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主持人语：外国文学研究是我国学术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外国文学研究也经历了很大变化，积累了不少经验。对之加以考察和分析，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揭示外国文学研究的演化规律，推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建构，为今后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以及文化建设提供重要借鉴。本专题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09&ZD071）的部分成果，聚焦于新中国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研究。俄罗斯古典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研究在新中国的外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很有代表性。3篇论文在简要总结新中国成立前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沿着新中国的历史分期，对普希金诗歌研究、莱蒙托夫诗歌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研究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与分析，探讨了这些研究的特征、方法、热点和争议。论文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俄罗斯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受到社会文化格局和学术研究范式的影响，很好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对研究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议。

（申丹：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3篇文章分别考察了新中国60年的普希金研究、莱蒙托夫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将60年的普希金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1958年至“”期间一缓滞期；1976年至2010年一复兴和繁荣期。《新中国60年莱蒙托夫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新中国60年的莱蒙托夫诗歌研究大大超过旧中国，新中国的后30年较之前30年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比起诗人的祖国俄罗斯来，比起中国对俄罗斯其他伟大作家的研究来，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新中国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60年的中国陀氏研究成就不小，尤其是最近20年，不论是视野还是深度，主题分析还是艺术性研究，都有很大推进，逐步由现象评述向本质挖掘深入，陀氏创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不断被揭示出来，与此同时问题也不小。

关键词：新中国60年；普希金研究；莱蒙托夫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考察与分析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张铁夫 宋德发

中图分类号：10―03；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2―0083―05

1897年，普希金以“伯是斤”之名传人中国。1903年，他的第一部汉译作品《俄国情史》（《上尉的女儿》）问世。耐人寻味的是，在1927年之前，汉译普希金作品几乎均为小说，没有诗歌（这里所言的“诗歌”主要指狭义上的叙事诗和抒情诗，并不包括其他诗体作品，如童话、戏剧、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等）。也就是说，普希金是以小说家的面目进入中国的。翻译的缺席导致评论的乏力，故在1927年之前，只有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等文章简略论及普希金的诗歌。

1927年，孙衣我翻译的《致诗人》一诗在《文学周报》第四卷第18期发表。此后，普希金的许多诗作陆续得到翻译，普希金“诗人”的本来面目得以恢复。与此相应，普评①开始关注普氏的诗歌，并对那些反抗专制和压迫、讴歌和呼唤自由的诗篇给予热烈的赞颂。普希金的声誉日隆，以至在三四十年代，他不只是一位诗人，还成为国人信奉的文艺偶像。也正因为掺杂着过多欣赏和崇拜的因素，导致这一阶段的普评虽然数量较为可观，且不乏激情和亮点，但不免局限于表层的介绍、鼓吹和推广，很难深入到学理的深处。

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文学研究一如既往地“与时俱进”。诚如吴元迈在1999年的一次大会报告中所言：“5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经过了五代人的艰苦跋涉与辛勤耕耘，走过一条复杂的不平坦之路，与我们的政治风雨同步。”往后推延10年，就会发现，新中国60年的普希金诗歌研究也是如此。令人欣慰的是，像其他学术事业一样，普希金诗歌研究在经历了风雨之后，最终还是迎来了绚丽的彩虹。如果分阶段进行考察，它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1958年至“”期间――缓滞期；1976年至2010年：复兴和繁荣期。

一、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

新中国虽然在很多方面和“旧中国”彻底分道扬镳，但是与苏联的关系和感情不仅没有破裂，反而更加深了一层。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6月30日），就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文章明确表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政治上的“一边倒”和意识形态的一律性让俄苏文学在中国比新中国成立前更受欢迎。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我国共出版俄苏文学作品3526种，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作为俄罗斯新文学奠基者的普希金，自然更是中国文坛的宠儿。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②的普希金研究较之前有所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至1957年的8年间，普希金的作品出版了30余种（含旧书再版），其中诗歌的主要译者是查良铮和戈宝权。这些诗歌译自俄文，翻译质量大有提高，而且印数较多，加之许多高校先后开设了俄苏文学课，从而使得普希金诗歌的接受群体空前扩大。与此同时，对普氏诗歌的评论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期间，普氏诗歌尚未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只是作为普希金创作的一部分受到注意。据现有资料可知，这期间公开发表的论及普希金诗歌的文章有数十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各种译本的序、跋，第二类是对普氏单篇作品的赏析或者评介。这两类成果中的大多数属于纪念性或介绍性文章，学术性并不强，但对于增强人们对普希金的认识，推动普氏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普希金诗歌的研究虽然较新中国成立之前有所发展，但发展的程度是比较有限的。这主要有内外两个原因。外部原因在于当时整个中国的学术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学术意识、学术思维还比较模糊。借用王向远的话说：“新中国成立后头一个五年计划中，政治经济文化迅速恢复和起步，但人民的精力贯注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学术研究一时难以彰显。……而作为学术研究基地的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处在大学国有化的改造与调整中，缺乏学术研究的稳定环境，到1954年，各大学的合并和院系调整才算基本完成。”内部原因则在于人们将普希金神化，很难用一颗平常心去审视他。人们注意到，在这一时期，普希金在中国的声誉达到一个顶峰，换句话说，他不仅超越了诗人的范畴，也超越了文艺偶像的范畴，而上升为一个文化英雄。诗人田间就说：“普希金，这是天才，这是英雄，这是诗人。英雄和诗人，虽说是两个不同的名词，但在实质上，它们的含义是一致的。伟大的人民诗人都是英雄和战士。”将普希金看成文化英雄，其实就是将普希金符号化，因此这期间在评论普希金诗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侧重政治诗而忽略了其他题材的诗歌；侧重诗歌的思想内涵而忽略了艺术特性；侧重思想内涵中的人民性和革命性而忽略了其他层面的意蕴。

总之，这期间的普评为了服务主流意识形态的目标，显得热闹有余，而理性不足，以至于最能反映研究水平的学术论文基本空缺，学术专著更是难觅踪迹。

二、1958年至“”期间：缓滞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绝大部分学术事业百废待兴，但普希金研究却不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间，很多前辈学者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按照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态势发展下去，普希金研究很快就会迎来一个繁荣期。可惜好景不长，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断了这种态势：“从50年代前期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终于演变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在那场运动中被审查批判，噤若寒蝉，或被打成‘’，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起码条件乃至人身自由。

1957年以后，情况越来越严重。随着极左路线的逐步升级和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国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曾经被尊为“导师”的俄罗斯古典文学，被某些人视为“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而那些古典作家则被视为“死人洋人”。随着这种观念的普及，普希金研究的发展势头立刻“缓”了下来，首要表现便是作品出版数量的锐减：1958年至1966年间，仅仅出版了《普希金抒情诗一集》（查良铮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重印）、《普希金作品选读》（毕家禄注释，商务印书馆1964年）等极少数作品。其次，在课堂上讲授普氏的作品被当作宣扬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受到批判，这也直接导致普希金读者群的急剧下降；紧接着，对普希金的评论也开始裹足不前，除了《普希金》（南海、碧波编写，商务印书馆1962年）等极少数普及性的小册子外，很难见到其他普评专著。有关普希金的介绍性和宣传性文章30篇左右（其中涉及诗歌的有2篇），都极为短小，在深度和广度上几乎没有任何突破。

雪上加霜的是，“”很快到来。“”期间，几乎整个外国文学都被否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被认为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独霸世界的野心”；启蒙学派被打成“蒙蔽学派”；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了“维护剥削阶级制度”的文学；西方现代文学则是“反动”、“颓废”的文学。总之，对这些“古的和洋的艺术”，应该“彻底决裂”、“彻底批判”，“彻底扫荡”。这样，普希金就成了反映“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死人”、“洋人”，自然也在被扫荡之列。换言之，似乎在一夜之间，普希金从“文化英雄”跌落成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上海的普希金纪念铜像在1966年被彻底砸毁就是一个明证。该铜像建于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在1944年11月将之拆除。抗战胜利后，俄国侨民和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于1947年在原址上进行了重建，但在“”期间，铜像再一次被毁。可以说，普希金的铜像如同一个隐喻，象征着普希金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坎坷遭际。在期间，普希金研究彻底“停滞”了下来。尽管如此，在民间，在知识分子的心中，普希金的声音并未沉寂，普希金的身影并未消失。正如叶甫图申科在《中国翻译家》一诗中所写：“当红卫兵把石子/向娜塔莎掷去，/当大学的校园/成了可怕的荒漠，/像一个幽灵/伴着低沉的蹄声/普希金的青铜骑士/突然出现在天安门。”

是的，普希金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在西伯利亚矿井的深处，/你们要保持高傲的耐心，/你们悲惨的劳动和崇高的思想追求，/绝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普希金的这些诗句不知给多少人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和生活的勇气，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正是有这样一种在事实上从未被割断的普希金情结存在，才会有“”结束后普希金研究的迅速复兴。

三、“”后至2010年：复兴与繁荣期

粉碎“”后的头两年，学术界步入了痛定思痛和休养生息的阶段。不久后，各个领域的学者开始“试探性”地发表论著。在此氛围下，马家骏在《陕西教育》1978年第1期发表了《普希金和他的（寄西伯利亚>》一文，开启了普希金研究复兴的大门。1979年，普希金研究的各种成果呈“井喷”状问世，预示着普希金研究春天的到来。回顾和梳理新时期三十年的普希金诗歌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它的成就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翻译工作趋向完备性，这也成为我国普希金研究的一大亮点。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读者阅读和学者研究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响应心中那颗“普希金情结”的热烈呼唤，翻译界和出版界加大了翻译普希金诗歌的力度，不仅出版了多种多样的普诗单行本，而且推出了多种大型的普希金文集或全集，如卢永选编的《普希金文集》（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肖马和吴笛主编的《普希金全集》（8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冯春以一己之力翻译的《普希金文集》（10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和刘文飞主编的《普希金全集》（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至此可以说，普希金的作品几乎均被翻译成中文，普希金的诗歌也得以整体性地呈现在大众面前，从而为更广泛的评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是评论的对象趋向整体性。

新时期的普评既有重点诗作的重点解读――如有8篇论文研究《致大海》，7篇论文研究《铜骑士》，5篇论文研究《致凯恩》、《致恰阿达耶夫》和《茨冈人》等；也有分门别类的局部性考察――如抒情诗研究，叙事诗研究，抒情诗中的政治诗歌、爱情诗歌、爱国主义诗歌、自然诗歌研究，叙事诗中的南方叙事诗研究等；还有对普希金诗歌的宏观探讨。“点”、“面”和“全局”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基本涵括了普希金的全部重要诗作，大大拓展了普评的广度。

第三是评论的视角趋向多元化。

“自由”、“革命”、“爱情”等传统视角在新时期的普评中依然拥有一席之地，并且得到了深化和拓展。同时，受多元文化的激励，一些半新或者全新的视角，诸如“美”、“生命美学”、“时空结构”、“古典美”等，开始进入普评领域。张铁夫等著的《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更是集中选择了七个视角来探寻普希金，其中“人民性思想”和“自由理念”属于传统视角，而“死亡意识”、“伦理指向”、“女性观念”、“圣经情结”和“叙事艺术”属于全新的视角。通过这些视角，该著对普希金诗歌的艺术精神作了极具学理性的阐释。而他主撰的《普希金：经典的传播与阐释》（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又增加了“性表现”、“酒神精神”和“帝王形象”等视角，对普希金诗歌的意义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揭示。在众多研究视角中，有两个尤其值得一提：

1）反思批判的视角。

过去，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人们往往强调诗人积极、光明的一面，而对他消极、阴暗的一面却讳莫如深，甚至有时候把错误说成正确。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学者力图打破这种，对普希金作品（包括诗歌）做出更加辩证的评价。沙安之的《普希金创作道路上的光明与黑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一文认为，普希金的创作中不仅有“光明”，还有两条“阴影线”：一条是政治上的，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他在一些诗歌中歌颂了彼得大帝和俄国将领夺取疆土的武功，并为俄国镇压波兰起义进行辩护。（2）他在反对暴政的斗争中摇摆不定，曾在作品中颂扬尼古拉一世和美化叶卡捷琳娜二世。（3）他在一些作品中选错了自己的主人公，如杀害法国革命领袖马拉的沙格特・科尔兑、背叛法国革命的谢尼耶。另一条“阴影线”是爱情上的：普希金闹过许多“恋爱”，并且把它当作诗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所以“只能学它们的诗意，而不能学它们的道德观念。”徐允明的《鲁迅、普希金与1830年波兰起义》（《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2辑）、鲁效阳的《评普希金后期抒情诗中的沙文主义》（《普希金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年）、方汉文的《从普希金

2）比较文学的视角。

粉碎“”以后，随着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复兴和发’展，许多论者开始把普希金与外国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作为评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些论者从渊源学的角度，把普希金的诗歌作为接受者即影响的终点来进行考察，如张铁夫的《普希金与莎士比亚》（《湘潭大学学报・外国文学专辑》1987年）、曾庆林的《论莎士比亚对普希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影响》（《国外文学》1989年第1期）、杨莉的《论拜伦的文学影响：以普希金、库切和巴赫金为例》（《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0年第2期）等文章，用事实说话，比较客观地揭示了普希金对莎士比亚、拜伦等文学大师的崇拜、模仿和超越。另一些论者则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对普希金的诗歌进行分析，如徐志啸的《屈原与普希金》（《国外文学》1987年第3期）、高金萍的《意象的魅力：普希金与郭沫若诗歌意象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等文章，通过“平行贯通”之法，对普希金的诗歌作出了不一样的解读。而更多的论者是从流传学的角度，把普希金作为传送者即影响的起点来进行考察，具体来说，就是研究普希金的诗歌与中国的关系。像张铁夫主编《普希金与中国》（岳麓书社2000年）就比较系统地探寻了普希金的诗歌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情况，堪称此类研究的一部力作。

第四是评论的成果趋向体系性。

专著的剧增是新时期普评的一大特色。专著和论文相比，信息含量更丰富，所选择的视角更多，也更具有自足的体系性。尤为值得一提的至少有五部：吴晓都著的《俄罗斯诗神：普希金》（海南出版社1993年）评介了普希金的诗人特性及其抒情诗和叙事长诗，具有很强的总括性；陈训明著的《普希金抒情诗中的女性》（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用28万字的篇幅集中探讨女性与普希金爱情诗歌的关系，资料翔实，论证充分，创见迭出；张铁夫等著的《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共12章，38万字，其中有近10万字是对普希金抒情诗和叙事诗的多方位考察；查晓燕著的《普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系统地探寻了普希金诗歌中蕴含的历史主义观、启蒙主义思想和宗教文化观；刘文飞著的《阅读普希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在第一部分对普希金的诗歌作了综合性的评论，在第三部分对普希金数十首代表性抒情诗作了赏析性解读。

新时期普评的复兴和繁荣归根结底是思想解放的结果。也就是说，新时期普评最大的变化是心态的变化。在人们心目中，普希金既不是一个“文化之神”，也不是一个“文化之魔”，而只是一位复杂和丰富的诗人。因此，人们审视普希金的目光既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而是平视。这样，在新时期的普评中，情感的成分在退位，理性的成分在登台；非学术的成分在减少，学术的成分在增加。换句话说，普希金学者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中，怀着敬重学术、追寻真理的信念，对普希金进行了各种可能性的探寻，力图描绘出一个真实、丰富、多元化的诗人普希金形象。

四、与俄国和西方研究的比较

应该说，中国人民对普希金及其作品的深情感人至深，中国学者用自己的努力和实绩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普希金学的一个重镇。但也无须讳言，单从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我们和俄国乃至西方还有一定的差距。

俄国是普希金的祖国，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之父和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因此，俄国的普希金研究做得最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概而言之，他们至少在五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1）重视基础工程的建设：新版19卷本《普希金全集》、《普希金语言词典》、《普希金生平与创作年谱》、《普希金百科全书》等大型研究文献的出版，为俄国普希金学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2）重视研究队伍的培养：以前莫斯科、彼得堡多次举办“普希金专题讲座”，培养了大批普希金学者；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以普希金为研究对象撰写副博士论文或博士论文。（3）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一百多年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现实主义批评、唯美主义批评、历史比较文艺学批评、心理学批评、象征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构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极大地推动了普希金学走向多元化和立体化。（4）由于在语言上拥有天然的优势，并且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因此特别重视校勘和文本研究。（5）重视普希金与世界文化关系的研究，不仅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专著，而且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还每两年举办一次“普希金与世界文化”国际会议。

西方的普希金研究在某些方面不如中国，但在有些方面也有胜出。用陈训明先生的话说：“尽管中国对普希金的欢迎远比西方热烈，中国翻译出版普希金作品的总量远远超过西方，但这绝不意味着西方就没有胜过我们地方。就翻译而言，像纳博科夫详尽注释的四卷本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作我国就没有。而在研究方面，我们不仅没有走在西方前面，反而大大落后了。”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普希金研究具有几个优点：（1）重视研究文献的整理工作，如出版了《亚历山大・普希金研究的英文文献目录：研究与翻译》（1999）、《普希金之后：现代诗人所编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诗的不同版本》（1999）等著作。（2）视野更开阔，更具有历史性，换言之，更善于将普希金的特点和价值置于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加以考察，如出版了《俄国戏剧：从发端到普希金时代》（1985）、《俄国小说：从普希金到帕斯捷尔纳克》、《俄国的文学观：从普希金到索尔仁尼琴》（1976）、《从普希金到马雅可夫斯基：论文学的演变》（1948）、《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学》（1948）等比较宏观性的论著。（3）对一些比较“冷僻”的领域作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如出版了《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小悲剧：论诗歌的简洁性》（2004）、《普希金的（埃及之夜>：一部作品的传记》（1984）、《论普希金和旅游文学》（1975）、《普希金信件的风格》（1974）、《怪人的梦想和普希金的演讲》（1960）等专著。（4）对普希金作品的艺术性更加重视，如出版了《普希金和浪漫风格：碎片，挽歌，东方，反讽》（1994）、《普希金抒情诗的研究途径》（1972）等专著。（5）更重视后备人才的培养，单就美国而言，“从1954年到1996年，这个国家就有56篇关于普希金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近年来，西方的普希金研究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新领域，即“普希金与白银时代”和“普希金与苏联文化”。这两个新领域都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在时间上，是从下个世纪之交看上个世纪之交；在空间上，是从西方看俄国。这两个新领域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代最新的文化思潮――文化批评对普希金研究的介入。

相比较西方来说，中国在普希金作品的翻译、传播、宣传和欣赏方面作得更好一些，而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方面作得稍有欠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普希金研究存在的问题有：（1）重内容，轻艺术，而这几乎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通病。（2）重赏析，轻研究，这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普希金研究专家比较缺乏的缘故。（3）重微观（单篇作品介绍），轻宏观（缺乏整体把握和综合研究），这同样是因为缺乏足够多的普希金研究专家。（4）重抒情诗，轻叙事诗，这大概是因为在观念上忽略了普希金叙事诗的重要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这些情况有些改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1）忽视普希金诗歌艺术风格的研究。（2）缺乏对普希金诗歌本体全面、深入的研究。（3）研究方法不够多样化。（4）缺乏国际对话和交流，在过去，只有高莽、张铁夫、查晓燕、陈训明、刘文飞、郑体武等少数学者参加过有关普希金的国际学术会议或纪念活动，更多的普希金研究者缺乏这种走出去的意识和条件，因此，既无法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也无法让别人了解自己的研究成果。（5）由于视野受限和语言能力不足等原因，缺乏对俄国普希金学和世界普希金学的系统研究。

更让我们担忧的是，纯文学，尤其是诗歌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不如往昔，加上中国人心目中的“俄罗斯情结”和“普希金情结”正在逐渐消散，导致我国的普希金研究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尴尬――懂俄语的学者越来越少，对普希金感兴趣的学者越来越少。在俄国，情况则有所不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大国的军事对抗似乎有所缓和，而文化冲突则仍然十分尖锐。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俄国不再像过去那样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即以批判本国作家达到与西方文化抗衡的目的，而是重新树立和推出像普希金这样的本民族的文化英雄。尽管俄国的纯文学同样遭遇边缘化，但对普希金的研究却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