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区 打造幸福生活

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关键的新政策被提出。它的内容十分清晰，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包含了农民收入、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村整体面貌、环境的变化，农民素质的提升以及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完善等，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国内外观察家对此评论说，这不仅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现代化的美丽图景，也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乡村社会的想象。

但是，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正面临着重重问题：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紧缺，部分农产品产需缺口正在扩大，农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农业科技有待进步，惠农政策不能有效落实，农户经营规模小，农产品商品率和农业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较低等等。

在此背景下，如何带领大规模农村人口走向现代化？如何建设这个拥有巨大人口规模的新农村？如何通过新农村建设带动中国的新农民建设？围绕这些问题，2013年5月9日，公益中国・美丽乡村――“以人为本的新农村社区建设”论坛举办，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请来了国内外众多专家与实践者分享经验，共商解决之道。

农民合作组织不可忽视

孙炳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

农村社区建设正在全国铺开，2006年民政部《关于做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至2012年，全国约有30%左右的农村地区开展了这项工作。

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要求，“继续开展农村社区服务试点，加强资源整合，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农村社区建设一直没有提及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各地主要靠政府推动，在乡镇、数个行政村范围或一个行政村内建设社区服务中心，提供“一门式”办事服务，为村民提供场所，开展各种活动。农民文化、体育、老年等社区社会组织和活动团队也开始发展起来。乡镇民政、计划生育部门和村“两委”、村官及其动员的村民积极分子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还不够，还需更广泛的农民参与，其中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不可忽视。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近年出现综合化趋向，采取面向社区的发展策略。农民合作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可以弥补村委会服务的不足，其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微观调节。利用农村资源产生的经济收益，通过内部运作，直接用于社会功能支出。各项服务之间进行收益调节，效率很高。从决策机制和动力看，微观调节在内部实现，农民是组织的权利主体，又是社区建设的受益者，而宏观决策则缺乏权利主体与受益者的统一。总之，对农民合作组织来说，社区建设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应积极应对。

蒲韩乡村社区

郑冰 山西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理事长兼总干事

蒲韩乡村社区包含2个乡镇，43个村，6000多户村民，27000多人。可种植农作物有27种，家家户户都吃自己种的菜，生活成本明显低于城市。蒲韩乡村的有机联合社从2007年开始，至今共有社员3100户，出于有机农业的需要，联合社要求每户社员必须有1―5亩土地用来土壤转换，这种转换是一种节约成本的行为：少用或不用化肥，秸秆还田，免去燃烧的环节，可以保护大气，粘虫板和杀虫灯的使用也同样避免了杀虫剂对水源的污染。

社里的资金服务部为21个合作社的社员提供资金帮助。在农产品和外部市场对接的时候，社里会有一部分的闲散资金，当社员有资金需求的时候，可以实行内部的互助。目前，资金服务部每个月做相应的计划，当内部资金不够时，就及时申请外部的资助。重要的是，在蒲韩社区，资金服务的利润和服务社的利润有60%要返还社区，但是，不是以现金的方式，前3年是以公共需求的方式返还，例如：去年蒲韩社区的利润就拿出了15万做居家养老。

蒲韩的社区教育涵盖了国家农村社区教育的基本内容：实用技术培训、群体文化活动、精神文明和环保等教育。不同的是，蒲韩的教育不是死板的填鸭式，灵活多变的推广方式使得蒲韩的社区教育模式变得鲜活和独特。以纯粹民间的方式，达成政府对社区教育的定位，成功地建立了社区精神、社区文化、社区生活圈等，且在一定程度上以其独特的方式完成了职业教育，蒲韩社区教育已形成了一套农村社区教育的独特模式，也体现出一个发展趋于成熟的综合农协在社区教育方面的巨大作用和意义。

韩国新村运动

申五星 韩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韩国的新村运动是在1970年4月22日由朴正熙总统提出。当时韩国城市工业和农村的差距很大，农村无法摆脱贫困状态，所以为了解决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开展了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分为五个阶段，基础阶段是1970年到1973

年；扩大事业阶段是1974年到1976年；深化效果阶段是1977年到1979年；之后1980年到1989年是整备体制阶段；1990年到1996年是扩大自律阶段，那个时候我们感到新村运动已经结束了。

新村运动开展之后，韩国农协应运而生。农协的精神是自立、自助、协同，协同可以说是合作，新村运动的精神是勤勉、自助、协同，几乎一致。目标也是一致的，农协的主要业务包括：教育支援事业即培养新知识农业人、培养协同组织、生产支援环境农产物、土壤审定事业、营农现场咨询业、农村信息化事业、农民免费法律服务、农村医疗福利事业、维护农民权益、爱农村运动。

农协以农民经济社会、文化地位的提高为目的，这与新村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农协的推动主体是农业人的协同组、合作社，推进办法是农产品流通、金融事业，新村运动的推进方法是改善生活环境，增加农业收入。所以充分利用农村的资源，农协组织和基础设施，为新村运动的成果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2003年起，农协以城乡相生为目的，开展了爱农村运动。该运动是WTO体制下为了保护国内农业，与城市居民合作谋求农村活力而推进的，通过一社一村，一校一村，一部队一村等多种姊妹缔结的城乡交流，构建与城市居民的相生基础。安排城市居民到农村旅游，帮助农活，支援生活用品，农产品直接交易等活动帮助农村，农村给城市居民提供干净的环境及健康的农产品。通过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发掘和推进农村地区开发事业，包括老人福利事业、爱农村运动、农村旅游事业、农村文化事业等等。

台湾农村的社区营造

罗家德（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台湾，农村社区建设被称为新故乡建设。以台湾海口永兴镇桃米社区为例，桃米社区原叫桃米里。1999年“9・21”地震，距震央20多公里的桃米里被震出一个“桃米坑”，成为明星灾区。桃米里369户人家，有168户全倒，60户半倒。“明星灾区”的身份一下子将桃米里长久以来传统农村产业没落，人口外流等问题暴露出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反思。

在之后桃米社区的重建愿景里，相关专家帮助桃米人提出“桃米生态村”的概念，目标是将桃米从一个传统农村，转型成为一个结合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的教育基地。桃米人与专家们共同讨论出了培养休闲产业的相关课程，同时带领居民做调查，摸底桃米的资源特色。他们发现，当地的青蛙种类非常丰富，全世界青蛙种类共有51种，台湾有29种，仅桃米当地就有23种，基于这种情况，他们决定大力发展与青蛙相关的生态旅游包括民宿，现在桃米已有五分之一的人经营生态产业，在专家的帮助下，培育了30位青蛙、蜻蛉、植物、鸟类初级解说员。而其他人继续经营传统农业，但因生态旅游带动而升值，亦间接享受到生态产业的红利。每户的赢利达到百万新台币以上，是一般大学毕业生薪资的3倍，实现了从生存到生活的质变。

与此同时，为追求社区内部利益均沾的共生价值，设立了公积金制。民宿经营者和美食经营者上交10%的收入，生态解说员上交20%的收入，作为公共支出及社区弱势照顾之用。由此，社区生活共同体渐渐成形。有了公积金，桃米社区开始通过经济补偿废耕，恢复生态。比如茂埔坑溪被恢复成自然栖地。

早期桃米村是典型的基于血缘亲缘关系的熟人社会，社区成员流动性较低、安土重迁，很容易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关系网，关系网络非常致密，社区成员之间常见以亲情为基础的信任，“名声”对于村民而言，既是一种声誉机制也是一种监督机制。

这种社会特征也是桃米村“公田制度”得以运转的重要原因。桃米村目前最为重要的互惠机制是“游客资源分配接待制度”与“公基金制度”，如果没有这些互惠机制的牵制就会造成利益的纷争，进而引发更多的冲突，村民间的信任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公正的利益分配和互惠机制是维系成员间信任的重要因素，也是社区永续发展的关键。社造员就是“创业者”，而非“经理人”或专业工作者，社造行动的目的就是“让一方人民和谐团结，共同创造一方人民的幸福”，所以任何行动都以社区居民的团结、自治与自强为宗旨。只有社区居民积累了社会资本，学会了自组织、自治理，才算成功了。

日本农村的社会组织和服务

永井嘉和（Mr.NAGAI YOSHIKAZU）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专家

日本滋贺县在20多年前开始推进农民组织化。滋贺县位于日本的中部，在京都和名古屋的中间，耕地面积约为5万公顷，大部分都是水田，主要的农作物是大米，有4万到5万农户，每个农户所经营的耕地面积为1公顷多一点，多以零星的水稻种植为主，所以收益不高，大部分农户都是从事农业以外的产业。滋贺县农业整体的特征是个别经营，没有形成组织化，农户在村落里所拥有的耕地是零星、分散、不集中的。各家农户的田地交错分布，每一小块的主人、农户都不同，这样的情况是难以推广大规模、高效农业的。

滋贺县共有1554个村落，825个村落拥有200公顷以上的农地，因此农民的组织化不断得到了推进。剩下的700多个村落因为不断地城市开发，所剩的田地很少，没有进行组织化。推进了农民组织化的825个村落中，有31个成立了法人单位，开始经营农业。有341个并没有成立法律上所规定的法人单位，但是在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的销售等方面跟法人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他们属于国家的扶持对象。剩下的453个村落，村民以家庭为单位各自经营农业，在农业机械方面大家一起共享，还有组织来进行农作物销售。只有在生产大米或小米等特定的农作物时，村民才共同经营，并实现组织化。这样的村落是不属于国家扶持范围的。

1995年的时候，滋贺县总共有5.4万户农户，2007年降到了4.3万户，仅仅12年之间，减少了1.1万户，按比例来看将近20%。一方面农民人口确实是减少了，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推进了组织化，比如说有100个农户的村落，它成功开展了组织化的话，农户数只算为一户。

在农民的组织化方面，滋贺县各市政、村落的行政机构所起到的作用。机构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农民的组织化，提前把相关的信息收集起来，并直接到目标村落进行集中支持，相关村落除了能够得到国家和滋贺县政府的补贴资金之外，还能得到这些行政机构的额外补贴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