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经营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选取我国具有代表性的10家银行1997~2006年的面板数据，就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对国内银行盈利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与国内银行的利差率、费用率和利润率呈显著正相关，与非利息收益率的正相关性较弱，与呆账准备金率的相关性未通过检验。在对银行经营效率变化原因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了我国银行业应对外资银行冲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资银行进入；经营效率；实证研究；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6-0032-05

引 言

自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开始，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截至2006年底，外资银行在我国共设有14家法人银行、279家分支行和242家代表处，本外币资产总额达1033亿美元。外资银行经营机构数目和资产总额的变化情况可见图1和图2。

尽管外资银行在我国扩张速度很快，但是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比较低，发展空间还有很大，如图3所示。WTO过渡期的结束意味着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开展所受限制大大降低。外资银行势必将以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优质的服务和高效的管理模式给中资银行带来日益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因此，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探求国内银行有效应对外资银行冲击的良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关于银行业经营效率研究综述

随着全球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和各国金融管制政策的放松，外资银行涌入东道国已成为一种趋势。关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分析，一般有两个方面的争论：一种是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根据Lensink(2004)的观点，首先，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带来竞争，能够激励东道国银行提高经营效率和实施金融服务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其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外资银行会引入新的金融服务、高效的管理技术以及降低政府对国内银行的直接干预，从而对东道国银行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另外，外资银行的进入会通过安排高级管理人员和培训东道国银行员工提高国内银行人力资本。

另一种观点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对东道国银行体系带来负面影响。根据Stiglitz(1993)的研究，首先，外资银行的进入增强了国内银行的短期经营成本，主要表现在东道国银行要加大对经营管理、技术改造、产品创新等方面的投入。其次，外资银行业务的主要定位是中高端客户群，倾向于向优质大企业贷款，有可能造成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忽视。并且外资银行的进入削弱了东道国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东道国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强。

大部分学者对外资银行进行实证研究后的结果证实了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的积极影响。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Claessens等(2001)使用80个国家在1988~1995年间银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通常能够获得比国内银行更高的利差收入和更高的利润，而在发达国家，上述结论恰好相反。同时，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利差收入、利润和总成本，即提高了东道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率。就影响程度而言，进入东道国外资银行的数量比外资银行占有的市场份额对国内银行的影响更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单个国家进行了实证研究。Clarke(1999)在对阿根廷银行业的分析中侧重考察参股国内问题银行的外资银行，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本土银行市场的竞争。Denizer(2000)在研究了土耳其外资银行进入情况后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导致国内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管理费用的下降，即提高了本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率。Barajas等人(2000)研究了哥伦比亚的状况，表明外资银行进入伴随国内银行利差收入的下降，管理成本的上升。Unite(2003)在分析菲律宾银行业受外资银行影响时，把外资银行分为新设机构的外资银行和通过参股方式进入本土的外资银行。实证结果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增加了国内银行的风险。

我国学者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中国情况的实证研究上。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不同的计量分析，得出的外资银行影响效应结论也不完全一致。郭妍、张立光(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与利润率、非贷款收益率、费用率为负相关关系，与利差和呆账准备金率正相关。黄宪、熊福平(2006)剔除银行个体特征变量后分析结果表明：以外资银行占据市场份额的大小作为解释变量能够获得以外资银行营业性分行数目作为解释变量更为显著的计量结果。叶欣(2006)的研究加入了本国银行市场竞争程度变量，得出结论：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中资银行利息边际和利润水平显著正相关，同时本国银行市场竞争程度与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交互项与中资银行的税前利润显著负相关。

二、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经营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为1997~2006年，考察这一时期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业的影响。研究样本包括4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6家股份制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家银行网站公布的年报。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稳步推进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中对中国银行业的开放阶段划分，我们选择对银行业开放的第三阶段(1998~2001)、第四阶段(2002~至今)进行研究，因为一方面后两个阶段开放程度更深，与WTO过渡期结束后全面开放的情况更为接近；另一方面我国银行业在后两个阶段的管理较为规范，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等财务报表中数据口径较为一致，可比性增强。但是不可否认，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较短，与他国相比我国开放程度在近几年才显著提高，因此本文计量结果属于外资银行进入的短期经济效应，这是本研究的局限性。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参考Claessens(2001)文章中对变量的选择，本文用利差率(NIM)，非利息收益率(NLI)，利润率(PROF)衡量国内银行业的盈利水平；用费用率(OA)衡量国内银行业的经营成本；用呆账准备金率(RSK)衡量国内银行业对风险的敏感程度。

2.外资银行进入变量。本文选用外资银行数目份额(FNUM)和外资银行资产份额(FSHR)衡量外资银行进入程度。这个选择基于以下考虑：Claessens等(2001)的研究成果表明就东道国而言，进入该国外资银行的数量比外资银行占有的市场份额对国内银行的影响更大，即国内银行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数目的增加较为敏感。我们需要分别研究这两个指标，找到与国内银行经营效率有较显著关系的变量，使回归的结果更加有效。

3.控制变量。本文选用经济增长率(GGOW)和通货膨胀率(INFL)反映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用银行的费用率(OA)和资产规模大小(AS)反映银行自身经营状况。

(三)模型说明

本模型要分析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国内银行经营效率的显著关系。即当外资银行进入程度增大或降低时，国内银行的利润、成本和抗风险能力如何变化。参考Claessens(2001)的分析方法，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Eviews5.0软件中的Panel Data(面板数据，亦称时间截面混合数据)模块建立方程进行分析。由于时间序列数据有可能产生序列自相关现象，因此采用变量差分模型；同时由于截面数据可能产生异方差现象，在回归时本模型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eighted Least Square)。

方程形式如下：ΔIijt=ΔβFSjt+ΔγiBijt+ΔδjXjt+εijt

Iijt表示时间t国家j银行i的效率变量，在本文中对应利差率(NIM)、非利息收益率(NLI)、利润率(PROF)、费用率(OA)、呆账准备金率(RSK)；

FSjt表示时间t国家j的外国银行进入程度变量，在本文中对应外资银行数目份额(FNUM)和外资银行资产份额(FSHR)；

Bijt代表时间t国家j银行i的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在本文中对应银行费用率(OA)和资产规模大小(AS)；

Xjt表示时间t国家j的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在本文中对应GDP增长率(GGOW)和通货膨胀率(INFL)；

β、γi、δj分别是相应变量的回归系数，α是常数项，εijt是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AR2是修正的可决系数，它的取值区间是[0，1]，越接近1表明回归结果越理想(参照表2、表3)。

结果分析：

1.外资银行数目份额(FNUM)比外资银行资产份额(FSHR)获得了更为显著的统计结果。显著性主要体现在以外资银行数目份额做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系数值较大。这与Claessens等(200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只要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东道国银行业市场，不管其是否已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国内银行都会对市场的竞争升级产生敏感的反应。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之初，国内银行业就感受到了竞争威胁，由此开始对自身经营模式进行相应调整。

2.利差率(NIM)与外资银行进入程度显著正相关。这与Terrel(1986)、Clarke(1999)、Claessens等(2001)的研究结果相悖。他们的研究认为：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东道国银行为保持其市场竞争地位，将降低贷款利率以吸引更多贷款者，提高存款利率以吸收更多存款，这将导致其利差下降，利润空间的缩小，市场的竞争更加充分。但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国内学者郭妍(2005)的结论一致。这主要归结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这一特殊国情。利率不能根据市场供需双方势力的变动相应变化，国家在利率的制定中仍起到了关键作用。利差变化更多的是作为监管当局的调控手段而非银行自主行为。从历史来看，由于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大多实力雄厚，我国的银行业与之相比，发展不够成熟。国家因此采用加大存贷利差这一保护手段避免国内银行在激烈的竞争中受到“硬伤”。

3.费用率(OA)与外资银行进入程度显著正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与Denizer(1999)、Claessens(2001)和国内学者郭妍等(2005)的研究结果相悖。他们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迫使东道国银行努力缩减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我们的分析表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其员工较高收入的示范效应将会引起国内银行职工工资水平的提高，同时，外资银行与内资银行在人才方面的竞争，使得国内银行开出高薪，用优厚的工资和福利来吸引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和高素质职员，增加人员费用，必然导致整体费用的增加，引起费用率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国内银行要引进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手段、改革原有业务模式、提高人员素质，这都需要国内银行在短期内投入较多的成本，因此费用率会表现出增长趋势。特别需要指出，本文分析的成本主要是指短期成本。在外资银行进入之初，我们要加大资金投入来缩小技术、管理和人员素质上的差距，因此从短期来看国内银行的成本是上升的。而这一分析与Lensink(2004)中对东道国短期成本的统计结果也恰好相一致。

4.非利息收益率(NLI)与外资银行进入程度正相关，但显著性不高。在以外资银行资产份额做解释变量时，非利息收益率与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检验，但显著性不高。这一结果基本与Unite等(2003)和国内学者黄宪等(2006)一致，他们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将促使国内银行加大对中间业务的开发力度，以弥补在传统业务领域的竞争中市场份额的减少。就我国而言，国内银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意识到单纯依赖传统业务作为利润来源难以保持竞争优势，必须通过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来增强对市场份额的控制和占有能力。中间业务相对传统业务而言，单位收益相对较高。中资银行在发挥自身网络优势的基础上，加强对中间业务的开发，能够收到较好的效果。同时，控制变量中的费用率(OA)与非利息收益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现出国内银行开始投入资金研究中间业务，已从理论认识过渡到实际的金融创新行为。近年来，我国银行金融创新成效显著，先后开发了与利率、汇率、股指挂钩的多币种、多期限个人理财产品以及投资于以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的境外代客理财产品，推出了外汇远期、互换、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的自营和代客业务，推广了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银行业务，开展了资产证券化试点等。短短一两年的时间，中国个人客户理财资金已有上千亿元的规模。

5.利润率与外资银行进入程度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Claessens等(2001)、Lensink(2004)的分析不一致。他们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加剧东道国银行业市场的竞争，从而缩小东道国银行的利润空间。但就我国而言，由于国内银行网点众多，本土经营经验丰富，在短期内仍能占据大部分市场，保持良好的收入水平。而且，央行的几次利率调整为主要偏重净利息收入的中国银行业带来不小的收益，这也导致了国内银行的利润率不降反升。但我国银行应认识到市场份额的保持并非由于本身具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而是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前的市场准入限制很多、准入成本很高，导致新的竞争主体很难进入。在中国，虽然外资银行每年都在增加其在华的市场份额，但是其实质性的增长主要应该是在2006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颁布后，中国银行业全面向外资银行开放。2006年12月的数据显示，外资银行的总资产只占到了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1.8%，因而在观测期间，外资银行的进入还暂时无法改变中国银行业的垄断现实。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市场准入限制的消失使得国内商业银行丧失原有优势，外资银行将获得和中资银行平等的国民待遇。在新的公平的竞争环境下，中资银行的盈利情况将逐渐具有不确定性。

6.呆账准备金率(RSK)与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相关性未通过检验。回顾我国历史，从1988年开始实行呆账准备金制度以来，我国呆账准备金的计提比例在逐年上升。特别是从1997年以来，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等国际形势的转变，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导致的不稳定性更加引起我国政府对商业银行风险防范工作的重视。但是，用外资银行资产份额占比做计量分析得到了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中资银行有降低呆账准备金率的趋势，反映了外资银行带来的竞争压力，一定程度上使得中资银行有急功近利开展业务的倾向，淡化了自身风险防范的意识。这就需要监管当局应当采取相关措施，强化和细化呆账准备金制度，促进整个行业呆账准备金率的上升。对于银行而言，建立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将成为中资银行日常工作的重点，也是经营安全性原则的重要体现。

7.就控制变量而言，国家层面和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与中资银行的经营效率有一定的相关性。利差率和呆账准备金率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为明显，在实证检验中与经济增长率呈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资产规模(AS)而言，占据市场份额较小的中资银行一般能够及时调整各项业务的比例，对机构进行灵活的管理，从结果来看，在短期内利差收入率、非利息收入率获得一定提高。但就长期而言，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中资银行经过多元化业务整合、管理技术引进等一系列调整，应更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样本，目前进行长期效应研究的可行性还不够高。

三、应对外资银行冲击的政策建议

1.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使利率真正成为反映资金供求双方交易行为的工具。模型的结果表明利差率与外资银行进入程度显著正相关，这主要源于央行扩大存贷差这一政策效应。扩大存贷差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银行业，避免其受到外资银行较大冲击。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从2007年央行对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连续上调，存贷利差一直处于3%以上，而美国的商业银行利差一般不到1个百分点。利差带来的巨大盈利空间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中资银行的利润，其中一部分都被低效的经营管理所吞噬。从长久考虑，央行应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继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最终在宏观经济形势良好和金融微观主体建设取得稳定成果时实现利率对金融市场的调节作用。

2.努力提高管理水平，降低经营成本。模型中的数据表明我国银行的费用率与外资银行进入程度显著正相关。一方面，国内银行短期内投入大量成本学习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手段，试图寻找适合自身的经营模式，对机构进行科学管理。例如，各家银行分别引进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客户信息管理和风险管理，根据本行特色打造核心业务应用平台。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国内银行应通过把短期内的成本投入转化为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员工业务素质等产出，从而真正实现经营成本的降低。同时，国内银行在保证职工福利水平的前提下应避免其他不必要的成本损耗，使经营利润主要用于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3.继续加强金融创新能力，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近几年来，国内银行努力拓展中间业务领域，中间业务收入总额也在逐渐增长。本模型中非利息收益率与外资银行进入程度正相关也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中间业务在我国商业银行总业务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仍没有太大提高。目前中资银行的非利差收入仅占总收入的10%左右，而国际大银行的相应比例为50%左右，例如，花旗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为55.90%、汇丰银行也达到41.61%。因此，中资银行应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进行金融产品创新来掌握竞争的主动权，提高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变劣势为优势。比如，银行可以建立以咨询服务为核心的咨询中心，对企业和个人开展有关资产负债管理、风险管理、并购咨询、投资组合设计和家庭理财等多种咨询业务。通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来最大限度地争取客户，开拓市场。同时，要培训专门人员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熟练掌握产品的定价，通过期权、掉期等套期保值业务的开展锁定汇率风险，在国际金融战场中守住阵地。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银行创新能力的增强及创新产品的应用，势必将改善银行的收入结构、客户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增强银行的竞争实力。

4.强化内部风险防范机制，完善贷款呆账准备金制度。贷款呆账准备金率是表征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的重要指标，模型显示外资银行进入与我国银行呆账准备金的变化有微弱的相关关系。但是，从银行业的发展来看，外资银行的进入带来了潜在的市场风险和成本，而贷款呆账准备金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提升银行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商业银行今后应进一步强化内部风险防范机制，完善贷款呆账准备金制度，实行稳健的经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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