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普贤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界对普贤菩萨的研究日渐兴盛，不断有新作问世，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对普贤菩萨的来历、普贤信仰的内涵、民间的普贤信仰、普贤道场、普贤造像等诸多方面有所探讨，对华严的普贤、密教的普贤、净土的普贤都有所阐发。但对于普贤信仰演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体系，普贤哲学的内涵、普贤哲学与普贤信仰的关系、华严中的普贤与密教中的普贤的关系仍是空白。

一、台湾学界的普贤研究

海云继梦法师的《普贤菩萨的存在价值》一文，介绍了普贤菩萨。他认为，普贤菩萨是大乘佛教发展到“一佛乘”阶段的代表性菩萨之一，是“性宗”经典的代表，与文殊菩萨所代表的“空宗”经典交相辉映，文殊类经典的语言模式及思维模式属于“破”的模式，而普贤类经典的语言模式及思维模式属于“立”的模式，且破皆是“双破”，立皆是“双立”。“毗卢遮那佛是法界的真理，而普贤菩萨则是实践真理的人，其地位之崇高无以复加”，在华严系统内，他的重要性超过了弥勒和文殊，“这也是佛教思想成熟的必然状态”。海云法师认为，正是因为毗卢遮那佛代表的是“十全十美”的生命境界，所以需要“普贤”菩萨作为代表，毗卢遮那佛作为法身佛是“无形无像”的，“普贤菩萨即是毗卢遮那佛的具像化……具体化”。关于文殊与普贤的区别，他提出了“文殊表语业修法，表破第一生命的执著；普贤表身业修法，表第二生命的存在。”他将普贤行法与传统儒家的“八条目”进行了对比，认为普贤菩萨的“身业修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海云法师是当前华严法脉的传人之一，在海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他以自身的践行和体悟，对普贤菩萨作出了创造性的评价和认识。

柯惠馨的《华严经中普贤菩萨之研究》台湾私立东海大学的硕士论文，也是台湾普贤研究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柯先生认为《华严经》中的普贤菩萨有如下特色：一、地位高显的上首菩萨；二、佛果境界的展现者；三，成佛之道的阐述者；四、依真理应化的虚空身相；五、重视实践力行；六、强调悲智相融的“普贤行”。他进而对“普贤十大愿王”进行了解读，对《华严经》中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的关系进行了总结，指出两者有成就因缘的不同，身貌、住处与角色的不同、菩萨修德的不同、说法内容的不同四个方面，并对其他佛教经典中的普贤菩萨进行了简单地介绍。在其论文最后的“研究心得”一节中，柯先生认为自己对密教缺乏了解，因此无法对普贤菩萨作出全面地论述。

娄静华的《大乘佛教智慧与愿行的表征——论华严经中文殊与普贤的形象》2006年的玄奘大学硕士论文；娄先生对大乘初期普贤信仰的产生及演变进行了简单地梳理，认为普贤信仰最初体现在《法华经》中，并对最初的“普贤行”进行了介绍。娄先生对“普贤行”的定义、内涵、实践基础都进行了介绍，对“普贤十大行愿”以及华藏净土与极乐净土的区别都谈了自己的理解。柯先生与娄先生对与《华严经》相关的佛教经论都很熟悉，对华严祖师们的注疏都有较全面地理解，在对《华严经》的阐释与普贤菩萨在《华严经》中的地位与形象、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的关系等方面都有较为新颖的见解，如两者都认为，“普贤十大愿王”作为“普贤行”的总结，其在《华严经》的发展史上是一以贯之的，是《华严经》中“普贤行”思想不断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并找出了不少证据来说明，可为一家之言；柯先生将“智”分为“初信智”与“后得智”，娄先生将“智”分为“信智”与“证智”，前者为“启发信仰”，后者为“证得法身”；娄先生认为《华严经》中文殊代表着“智慧之光”，而普贤代表着“慈悲之生命”，概括都很准确。

印顺法师《初期大乘佛教起源与展开》书中对普贤菩萨的渊源进行了追溯，认为其是“帝释天”与“目犍连”的融合，可为一家之言。台北大学的赖贤宗先生著《金刚萨埵与普贤菩萨之研究：不空三藏“印度密教的中国化”之一例》一文，认为不空三藏在印度密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融会了显教的普贤菩萨与密教中的金刚萨埵，他还介绍了“金刚顶瑜伽金刚萨埵修行法”，有助于了解密教中的普贤以及普贤菩萨的中国化。

蓝吉富的《普贤菩萨圣德新编》主要对“普贤十大行愿”进行了阐发和总结。其他还有陈琪、罗伟国著，张德宝、庞先健绘图的《普贤菩萨故事》；有佚名的《南无大行普贤菩萨》一书，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普贤菩萨的小故事，也可作为研究普贤信仰中国化的部分借鉴。从上所述可以看到，台湾方面对普贤的研究也是刚刚起步，虽有些观点很新颖，但并无系统性、全面性、专门性的研究普贤菩萨的成果。

二、大陆学界的普贤研究

1.关于普贤菩萨本身的研究

国内关于普贤菩萨本身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普贤信仰的渊源与历史演进”、“普贤信仰的内涵与特性”、“普贤信仰的地位与影响”、“普贤信仰与佛教宗派”、“民间普贤信仰”等五个方面。

(1)普贤信仰的渊源与历史演进

四川大学的张子开先生在其《普贤信仰的产生及大乘普贤形象的演化》一文中，首先对普贤菩萨在印度的渊源进行了考察，通过早期的涉及普贤的几部经，如《央掘魔罗经》、《悲华经》等的记载，认为印度的普贤信仰来源有两条线：其一是由“雅利安人理想化的故土——普贤苑——普贤国及普贤慧佛”，另外一条线是“部派佛教时期的某一佛教信徒普贤——被尊为菩萨”，后来，普贤佛和普贤菩萨合流，成为普贤菩萨信仰。关于普贤形象的演化，张先生认为，既然普贤菩萨最初的原型是部派时期的某个居士，那么，很自然，最初的普贤形象就是个在家的居士相，居士相也是大乘佛教佛菩萨的主流形象；普贤菩萨的第二个形象为骑乘六牙白象的天神相；第三个形象为在天神相旁边再加上十罗刹女而为佛之胁侍；然后张先生又谈及普贤菩萨传人中国后的普贤形象，认为最初为六朝时期的普贤相，身材清瘦，神情冷漠，应为当时士族阶层的写真；隋唐以后，则带有世间尊卑等级制度的烙印，为贵族的模样，身材丰满，面容慈悲；赵宋以后，日益世俗化，与社会人士并无大异。就位置来说，有“一佛二菩萨”的格局，也有“三菩萨”(中间为观音)的格局；张先生还提到，中土学者还对普贤菩萨的坐骑、普贤菩萨的坐姿、普贤菩萨的面容都进行了大胆而创造性地改造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