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传统文化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地位

[摘 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需要充分认识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现代价值，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五常”伦理的现代作用，大力发掘传统文化中“自强”精神的现代意义。同时必须立足于打破传统文化的小农经济约束，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理内核上升到现实层面，与现代社会的合理文化成分发生互动作用，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努力体现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

[关键词]传统文化；和谐社会；时代内涵

[中图分类号]B3；C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7-0058-03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延绵不绝、高峰迭起的发展系统，它处于一种不停息的“自组织”运动之中，不断与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环境条件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从而使这个文化系统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保持动态平衡，相与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形态，其内在结构是伦理―政治型的，家族道德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正所谓《周易》里的“正家而天下定矣”[1]。这种内部结构，与其外部结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宗法―专制社会)是相适应的。这种内外结构的协调性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它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对天下“定于一”[2]的真实追求，对外来文化的互化性和包容性，民族精神方面的忧患意识、实用理性，以及尊生、健动、敬群、尚德，思维方式上的重整体，任直觉，道中庸，无不与此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未曾中断过的类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内外结构的协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定结构与相应功能的高度整体性与统一性。元人刘谧这样阐述儒、佛、道三教能在中国并存的原因：“(儒教)使纲常以正，人伦以明，礼乐刑政，四达不悖，天地万物，以位以育，其有功于天下也大矣。故秦始皇欲去儒，而儒终不可去。……(道教)使人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终不可除。……(佛教)使人弃华而就实，背伪而归真，……故三武之君欲灭佛，而佛终不可灭。”[3]画龙点睛地揭示了儒、道、佛三教在中国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可见三教得以长期共存于中华，也在于它们与中国农业―宗法社会取得了结构与功能的协调和统一。

1920年正式出版的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探讨了欧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由于受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影响，许多欧洲人将财富的积累与上帝的信念结合起来，从而在世俗生活领域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冲动，结果便创造了现代的商业文明。而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由于没有类似的文化动力，也就没有相应的社会变革，所以便长期停滞在农业经济的状态之中[4]。马克斯・韦伯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明确了文化也是一种资源和动力，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反，美国学者彼得・伯格认为：“儒家文化展现出了经济的动力。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地都很成功，尤其是在东南亚，便是个例证。”[5]日本史学家森岛通夫有一个颇具创见的观点，他认为日本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归纳为高扬本国的文化传统――日本的儒教精神[6]。韩国成均馆大学安炳周教授认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说：“儒家思想对防止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因为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和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良风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所没有的。”[7]所以，今天日本、“亚洲四小龙”乃至中国大陆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对马克斯・韦伯之观点的质疑，则可从一个新的视角证明传统的儒家文化是有着更丰富“矿藏”的文化资源。因此，我们更应该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

一、充分认识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现代价值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内涵。构建和谐社会，用“和合”的思想和理念，纠正片面认识，转变极端方法，探索、寻求和选择认识事物、处理矛盾、协调关系、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和有效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早在商周之时，和合二字已见诸于甲骨文和金文，在《易经》、《尚书》中都已使用。和，在上古时期，也作“”、“”。五味调和曰“”；五音调和曰“”。说明“和”的状态不仅要让人感觉生理上的快乐，还要精神上的愉悦。合，本义是上下唇合拢，意为相合、符合。春秋时，二字并举联用，构成了和合的理论范畴。《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何谓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8]是也。《国语・郑语》同时记述了周幽王时的太史史伯关于和与同的论述：“以他平他谓之和”即不同事物相互聚合而得其平衡，“和实生物”，“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意思是说不同要素和因子的有机构成形成事物，它们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同则不继”，“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只是相同事物重复相加，不可能产生新事物，“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可见史伯的“和”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反映了矛盾多样性的统一。孔子强调“和为贵”[9]，他提出的“中和”就是“中庸”思想在处事方法上的具体表现。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孔子强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9]。何晏注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则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10]。孔子也是既承认差异，又要求和合，通过互补互济，达到事物的矛盾统一，形成和谐的状态。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1]。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矛盾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大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墨子提倡“非攻”、“兼爱”，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他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积怨，“离散不能相和合”[12]。管子将和合并举，强调了教化的作用，“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13]。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先哲们是通过对天地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了大量观察和探索后，而提出“和合”思想的，这是用中国人的智慧来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促进事物发展，催发新事物产生的哲学。“和合”思想并不否定事物的矛盾、差异和斗争，而是在此前提下，将矛盾对立者的双方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矛盾斗争破坏不同事物的共存基础，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取长补短，渐进地推动新事物的产生和事物的发展变化。不同事物都是以对立面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鉴于以往我们在思想认识方法中，讲对立多、矛盾多，谈统一少、同一少的状况，现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对矛盾的统一或同一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的现代价值，科学地、有选择性地加以吸收和利用。

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五常”伦理的现代作用

“三纲五常”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自身必然有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但对其封建糟粕进行批判和摒除后，可以发现它内含许多超越阶级和时代属性而体现、反映人类向往真善美的道德要求和处世准则，如“五常”就包含了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普遍性、共同性、一般性的道德内容。所谓“五常”，《白虎通义》说：“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仁、义、礼、智、信，是从孔子的“仁”发展而来。“仁”，从人从二，讲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它以“亲亲”为出发点，推及“尊尊”、“孝悌”、“忠信”。而礼则是达“仁”的手段和礼仪规范。孟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德”，即仁义礼智。孟子的“四德”，以人性善为根基，从“四心”推演生成而来。他认为，人生来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孟子解释“四德”，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礼，门也”。智，“知斯二者(仁义)弗去是也”[2]。仁，人应该追求和具有的高尚品格。义，即人达仁的行为规范，要从兄、敬长、先君，就要善于节制自我。礼，是人进入仁义之境的门户，即人的揖让进退之类的行为规范。礼是仁义外在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智，其功能和作用是知仁义、通礼乐、明是非。汉以后的儒者在“四德”基础上增加了“信”，讲诚信、讲信用。孔孟在论述封建伦理道德时还使用了一系列诸如忠恕孝悌友敬节廉耻勇温良恭俭让慎直等概念和范畴，都是其核心道德观的延伸与扩展。至于行仁义，孔孟认为要外化为表现，转化为行动。而行动的原则是由心而行，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儒学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型学说体系，包括内在的人的主观伦理修养论和外在客观政治论这样两个彼此联系着的组成部分，前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后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所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五常”伦理的现代作用，汲取和吸纳传统道德中有利于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社会和谐的养料，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三、大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精神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和重视人生要辛勤劳作、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君子所其无逸”[14]。曾子讲：“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9]。《周易》提到的自强不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精神的最早、最权威、最深刻的阐发，而《尚书》的“无逸”和曾子的“弘毅”则是对“自强”精神的最好诠释。中国古代的先哲都强调了“自强”对一个人成就事业、一个民族兴旺发展的重要性。孔孟将君子的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到一起，提倡“见义勇为”、“舍生取义”、提倡“修己以安人”[9]，“修己以安百姓”[9]，“杀身成仁”[9]，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2]，“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的至理名言，以及他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的深刻论述，我们记忆犹新，耳熟能详。弘扬“自强”精神的现代意义，就在于顺天应势，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奋发图强，敢于面对现实，善于化解矛盾，勇于迎接挑战，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15]。弘扬“自强”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一致的，“自强”精神应是和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正是因为蕴涵着一种绵延不绝的强大精神力量。和谐社会并不是无矛盾、无冲突的社会。和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解决矛盾、缓和冲突，使社会在动态中渐次达到一个高层次的平稳境界和和谐状态。因此，认为和谐社会就要少讲竞争甚至不讲竞争的认识是片面的。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我们大力弘扬“自强”精神，将“自强”内化为我们的涵养，优化为我们的素质，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面对人生。当前，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生活步伐加快、物质诱惑增多、挑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强调“自强”，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值得指出的是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不是简单的一元关系。传统文化优长与缺憾相互掺杂、虽易解而难分的构架，使得构织于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不可能游离于文化网络本体而单独对社会发生促进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其对现代社会的促动成分，更在网络的深层，很难把它简单地拿到现实层面上来。相反，与小农意识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却无可遏制地升腾到现实层面对现代社会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譬如，孔子的“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9]；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12]等这些与小农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安定平和意识，尽管其不乏公平和谐的因素，但却会导致人们开拓精神和竞争意识的缺乏，以及对竞争所产生的“不均”或“不安”的恐惧，从而形成巨大的惯性与惰性，成为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阻力。汉朝和唐朝的鼎盛时期，尽管都曾经呈现出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显现了井然有序的特点，但它们所遵从的小富即安、排斥竞争的传统和谐思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故而不能持续。优秀传统文化要对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促进作用，就要立足于打破传统文化的小农经济约束，以现代社会为根本出发点，重构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新网络。要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理内核上升到现实层面，与现代社会的合理文化成分发生互动作用，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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