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来自敬畏

这个初冬，就像气候冷暖无常，交通生产也是“坐立”不安，空难、海难、矿难接踵而至，不断刺激人们脆弱的神经：

11月21日，包头飞往上海的东方航空公司云南分公司Mu521O次小型客机刚刚升空即坠毁，机上乘客与机组全部人员以及地面2人共55人遇难；

11月20日，沙河市白塔镇5家铁矿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65人遇难；

11月16日，大连港附近的“辽海”号客货船失火，幸好船上340名乘客与工作人员全部得到营救；

11月11日，河南平顶山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3人遇难；

也许事故过于频仍，也许罹难后的生命都变成冰冷的数字，或许还有更多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当灾难的狰容尚未侵入你我亲友的时候，人对生命并不那么敏感。狼能为自己同件的阵亡而仰天悲嚎，古人说兔死狐悲，那么人自当更应该物伤其类。然而，现实却常常用经济或其他力量迫使部分利益相关者冷血。

“11.21”空难刚发生，东航公司就忙不迭地宣称，飞机提前起飞与空难无关，三名乘客持他人身份证登机与空难无关，廉价的日本液压油未预热更与空难无关，反正一句话，空难是因为飞机不好，不是管理的原因――而此时，黑匣子尚未开启，他们凭什么矢口否认?即使黑匣子揭出真相，证明确实是不可控因素所致，与安检漏洞无关也只是个侥幸。

就说十几天前，两名少年在昆明机场爬上飞机起落架，飞机起飞后，一人摔死，另一人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万米高空上度过惊魂一小时，联想到两年前的“5.7”空难，这都反映出机场安检的巨大漏洞；还有其他许多的人为灾难，都无可辩驳地表明，无论制度还是人事，无论制度设计还是制度操作，无论事故前还是事故后，社会上普遍存在对生命的不够负责任。

早在几千年前，佛陀、孔子、老子还有无数古圣先贤，告诫我们，要敬畏生命，还要敬畏生命之所出的大自然，正是在这种敬畏中，所有的生命才能获得应有的关护。

然而，数百年来，当人们利用现代科技造福人类的时候，敬畏生命的伦理却在同步消解――虽然不否认在有些地方依然生命力旺盛。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法国医生史怀哲说：“受制于盲目利己主义的世界，就像一条漆黑的峡谷，光明仅仅停留在山峰上。”当前发生的诸多灾难，表面看似乎一地散珠，相互间仿佛毫无关联，而内在原因却常常惊人地一致，对生命缺乏敬畏，正是社会“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产物。

当煤矿老板疯狂挖开大地的时候，矿工的生命只是他每天必须支出的工资；当出租车公司的老板获得许可证之后，利润的目标将司机的应交份额逼签成365天的合同，一天休假都不给……于是灾难发生了。

有人总是将种种问题归咎于转型社会，转型并不是一个责任垃圾桶，更不意味着一切恶果都可以摆脱道德的追问，无论政府还是社会，甚至个人都应该对天自问。

一些政府部门能否心平气和地问问自己：行业的产业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为什么长期得不到纠正?

航空公司能否问问自己：为什么那么多怵目惊心的漏洞在出事前被忽视，是人事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无论是国有还是冒充国有的私有矿主是否也扪心自问。在计算矿山成本的时候，其中有没有生命的份额?

千追百问不离本心，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能够一定程度超越自己最近前的利益，关怀、悲悯同生而为人者的生命，甚至其他生命。

197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称为“贫民窟中的圣人”的特蕾莎修女，曾应邀参加一次世界性的反饥饿大会，在会场外，她发现一位饿得奄奄待毙的老人，特蕾莎立刻将老人带回“爱心修女会”护理，不再去“反饥饿”，后来老人带着满足的微笑离世，特蕾莎认为同顾饥肠辘辘的人而空谈反饥饿是荒谬的。二战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每年都在特定的纪念日纪念罹难的同胞，在此过程中，他们会虔诚地念出每个死难者的名字。敬畏生命就是这么艰难而又简单。

没有什么失去此生命的失去给人留下更多的伤痛，也没有什么败坏比人心的堕落更败坏。转型时代是转向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时代，没有健康伦理依托的人权尊重是不存在的，因此转型时代也是一个形成健康伦理的过程，伦理无依的时代，往往也是伦理重建的时代，敬畏生命正是其核心精神。

虽然以概率论看，再健全的制度、再淳朴的人心也无法完全杜绝人为灾难，但只要对生命有真诚的敬畏，就能最大程度地防微杜渐，而不是做事后诸葛亮。

灾难从反面给我们启示：惟有敬畏生命才有最大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