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

摘要：2007年重庆市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户籍制度、地票制度、“三权”抵押融资等改革措施，有效促进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利用合成控制法分析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没有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2011年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的降幅为12.7%，而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实际降幅为21.8%，即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使其城乡居民收入比多下降了0.37。可见，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通过促进资源自由流动提高了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水平，对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资源错配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和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破除对资源自由流动的限制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统筹城乡改革；合成控制法；城乡居民收入比；资源错配；资源自由流动；户籍制度改革；地票制度；土地流转；“三权”抵押

中图分类号：F061.3；F120.3；F127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1-0001-10

一、引言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蔡昉（2003）、陆铭等（2004）、周端明等（2008）、陈安平等（2010）等文献一样，本文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定义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　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其原因在于中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中国收入差距较强的解释力度。2007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之比为32.8，全国基尼系数高达0.53（李实　等，2011）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5意味着收入差距悬殊。　，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有待解决的问题。根据现有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收入差距增加的贡献最大（陈宗胜　等，2002）；如果使用Teil指数分解，那么1995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解释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34.2%（李实　等，1998）。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成为解决当前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图1为1992年至2011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图，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在这段时间都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但是总体而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幅度要高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上升幅度。从城乡居民收入之差来看，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不断在增加，从1992年的1　242.61元上升到2011年的1　4833元；从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来看，1992—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58上升到3.13。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在1994至1997年间经历了一次短暂的下降之后便开始了其上升的过程；在2009年之后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直到2011年依然没有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

图11992—2011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注：阴影部分下限为农村居民收入，上限为城市居民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有其根本性的原因，比如，由于城乡不同生产方式导致的城乡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以及人力资本的差异（周端明　等，2008）。除此之外，通常认为城市偏向政策、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经济开放等因素也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影响。

余静文：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城市偏向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政府通常会采取城市化、工业化偏向的政策，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一种选择。这种发展战略的具体措施包括农业税、工农产品剪刀差、金融抑制等，扭曲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从而形成了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　往往以农业的损害为代价来支持城市的发展。中国所实施的城市化、工业化偏向的政策在实现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居民收入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Lipton，1977；林毅夫　等，1994；蔡昉，2003）。城市偏向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便是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目前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注重金融发展二元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Burgess等（2005）、Clarke等（2006）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有利于基尼系数的下降。然而这些研究的背景与中国的现实有很大的差距，比如，Burgess　等（2005）得出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是建立在印度政府大力提倡和发展农村银行支行这一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金融发展在其语境中是指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相反，中国的金融发展存在“二元经济”的结构特征。农村金融抑制和城市金融深化同时存在，金融资源在农村地区的稀缺和低效率阻碍着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孙永强等（2011）、叶志强等（2011）的经验研究均对此进行了证实。

同时，经济开放也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了影响。根据Stolper-Samuelson定理，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一国出口相对丰富要素密集型产品，需求增加导致要素需求增加，从而使得该国相对丰富的要素价格上升；反之，该国进口相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需求下降导致该类要素价格下降。对于中国而言，非熟练劳动力相对比较丰富，而这部分劳动力也主要是在城务工人员，因此，可以认为对外开放有助于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然而，现实中，对外开放也使得本国企业可以得到更先进的技术并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使产品技术含量有所提高，对熟练劳动力需求也会增加（Panagariya，2000），这反而不利于非熟练劳动力就业，加剧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孙永强　等，2011）。同时，中国还处于结构转型之中，传统农业部门还存在大量的劳动力，按照Lewis二元经济理论，传统农业部门为现代工业部门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力工资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进而导致中国出口贸易表现出显著的低工资增长、加工贸易为主的扩张特征，对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有抑制作用（包群　等，2010）。

此外，蔡昉（2003）和林贤彬（2004）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他们认为，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是国家资源、社会机会、基本权利和发展空间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非对等的配置导致的，这种特别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社会等级关系，比如，城市阶层在政治上有过大的影响力，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对于政策影响力却很小；进而导致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国家采取的扶强扶优政策又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本文将从资源错配的角度来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研究。资源错配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资源错配的根源便在于对资源自由流动的限制，比如二元经济结构和制度限制和阻碍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然而如何定量分析限制资源自由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经验数据的缺乏以及分析方法的缺陷，一直都是研究的空白。

2007年6月，国家将重庆和成都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目的便在于在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自由流转上进行开拓和创新，找出合适的方式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的重庆重庆“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突出，小城市与大城市、大工业与小农业共存。2007年6月，重庆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便表示“重庆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如果重庆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中创出一条新路，将对全局具有推动意义和典型示范意义。”　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来进行户籍制度、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方面的改革，较其他省区更为有力地促进了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自由流动，并经过5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种试点改革，使重庆的资源流动情况不但在改革前后生产了显著差别，也使其与其他省区产生了明显区别本文未选择成都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成都只是省会城市，不适合进行省区间的比较分析。　，这就为我们定量研究资源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了经验材料。本文将使用比较案例研究中的一种新方法——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合成控制法可以从数据自身出发，挖掘数据中隐藏的信息以赋予比较组对象适当的权重，利用这些权重得到一个在处置发生前与处置组拟合最好的比较组。Abadie等（2010）还提出了对合成控制法估计的结果进行统计推断的方法。合成控制法的优势之一在于利用现有数据将潜在的诸多控制组合成为一个控制组，下文将对该方法进行详细介绍。　来研究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进行量化，以明确重庆所进行的统筹城乡改革是否有效缩小了其城乡差距？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城乡差距的缩小？

二、重庆试点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

2007年　6月，国家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和成都市的改革试验区与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深圳、厦门、珠海和汕头特区相比，存在三点区别：第一，试验区建立的体制背景不同。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特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重庆和成都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日趋完善背景下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二，试验区建立的目的不同。深圳等特区的建立目的是通过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并没有涉及“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重庆和成都则主要在于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第三，试验内容不同。深圳特区在于采取诸多优惠政策来吸引资本的流入，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此来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而重庆和成都则是利用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来发展农业经济、转移农村劳动力，为城乡协调发展创造环境（廖元和，2007）。　，其目的便在于从制度和体制上进行创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其中的一向主要内容是，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提升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到2012年，重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一圈”要达到30%以上，“两翼”要达到20%以上。其中，“一圈”即“重庆一小时经济圈”，“两翼”是指渝东北地区（即三峡库区）和渝东南地区（即原黔江地区）。　。土地流转意味着土地可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经营者处，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获得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益。通过依法土地流转，农民不仅仅实现了较为稳定的租金、股红等直接收益，还可以通过转移就业实现薪金和二、三产业经营收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