动释放的强大能量转化成稳定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性权力。中国政府要力争变被动为主动，着手于双边经贸关系的大局和长远，提出建设性主张，增强自己的话语权。

加快技术创新及技术认证工作。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措施。虽然就贸易摩擦本身来说，通过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摩擦具有共同的尺度和标准，但由于中国与不同国家进出口结构不同，不同国家在中国对外经贸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采取的手段不同，中国在解决与主要国家的经贸摩擦时必须采取不同的对策。如针对美国在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中经常打制度牌，中国应以制度对制度，尽快建立健全本国的法律制度体系，同时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时应防止美国的制度陷阱；针对日本对华投资战略的变化导致的日资企业对日出口引发的贸易摩擦，应该建立磋商协调机制，由中日双方共同承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中国政府应努力构建一个有效的、适度的、动态的和主动的产业保护体系以及预警制度，扩大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范围。要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应诉，加大对外谈判和磋商力度，力争取得对我国有利的结果，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从生产源头抓起，加强投资引导，加快结构调整；加强对世贸组织规则的研究，加紧培养处理贸易纠纷的专门人才，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解决贸易纠纷；发挥中介组织行业自律作用，建立一个国外经济贸易政策发展变化和产业增长的数据库，维护出口经营秩序，减少国外对我国采取相关措施的可能性。

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贸易摩擦也有所增加，一些国家不断采用反倾销、保障措施以及质量、技术、环保等标准对中国出口商品设限。因此，我们应正确估计和认识贸易摩擦带来的困难和挑战，辩证理性地看待贸易摩擦，适时调整对外经贸战略，进一步做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各项应对工作，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