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文明标志观的重新解读

[摘要]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在文明时代的标志问题上，恩格斯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标志论者”，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象的起源》一书中所作的著名论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就是他本人对文明时代标志的经典界定。实际上，这一看法是片面的、不准确的，在很大程度上曲解或误读了恩格斯的文明标志观。在恩格斯那里，国家既非文明时代的唯一标志，亦非首要标志，将其文明标志观概括为“国家标志论”是不妥的。

[关键词]国家；文明时代；标志；概括

[中图分类号]D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3-0020-03

一、问题的提出

文明时代的“标志”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如何确定文明时代的“起点”?这是国内外考古学、历史学界的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始终存在多种说法，其中较为流行的有“文字标志论”、“国家标志论”、“城市标志论”、“多标志论”等。“文字标志论”、“国家标志论”、“城市标志论”分别将文字、国家和城市确定为文明时代的标志，“多标志论”则认为文明时代的标志不是一个要素而是多个要素。

在国内考古学、历史学界，“国家标志论”几乎是与“文字标志论”并驾齐驱的最为重要、最为流行的观点之一。在该观点看来，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国家的产生就意味着文明时代的形成。许多国内学者认定恩格斯是“国家标志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其直接依据是他在其叙述原始社会史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为《起源》)中所作的一个著名论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他们认为，这一论断就是恩格斯本人对“文明时代标志”的经典界定，他在此明确肯定了：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国家的产生宣告了原始社会的灭亡及“文明社会”的到来。上述看法已成国内学界关于恩格斯文明标志观的占统治地位的学术观点，几乎无人明确提出异议，甚至成了某种常识性的东西。比如，有学者就认为，“恩格斯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指国家的形成是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和最本质的特征，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已进入了文明社会，最主要的就是要看其是否已出现了国家。”不少学者在阐述自己的文明标志观时引用了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借以说明“国家标志论”的合理性、科学性。有学者指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中国文明形成问题的探讨中，运用最多的就是摩尔根一恩格斯理论，即摩尔根(Lewis H.Morgan)在《古代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理论以及在其影响下产生的由马克思奠基、恩格斯完成的国家理论。其中最为完整、影响最大的当推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少学者都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为理论依据，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

然而上述流行说法是片面的、偏颇的，甚至是不准确的，在很大程度上曲解或误读了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二、对恩格斯是“国家标志论者”的一个核心依据的质疑

如上所述，所谓恩格斯是“国家标志论者”的说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依据，便是他在《起源》一书中所说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句话。但是，如果对这句话所处的具体语境进行仔细辨析和推敲，我们便会发现，恩格斯在这里根本不是要对文明时代的标志或起点进行具体的界定，而是另有深意、另有所指的。

首先，仅将这句话与《起源》中与之紧密衔接的后一句话放在一起进行综合审视，我们便能初步领会恩格斯的真实所指。在该书中，恩格斯在说完了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就说了下一句话：“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㈣。这两句话之间是用逗号隔开的，更准确地说，它们是同一句话的两个分句。从功能上讲，后一句话其实是对前一句话所作的注释。这两个分句共存于一个整句中，说明恩格斯之所以将国家称为“文明社会的概括”。就是因为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阶级本质(用他的话说，国家“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在这一点上它与文明时代是高度一致的。如果说国家是对文明社会的“概括”，那么国家概括的正是文明时代、文明社会的阶级属性、阶级本质。

其次，在稍后的论述中，恩格斯就用大量笔墨深入分析了文明时代的阶级属性、阶级本质。他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在该部分行将结束之际，他还在一处注解中明确表示，“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的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现在我只想说明，傅立叶已经把专偶制和土地所有制作为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把文明时代叫作富人对穷人的战争。”

显然，在恩格斯看来，所谓的“文明时代”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即剥削阶级主导的时代，它所反映或体现的仅仅是剥削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对于这样的“文明时代”，恩格斯给予了严厉、无情的批判。如果把恩格斯对文明时代的“阶级性”的批判与上文中他对国家的阶级属性、阶级本质的说明(即“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考察，我们就更容易明白，所谓“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讲的只是国家与文明时代、文明社会在阶级属性、阶级本质这一层面上的高度一致性而已：国家所反映和概括的正是文明时代的“阶级性”而不是后者别的什么属性。

三、用“国家标志论”来概括恩格斯的文明标志观是片面的、不妥的

在文明标志问题上，恩格斯所持的是多元化立场，他只是将“国家”视为文明时代的众多标志之一，并不否认其他因素对文明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国家既不是非此不可、独一无二的文明标志，甚至也不是首要的文明标志。

首先，在文明标志问题上，恩格斯坚持的是“多标志论”，而不是“国家单一标志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起源》中找到确凿的根据。在该书中，他多次将国家以外的其他要素视为文明时代的标志或起点，充分肯定了它们对于文明时代的标志性意义。

比如，他在该书第一章“史前各文化阶段”中，基本采纳了摩尔根的人类历史分期法，并较为赞同后者以“文字”作为文明标志或起点的做法。在描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时，他明确写道，这一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在第二章“家庭”中，他在考察“专偶制家庭”时明确表示，这一家庭形式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在第九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他还赞成以“商品生产”作为文明时代的起点，其原话是：“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在该章第四部分，恩格斯列举了文明时代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特征，比如充分发展的分工、交换和商品生产、劳动奴役制、阶级划分、专偶制家庭、男子对妇女的统治、国家、城乡对立、自由处置生前财产的遗嘱制度、鄙俗的贪欲、以追逐私有财富为根本目的、阶级间的剥削压迫等。在他看来，这些基本要素或特征对文明时代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将它们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都各有其合理或可取之处。很显然，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国家并非独一无二、非此不可的文明标志。“国家单一标志论”是完全不符合他的思想的。

其次，在恩格斯那里，国家并不构成文明时代的首要标志，“以追逐私有财富为根本目的”才是首要的文明标志。如上所述，在他看来，充分发展的分工、交换和商品生产、劳动奴役制、阶级划分、专偶制家庭、男子对妇女的统治、国家、城乡对立等众多要素或特征都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映或体现了文明时代的特殊本质及这一时代与原始时代的根本区别，因此都可视为文明时代的某一个标志，但相比较而言，在文明时代的这些要素、特征中最具根本性、决定性的，则是“以追逐私有财富为根本目的”，以它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是最有说服力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恩格斯本人的说明中找到根据。他在《起源》第九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对文明时代的特征和实质作了深刻的总结性思考，明确指出：“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把“以追逐私人财富为根本目的”作为文明时代与原始时代最重要、最本质的区别。在该章的结尾处，他还大段引用了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批判，高度赞同后者将文明时代定性为“以财富为惟一的最终目的”的时代的做法。在恩格斯看来，文明时代的各主要特征都是建立在“追逐私人财富”这一根本目的的基础上的。比如，专偶制家庭、劳动奴役制、阶级划分、阶级间的剥削压迫、政治国家等都是社会成员狂热追逐私人财富的必然产物，它们都是服务于创造或保护私人财富这一宗旨的。显然，在国家、“追逐私人财富”这二者中，恩格斯更为重视后者对“文明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在他看来，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私有财富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相反。将“以追逐私人财富为根本目的”作为文明时代的本质及标志，较之以“国家”作为文明时代的本质、标志，无疑更具说服力和深刻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恩格斯完全否认了“国家”作为文明标志的合理性，而只是强调，在他那里，作为文明时代首要标志的并非“国家”，而是其他因素。

总之，所谓恩格斯是典型的“国家标志论者”的流行说法是值得商榷的，用“国家标志论”来概括他的文明标志观是不妥当的。澄清这一点，有助于正确认识恩格斯的文明观及其理论价值，恢复其思想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