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刍议:反思与完善

摘要：目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受案范围存在一定的局限，这影响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笔者以被害人的权益保障为视角分析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民事附带民事 受案范围 物质损失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一方面要满足当事人双方的复仇感情这一正义感情；另一方面又要满足合法性这一国家正义，是被迫在这二者之间走钢丝。”[1]传统刑事审判尤其是附带民事案件中往往忽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被害人所蒙受的损失很难获得实质性补救。此种情形下，一则犯罪人再社会化困难，二则被害人在精神、社会、财物上会遭到二次伤害，三则国家并没有实现防控犯罪的目标。这种国家、犯罪人和被害人皆输的局面无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很多当事人诉讼能力较弱，对法律的程序公正和形式合理性难以理解，当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支持时，往往坚信法院不公、偏袒对方，并转而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抗争，包括以激烈的生命抗争或群体上访的方式”。[2]笔者仅以以下两点为视角着重探讨目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受案范围的缺陷与不足。

（一）未将所有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明确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12 年 12 月 20 日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有 27 条是关于刑事附带民事制度的规定，其中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而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由于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将犯罪行为造成的间接损失排除在赔偿的范围之外。事实上在严重的暴力犯罪中， 被害人遭受的间接损失比直接的物质损失要大得多， 也严重得多， 如被害人伤残致使丧失劳动能力的损失、受抚养人无生活保障等。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践中，有的法院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限定为伤害案件，有的扩展到侵犯财产的案件，如抢劫、诈骗，有的法院则认为其他案件比如案件也可以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特别是诈骗类案件，被害人的损失往往比较大，上百万元，甚至上亿元，有的法院将此类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之外，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司法机关又无法追缴，在巨额损失得不到救济的情况下，被害人到处上访，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当地限制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并导致了较为不利的后果。

同时，该司法解释自身存在规定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司法实务中适用的混乱。例如：如何区分财物被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与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这两种损失在本质上有何区别？符合财物被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与符合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的罪名各有哪些？为何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只规定财物被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被害方可以直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该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却规定对于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对于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在经过追缴或退赔后仍不能弥补的损失，能否选择刑事案件审理完结后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综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内容上不够明确与严谨，这导致实践中法官对该问题的理解存有偏差与不确定性，从而最终引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法律及司法解释适用的混乱。

（二）未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

司法实务中，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是实实在在的。我国的《民法通则》早在 1986 年就已经规定公民可以基于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的侵害，向侵权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扩充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范围。[3]2010 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 22条明确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通过比较民事立法与刑事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被害人可以基于人格权利损害，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却不能基于人身权利损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刑事立法、司法与民事立法、司法发生抵牾，造成了法律制度内在的不统一，这也与社会公众的公正正义观念不符。

综上，当前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显然并不符合强化对保护被害人正当的权益保护的主流观念。尽管司法资源及司法手段的有限性一向被作为解释这一做法的合理性依据，然而，我们却不得承认现有有限的司法资源并未得到良好的配置，司法手段自身亦存在不少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不当地限制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以牺牲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降低司法机关运作附带民事诉讼而由此产生负面效应的做法，显然违背了法律的正义价值取向。同时，不当的限制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也与当前我国民法已然取得的立法成果形成反差。随着社会法律意识的增强，在这样的反差下很难平复被害人及其家人在人身、财产受到侵害后，部分合理诉求因不能继而产生对现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不满，这种不满甚至还有可能波及到我国整个的司法体制，进而直接危及整个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其代价非常巨大。有效防治犯罪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冲突各方因犯罪所受损的利益及其相互关系得到贴切有效的修复。即刑事审判不能简单地一判了之，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案件背后影响和谐稳定的隐患，也就是要尽最大可能和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通过履行刑事审判职能把法律问题了了，把当事人心结了了，把涉案当事人相互间的仇恨了了。[4]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完善

（一）赋予受害人更为自由的诉讼程序选择权

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解决民事赔偿问题，应该以侧重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为出发点，赋予被害人充分的程序选择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最大特点是被害人提起的所有民事诉讼赔偿请求都需要以提起刑事诉讼，先解决刑事犯罪问题为前提。由于程序选择权的不合理限制，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被害人权利的救济并不全面。实践中的情况是，被害人在进行民事求偿时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选择附带民事诉讼，有望快捷地获得民事赔偿，但根据现实的司法实践情况，被害人的请求即使最终得以实现，其所拿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选择独立的民事诉讼，则被害人不仅需要缴纳诉讼费，而且必须等待刑事案件审结之后方可提起，因此，被害人往往承担着白搭诉讼费以及最终判决不能实际履行的双重风险。从根源上讲，上述情况的存在，是由于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过分强调民事诉讼的附带性，对其独立性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

当前，从强化私权保护的角度出发，我国应当赋予刑事被害人以完整的程序选择权。即被害人有权提起或请求提起相应的民事诉讼程序，司法机关不能拒绝受理。一是被害人可以选择先于刑事诉讼提起民事诉讼。通过立法赋予被害人诉讼程序选择权，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开始以前提起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应当为民事诉讼提供便利条件，如果在先民事判决和在后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冲突，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二是被害人可以选择刑事迳行判决程序。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可以视为刑事迳行判决程序的法律依据，该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具体而言，在刑事案件发生后，如被害人欲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则应当允许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独的民事诉讼中进行自由选择。而且，被害人无论是选择附带民事诉讼还是选择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都应当与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没有区别。

（二）确立全面赔偿原则

第一、通过立法明确保护全部物质损失。针对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权益保护不到位的状况，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已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属于缩小解释，直接结果是缩小了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赔偿请求的范围。只有通过立法解释，或者新的司法解释，才能纠正这一点。但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主旨和司法实践积累的经验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会按照司法解释确立的程序进行。不过，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追缴及责令退赔的实施主体，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第二、通过立法保护精神损害赔偿。任何犯罪都可能给被害人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但是，法律意义上精神损害应该具有特定的范围和必要的条件，因为即使普通民事诉讼中也从来不受理超出特定范围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经济损失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依据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本质所要解决的实体权利和法律适用原则，对侵权责任、责任承担方式和计算标准等实体问题的处理，均应适用民法。同样，民法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范围及数额确定因素等，也必须纳入到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之中。通过立法确立附带民事诉讼实体法适用规则，取消赔偿范围的限制，将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依法纳入民法调整轨道但在赔偿数量上可做一定限制。

（三）健全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能积极主动地向被害人认罪，道歉，并愿意对被害人给予经济赔偿，在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后，在国家专门机关或者法律专业人员的主持下，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给与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法。”[5]现实中在刑事判决作出后再作出附带民事判决，将导致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因为法院在作出刑事判决之后，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已经确定，被告方往往会作出处分、隐藏财产的行为，从而造成无赔偿能力的局面。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以对加害人刑罚的适当减轻来促使被告方及时履行民事赔偿义务，保障民事问题的顺利解决。目前，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制度并未被我国法律所承认和确立。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并没有对这一和解制度作出新的规定，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也只有第一百五十七条有相关的规定：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认定其悔罪表现，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法律规定虽然相当模糊，但是已见雏形，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刑事和解的实质内容。而且很多法院在实际处理相关问题时往往也是这样做的。实践证明，这样做也更加符合实际。因此，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以对加害人刑罚的适当减刑来促使民事问题的顺利解决，对于化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矛盾，对于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建立完善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充分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这也更加符合现代司法所体现的理念和精神。

（四）建立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司法实践表明，刑事附带民事制度虽然为损害赔偿提供救济途径，但往往通过附带民事判决得到保护的实体权利，却换不来实体利益，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申请执行时会发现，被申请人是罪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本身欠缺可供执行的财产，又因人身自由受限制而无法获得可供执行的经济收入，因此，被害人面临的是胜诉却无利益的尴尬局面。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利于充分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有利于增强社会对国家法律，对司法制度的信任，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目前，英、美、德、法等国家已经陆续通过立法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联合国有关文件也对国家补偿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

当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但是，我国不少地方法院已经开始研究或已经尝试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笔者所在的地区于 2009 年制定颁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人救助条例》是全国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的第一部关于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遭受严重暴力刑事犯罪行为侵害而导致重伤或死亡的被害人及其家庭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护，把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纳入了法治化轨道。针对实践中大量刑事被害人不能实际获赔的现状，虽然这次新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建立相关的制度，但这种改革探索值得进一步深入和推广，希望能尽快在立法中得到确认。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法理学分析》，齐崇文，《人民司法》第2011年第11期，第103页。

[2]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页。

[3]《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4]就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而言，单纯就案判决，只是在法律意义上完成了案件的终结，双方由此产生的相互仇恨、积怨依然存在，甚至会因案件的判决而趋于恶化，长期以往将会埋下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经过深思熟虑，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了“以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为目的和价值取向”的刑事审判工作目标，以此实现刑罚目的的修复功能。为此，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初，在刑事审判中提出了征询被害方对被告人量刑意见，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主要是通过法官主动查找被告人财产、想被害方及时通报查找过程及结果、征询被害方对量刑的意见等方法，促成受害方与被告人之间达成赔偿协议。经过一段时间的时间，中院正式出台了《关于向刑事被害方征询对被告人量刑意见》，在全市两级法院逐步推行，通过实践完善，丰富内容，最终形成了“刑罚目的修复论”，即刑事审判不能简单地一判了之，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案件背后影响和谐稳定的隐患，也就是要进最大可能和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通过履行刑事审判职能把法律问题了了，把涉案当事人相互间的仇恨了了。“刑罚目的修复论”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许多案件当事人，即使是没有达成赔偿协议的当事人，看到法院做了大量的修复工作，切身感受到法官是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处理和解决问题，也谅解并接受了法院判决。《人民日报》、《人民法院报》、宁夏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我们的刑罚目的修复论进行了深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宽严相济相关刑事政策时也予以认可、采纳。

[5]何帆：《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