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开立账户引发的票据损害纠纷及其启示

基本案情

原告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东方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州银河支行票据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法院于2009年11月17日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人林武忠、张承凤，被告的委托人伍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06年9月5日，原告到被告处开立单位银行账户。2006年9月8日，原告向被告预留“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成伟动”的印鉴。2009年8月26日，某人员前往被告处购买一本《结算业务委托书》，并填写《票据和结算凭证领用单》，载明“户名：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单位签章：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成伟动（为印鉴），领用人签名：邓林正”等内容。同日，该人员在被告处办理了一笔结算委托业务，委托被告将原告上述账号的款项45450元转至“深圳市福田区摩百电子经营部”在被告处的帐号，并填写《结算业务委托书》，载明内容有：“委托人全称：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深圳市福田区摩百电子经营部，用途：往来款，委托人签章：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成伟动（为印鉴）”等内容。被告在该委托书的“复核”、“记账”处分别盖有名为“王丰增”、“魏文正”章，并办理了上述转款手续。

原告认为其公司并没有委托“邓林正”办理上述转款手续，于2009年8月27日向大州市公安局银河区分局银河南派出所报警，警方从被告处调取《票据和结算凭证领用单》、《结算业务委托书》与原告的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进行印文印迹鉴定，结论是：“送检的东方商业银行《结算业务委托书》与东方商业银行《票据和结算凭证领用单》上印文为“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成伟动”印文印迹与相应印文样本不是同一印章所盖”，因此，被告在没有经过仔细核对的情况下就向对方付款，存在过错，且原告还认为被告在管理上存在漏洞，遂诉至法院。

庭审中，被告认为大州市公安局银河区分局的鉴定结论，仅能说明对原告自行提交的印章与涉案当日办理业务所盖印章不为同一印章。但未对原告预留在被告处的印鉴与涉案当日办理业务所盖印章进行鉴定，无法证明被告在办理该项付款业务时存在过错，故申请法院对涉案的《结算业务委托书》与《票据和结算凭证领用单》中单位印鉴与原告在被告处开户时预留在被告处的印鉴进行鉴定。法院在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之后依法委托中国大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2009年8月26日“邓林正”在被告处办理划款业务的印鉴与原告2006年9月5日开户时预留在被告处的印鉴进行鉴定。2010年8月23日，中国大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署期“2009年08月26日”、签名“邓林正”的《东方商业银行结算业务委托书》上的“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成伟动”印文与启用日期“2006年09月08日”、户名“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的《东方商业银行大州分行验印系统预留印鉴卡》上“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成伟动”印文为同一枚印章所盖。

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40元、鉴定费3000元，由原告负担。

争议的焦点问题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账户开立环节中开户银行是否存在审核过错。对此原告和被告有严重分歧。

原告认为，被告在审查此《票据和结算凭证领用单》和《结算业务委托书》的印章时存在过错。案发当天，原告的“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均锁在公司的保险柜内并未使用，因此，事发后被告提供给原告的涉案《票据和结算凭证领用单》和《结算业务委托书》上的“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两章均为假冒。根据大州市公安局银河区分局从被告银行调取的《票据和结算凭证领用单》和《结算业务委托书》与原告的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进行鉴定所得出的鉴定结论：“送检的东方商业银行《结算业务委托书》与《票据和结算凭证领用单》上印文为‘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成伟动’印文印迹与相应印文样本不是同一印章所盖。”因此，被告在没有经过仔细核对的情况下向对方付款，存在重大过错，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东方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州银河支行抗辩认为：其对公客户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于2006年9月5日在我处开立一般存款账户。开户至今未到我单位进行任何印鉴变更，对账记录相符。2009年8月26日，业务经办人员邓林正前往银行购买结算业务委托书，并办理系统内汇兑，划款金额为人民币45450元，收款人为深圳市福田区摩百电子经营部。银行办理该项业务时已按照《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履行了核对印鉴的工作，并按照划款业务的正常操作流程进行了该业务的办理。被告认为其无过错和责任的核心法律依据是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的以下规定：“银行以善意且符合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审查，对伪造、变造的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签章以及需要交验的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未发现异常而支付金额的，对出票人或付款人不再承担委托付款的责任，对持票人或收款人不再承担付款的责任。”

法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开立单位银行账户时，预留了“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成伟动”的印鉴样本，作为金融机构（被告）支付款项的要件。在本案中，经司法鉴定部门认定署期“2009年08月26日”、签名“邓林正”的《东方商业银行结算业务委托书》上的“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成伟动”印文与启用日期“2006年09月08日”、户名“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的《东方商业银行大州分行验印系统预留印鉴卡》上“大州市文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成伟动”印文，两者同名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由此，原告于2009年8月26日在被告处的银行存款45450元被转走的行为应认定为原告所为。现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原告向被告更换过印鉴，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告违反相关金融管理规定，故被告接受办理了该笔结算委托业务并无过错，并未造成原告损失，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至于原告提出重新鉴定的问题，经查，法院在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之后依法委托中国大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结论，该鉴定结论合法有效，现原告提出重新鉴定的理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原告称其在被告处的银行存款45450元系被他人非法转走，原告可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不予调处。

对银行的启示

第一，监管规章形式审核未必有效规避法律责任。尽管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银行引用了《支付结算办法》有关银行善意和谨慎审核可免责的监管规定。而且法院没有质疑该规定引用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对虚假印章开户导致的法律责任可以仅仅依据无审查过错即可免责。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值得银行关注，即“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过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伪造者、变造者依法追偿。”“持票人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显然，银行开立账户环节未能识别印章真伪也可归于前述规定的情形之一。

第二，银行审核环节合法合规至为重要。银行在审核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尤其是有违法违规问题，则银行必然承担有关过错责任。例如未能及时发现有关个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存在明显瑕疵，提供的印鉴存在明显虚假痕迹等问题，则银行构成审核过错并应承担有关责任。从近年来法院受理的虚假账户引发纠纷案例来看，银行有必要加强账户开立环节审核，强化虚假身份或虚假印章开立账户发生的风险控制。

第三，银行严防内部人员与外部串通作案是防控虚开账户风险的关键。从众多虚假账户开立引发纠纷案例来看，存在银行内部人员参与虚假账户开立过程，即内部人员与外部诈骗分子的串通，如果内部人员存在此类行为，则银行不仅需承担一般的民事责任，而且管理责任以及监管法规的处罚也较为严厉。这种内外串通情形将构成银行监管高度关注的严重类别案件，并直接导致管理人员承担重大行政责任。为此，强化账户开立环节内部人员管理甚为重要。

第四，账户开立环节严格执行形式与实质复核相结合。虚假账户得以成功开立的原因较为复杂，有外部诈骗驱动因素，也有内部银行营销管理因素，银行过于追求开户数量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虚假账户的顺利开立。从账户开立环节来看，如果银行在流程上构建适当的形式审查与实质性复合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控虚假账户开立，例如在开户环节审核有关材料时，对于已经开立账户单位的相关账户及资料信息进行适当核对，或者在开立账户后及时通过客户现场访问、工商登记信息核实等途径对账户开立情况进行辅复核，既不影响客户追求的效率目标，又可适当补救形式审核的不足。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山西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