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路易十四的交会

路易十四派使团前往大清

十七世纪起，大航海打通了欧洲通往亚洲的航线，一波又一波传教士从海路来到中国。形成一场规模浩大的西学东渐运动。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西方传教士的“业绩”来看，众多上层士大夫、皇帝的后宫成员对天主教表现出的关注和热衷，给予传教士们以巨大的鼓励。众多耶稣会士通过书信和著作将中国介绍给欧洲社会，在西方掀起了地理大发现以后又一个了解中国的高潮。为了争取皇家和财团的支持，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多是他们观察到的中国好的一面，甚至寄希望于中国皇帝的皈依。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中国清朝康熙皇帝同一时期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两次派遣传教团前往中国。仅康熙一朝，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就达到五十多位。其中，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抵达中国的洪若翰、白晋、李明、张诚、刘应5人，是路易十四专门派遣的。当时按照天主教会的规定。东方传教权归于海上强国葡萄牙，所以路易十四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将他们派出。其中白晋和张诚被留在康熙身边教授几何学和医药学，对康熙影响最大，也最受康熙信任和倚重。

10年后（1697年），白晋奉康熙旨意归国，希望路易十四能够派遣更多具有科学素养的传教士来华。回国后，白晋将来华经历写成近十万字的报告呈递给路易十四，后来以《康熙帝传》为名出版。第二年（1698年）白晋搭乘昂菲特里特号商船回到中国，此次随同前来的传教士巴多明奉康熙之命以满文编成一套西方解剖学著作，名为《钦定髂体全录》。这是一部反映法兰西科学院最新解剖学知识的医学著作。5位“国王数学家”中的另外3人中，洪若翰曾用奎宁治愈康熙的疾病，刘应擅长语文，李明熟悉天体和地理知识，都曾获得较高成就。

白晋在向路易十四呈递的报告中全面介绍了康熙皇帝及其对国家的统治。他说康熙“深信君主的威信和真正伟大应当较少地借助于外在的豪华，而更多的是在于他道德的光辉”。清朝的国库虽然堆满了金银财宝，但康熙本人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在干旱之年，他深居简出，除了祈雨之外不参加其他活动。他熟悉历代诗词，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喜欢阅读经典，不仅对中国的科学，而且对欧洲的科学知识也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康熙甚至喜欢西方哲学，他所用的满文哲学教材是法兰西院士杜阿梅的《古今哲学》。一句话：“如果他在宗教问题上也能荣幸地像您，那么他就与您完全一样，成为曾经统治过人世的完美无缺的君王之一了。”（白晋《康熙帝传》）而路易十四对中国也有着极高的热情。他在派遣传教士经海路去中国后，又于1686年派出一个使团从陆路经俄罗斯前往中国。十七世纪的欧亚航线虽然已经贯通，但海上风暴、疾病、海盗等因素使得海路充满危险。当时前往中国的600个耶稣会士中，最终只有100人抵达。因此传统丝绸之路上商人和使节依然络绎不绝。这个陆路使团到达俄罗斯后，由于俄罗斯规定必须持有官方文书才可通行，否则禁止任何人绕行西伯利亚前往中国，使团只得派员返回巴黎办理相关文件，路易十四于这次亲自致书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致康熙皇帝的书信，全文如下：

至高无上、伟大的王子，最亲爱的朋友，愿神以美好成果使您更显尊荣。获知在陛下身边与国度中有许多饱学之士倾力投入欧洲科学，我们在多年前决定派送我们的子民，六位数学家，以为陛下带来我们巴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和天文观察新知；但海路之遥不仅分隔您我两国，亦充满意外与危险；因此为了满足陛下，我们计划派送同样是耶稣会士，即我们的数学家们，以及叙利伯爵，以最短与较不危险的陆路途径以便能率先抵达您身边，作为我们崇敬与友谊之表征，且待最忠诚见证者叙利返回之际能发表您一生非凡的作为。为此，愿神以美好的成果使您更显尊荣。1688年8月7日写于马利。您最亲爱之好友，路易。

这个陆路使团由于俄罗斯的阻挠最终没有抵达中国，所以康熙皇帝也无缘得见此信。但是，康熙对欧洲科学知识充满兴趣，却在欧洲人所共知。

天主教传播引发的风波

传教士为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架起的这种沟通的桥梁，在多方面对双方产生重要影响。康熙对传教士的关注、信任也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这引起一些尊奉程朱理学的士大夫的忧虑与抵触，浙江巡抚张鹏翮甚至下令禁教，拆毁教堂、焚毁书籍。杭州教务主管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请求张诚等人向康熙反映求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上谕：“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这一政策在当时的西方天主教界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为“l692年宽容赦令”。康熙之所以做出如此决策，与张诚、白晋等人的卓越表现应有直接关系。

白晋第二次返回中国时（1698年），耶稣会士傅圣泽也随同来华。起初他一直在福建、江西一带传教。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白晋的推荐下，傅圣泽被康熙征召入京，协助白晋翻译《易经》。康熙六十年（1721年）傅圣泽离华返回法国之时，带回中文古籍四千多部，都是替法国皇家图书馆购置的。这批中国典籍，“成为欧洲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基础”。由此可见，路易十四派遣来华耶稣会士从事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活动，为欧洲汉学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与中国上层社会的交往上，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以两方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作为沟通交流的媒介，对于天主教教义的宣扬，则被包装在中国传统儒学的体系中，以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形式嵌入中国社会。对于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之间的严重分歧和冲突，则隐而不谈。因此，即使是与传教士交往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了解，也非常简单。

直到康熙晚年，中国人祭祀祖先之孝道与天主教严禁祭祀天主之外其他神灵的矛盾才演变成重大冲突爆发出来。罗马教廷所派特使多罗和嘉乐两人先后来华，向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众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公开化，这导致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二月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从此结束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