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国家化”的斗争

编者按：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争斗再度激烈起来，军队领导权成为斗争的焦点。要求全面实行“军队国家化”，而共产党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两种军事制度问题，本刊特约部分军事研究人员进行解读。

抗战结束以后，提出“军队国家化”问题，企图以此改变共产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军队国家化”的图谋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宣称中共也应“解散”，要求“取消边区割据”，试图以政治手段让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实现其所谓的军令、政令之统一。

1944年3月至8月间，中共与进行了多次谈判。5月15日，亲自起草意见书，在两党悬案中提出：允许中共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1万人，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等等。

6月5日，提出《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只承认八路军的番号，不承认在“皖南事变”中被取消的新四军番号；八路军编为4个军10个师，服从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不得超编扩编，人事任免由批准，并按照的军队教育纲领进行思想教育。

中共的态度是：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承认我党领导下的所有根据地及军队的合法地位，然后再实行“军队国家化”。由于双方差距太大，谈判陷入僵局。

1944年9月，与日军豫湘桂战役，军队大溃败后，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政府表示要开放民主，但仍然强调军令、政令的统一，坚持其。中共适时地提出“废除，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美国为维护其战后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开始介入国共谈判。他们希望建立由主导、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一方面逼迫开放政权，一方面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

1944年9月6日，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赫尔利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了两个月的斡旋，1944年11月10日，在延安，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签订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协议（草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提出三条“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针对的无理要求，愤慨地说：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赫尔利的调停无果而终。

1945年4月，在所作的七大报告指出：“‘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抵制，中国“军队国家化”的阴谋未能得逞。

商谈的共识与分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命运处在了十字路口。

认为：一方面，中国面临的内战危险十分严重，企图用武力消灭人民武装，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政权；另一方面，只要我们党的政策正确，工作到位，内战有可能被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被延缓，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制止内战，力争和平。

8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预计，我们能够争取到和平，但是斗争将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他认为成立的联合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出于这种考虑，决定亲自赴重庆谈判。他在重庆答路透社记者问题时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至10月10日，历时一个多月。两党围绕政权和军队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一再要求“政令、军令统一”，强迫中国共产党交出政权和军队。提出“军队国家化”，其目的是想借此“化”掉人民军队，建立一个的国家，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

9月21日晚，赫尔利向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经过艰苦谈判，国共双方在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化”等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

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

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

中共方面还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编余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

10月11日，返回延安，留在重庆继续就有关问题与商谈。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按照美国政府“援助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扩大其权力”的既定方针，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声称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并任命马歇尔接替赫尔利为美国驻华特使，来斡旋各方政治力量。美国政府认为，如果能避免内战，通过谈判，诱使中共交出武装，这对是有利的，而且也有利于美国在中国的权益。

12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要求中国“必须停止内争”。在此种情况下，被迫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与会代表一致主张军队国家化，但在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却存在着重大分歧。

坚持先军队国家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其用意就是要共产党先把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点民主，企图以“民主”为诱饵，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共产党坚持军队国家化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否则，就等于把政治民主化事业的支柱的人民军队交给的国家，断送政治民主化事业。为了推动谈判，共产党代表作了一定的让步。表示中共赞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但坚持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必须同时进行，两者可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离、军民分治等一般性原则，以及由、共产党、美国代表三人小组继续商定整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办法，从而挫败了企图取消人民军队的阴谋。

“军队国家化”胎死腹中

1月31日，国共双方分别向各自的军队下达了停战令。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指示，认为“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2月6日，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致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指示：（一）同意、董必武、吴玉章、博古及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二）国府委员仍照1月27日返延时议定的8人，即、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为适宜，以便将来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第一次会议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枢不能去则提彭真。（三）同意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

2月9日，接见美联社记者时说，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全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全力参加。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部署精简部队的工作。可见，中国共产党准备认真履行包括“军队国家化”在内的政协各项决定。

然而，很快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奋起抵抗，“军队国家化”方案胎死腹中。

重庆政协会议过去整整70年，一些人以政协决议为由，声称当年中国共产党赞同“军队国家化”，执政后没有理由不搞“军队国家化”。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颇有蛊惑力。事实是怎样的呢？

第一，中共认为军事制度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不反对在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实行军队国家化，竭力将军事制度纳入到民主联合政府中。但这种民主联合政府不是共产党追求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中共准备通过和平方式改造民主联合政府，逐步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

第二，中共所坚持的“军队国家化”，与的“军队国家化”有原则性区别。1946年1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把“军队国家化”分为两种：一是，把军队化于民主国家，其实质是确保军队属于人民；二是，把军队化于专制国家，其实质是确保军队属于军阀。中共认为，在政治民主化之后实行军队国家化，并不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而是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形式，影响和掌握军队，使军队服务人民。而的意图是，借军队国家化的形式，把军队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专制的工具。社论明确指出：“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意义，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要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是要把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军队国家化”的军事制度，并不属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但毕竟否决了专制独裁的军事制度，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第三，在与“军队国家化”的阴谋斗争时，中共从没有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采取各种措施，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