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情墨趣话题款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书画印的一体化,充分体现了中国画特有的题款艺术。

题款艺术在我国由来已久。据史籍记载,早在有钟鼎文出现的商周时代,便已可见“款识”的端倪。至汉代,绘画艺术已和书法密不可分,“夫左图右书,二者不可偏废。”正所谓书画同源。清代以后,题款已有“三分画七分题”之说,几乎是有画必题了。

所谓题款,就是指绘画上的题字。“题”,是指书写在画面上与画题有关的诗文;“款”则是指画面上作者的署名或题赠对象的姓名。

中国画作者在落款时是十分讲究“经营位置”的。对于一幅画来说,题款已成为绘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不但可以弥补画面的空白,而且可以使画面更加富于变化,深化题旨,开拓意境。在这些方面,古往今来许多绘画大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借鉴。

宋徽宗赵佶政治上是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但在中国的书画艺术方面却很有作为。在书法上,他独创了一种别具特色的“瘦金体”;在绘画方面,他擅长花鸟,也能画人物山水。其题款也自成一格,很有代表性。如故宫所收藏的他的一幅《芙蓉锦鸡图》,画中一只锦鸡仔立于从左边斜出的芙蓉枝上,回首凝眸,眈眈注视着右上角翩翩飞舞、相互嬉逐的两只蝴蝶,左下角点缀有一束摇曳多姿的秋菊。右下角为“宣和殿御制”字样及赵佶的签名花押。在双飞蝴蝶下面的空白处,以他的“瘦金体”题写有一首诗:“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鹜”。精美的绘画配以飘逸瘦劲的书法,使画面显得稳定、均衡、熠熠生辉。在构图上则开合有度,疏密有致,给人一种和谐的美感。

明代素有“江南第一才子”美誉的唐寅有一幅《孟蜀宫伎图》,描绘了五代后蜀孟昶的宫庭生活。画面上四个盛装的宫伎向背不一,神态各异。右上题诗曰:“莲花冠子道人衣,日待君王宴紫徽,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斗绿与争绯。”使绘画的用意昭然纸上。笔情墨趣,相映生辉。

清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石涛有幅《竹梅双清图》,把款题在竹梅所生长的岩石上,可谓独出心裁,新颖别致,在淡墨勾出其轮廓的石头上,以浓墨题满了变化多姿的行草书法,犹如为石头表面蒙上了一层青苔,使其生机盎然,与生长于其上的竹叶梅花呼应顾盼,使画面更加生动而富于表现力。

被誉为“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不但以书法入画,而且以画法写字,创造了一种“六分半书”,融书画为一体。他的诗书画人称“三绝”。他有一幅《竹》,题诗于挺拔不屈的下部竹竿之间:“不过数片叶,满纸俱是节,万物要见根,非徒观半截,风雨不能摇,雪霜颇能涉,纸外更相寻,干云上天阙。”高尚的情思、人格和气节溢出于竹竿之间,加深了画的力度和内涵。

集画家、篆刻家、书法家和诗人于一身的齐白石一生作画70余年,于花鸟草虫、山林禽兽的写照中表现了他对生活和自然的挚爱之情。齐白石自己说:“余诗第一,篆刻第二,字第三,画第四。”而这几个方面都表现在他的题款艺术中。如他有名的《发财图》,画面右下角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算盘,此外便是大面积的题跋。若不看题跋,则难解画中寓意何在,题跋已成为打开这一画谜的一把钥匙:“丁卯五月之初,有客至,自言求余画‘发财图’。余曰:‘发财门路太多,如何是好?’……‘欲画印玺衣冠之类耶?’曰:‘非也。’余又曰:‘刀枪绳索之类耶?’曰:‘非也。’‘算盘如何?’余曰:‘善哉!欲人钱财而不施危险,乃仁具耳。’余即一挥而就,并记之。时客去后,余再画此幅藏之箧底。三百石印富翁又题原记。”画家的用意于题跋可一目了然,使所画之物也活了,不再是一般的计算工具了。

当然,题款也并非没有失败的先例。好的题跋,堪称画龙点睛之笔;坏的题跋,则难免画蛇添足之讥。明代大画家项墨林,字、画都好,但题跋常有画蛇添足的毛病,向他乞画的人,常常贿赂他的书童,等他一画好,就打个印章取出来,免得他加上不讨人欢喜的题跋。这种贿赂钱,人称“避题钱”。可见,一个成熟的画家(不仅是画家),除了绘画之外,还应有多种艺术修养,正所谓“功夫在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