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因果观对唐传奇艺术的影响

摘要：佛教因果报应观是影响唐传奇创作的思想观念之一。唐代是崇尚佛教的一个重要时代，唐传奇在这一尊佛的时代中应运而生，因而佛教因果报应观对唐传奇表现题材的扩大，结构布局，人物塑造等方面产生了非常显著影响，使唐传奇在艺术上开拓出了新局面，当然这一观念对唐传奇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关键词：唐传奇；佛教因果报应观；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8-0205-02

唐传奇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一枚璀灿的明珠。它特指唐代文言小说。是真正较为成熟的中国小说。鲁迅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可见，鲁迅把唐传奇与唐诗看作唐代文学的两枝奇葩。唐传奇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除了其文学本身发展原因之外，还在于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唐代是一个文化思想上开放的、多元的社会，儒、道、佛思想十分盛行。但相比之下，佛教文化在唐代达到鼎盛阶段，各宗各派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等如日中天，唐代统治者高宗、中宗，睿宗及则天皇后等均信佛法，所谓“上好之，下必甚矣”，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也深深渗透到文人及人民大众之中。而佛典之俗讲与变文等十分流行，使得唐传奇的创作者更易接受佛教福罪报应生死轮回等观念。因而唐传奇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果报应观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但在我国，这种思想却不仅来自佛教，儒家也有类似因果报应的说法，如《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便是传统报应观的源头。《左传・昭公七年》中有“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长恶不悛，从自及也”等。这些传统报应观以行为者或其子孙为承受者，相信己身不遭报应，则其后代子孙必定有人成为报应的承担者。

随着佛教的传人，其因果轮回观念也随之出现于小说之中，促使了一系列称道灵异，以果报为主要内容的小说问世。如六朝志怪小说刘义庆的《宣验记》、王琰的《冥祥记》、魏晋干宝的《授神记》、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唐代佛教思想在小说中占有优势，唐初唐朝临《冥报记》卷上指出：“释代说教，无非因果，因即是作，果即是报，无一法而非因无一因而不报”公开宣扬佛家因果报应。唐代产生了一系列的因果报应类作品，作品集有释道世的《法苑珠林》、唐临的《冥报记》、法海的《报应录》，戴孚的《广异记》、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等。单篇传奇以六道轮回，三世果报为情节框架的有蒋防的《霍小玉传》、佚名的《冥音录》、袁郊的《红线》等多篇。可以说，佛教因果观念对唐传奇的大量渗透并直接影响到了唐传奇的创作，它不仅扩大了唐传奇的题材，丰富了唐传奇的思想内容，也影响了唐传奇形式结构安排。

就题材思想内容而言，佛教因果观念对唐传奇的影响首先表现轮回转世之说再现。如袁郊《红线》，写红线盗合故事，其主要情节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将迁潞州”，潞州节度使薛嵩派“青衣”红线夜人魏州，盗取田承嗣“头边”金盒，薛嵩派专使将金盒送还失主，从而制止了藩镇田承嗣和薛嵩之间的一场血腥斗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红线的经历，可为“前世”、“今生”。红线“前世本男子”，为孕妇治疾失误，“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阴司见诛，降为女子”，红线之所以为女奴，受人使唤是因为前世误伤人遭到报应，前世治病死人是因，今生为女奴受压迫是果。而今生作为女奴，对于主子的垂青，她“感知酬答”，用实际行动作了报答，她主动为潞州解除危机，既是命运的安排，也是对其“前罪”的惩罚，又是改变命运“赎其前罪”的一种手段，这分明是受到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相类似的还有《韦皋》记了韦皋与姜荆宝的侍女玉箫再世重逢之事。虽然韦皋对于玉箫只是一时的喜爱，但是玉箫对他却具有真挚的感情，因而玉箫在现世中未能与韦皋结合，却能在再世为韦皋之妾。此外，佛教报应方式有三界，三世，五道之说。

再者，佛教因果报应观念的深入，使得唐传奇作品中有一些描写鬼魂，地狱的现象。如蒋防的爱情悲剧《霍小玉传》写陇西大家子李益年二十，人长安，经人撮合遇霉小玉，一见倾心，与之恋爱，后要娶世家望族女卢氏，而负小玉，小玉与李益最后会面时说“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妾，终日不安!”后来事情果然象小玉所预言那样，李益后来对妻妾终日猜疑嫉妒，或驱逐出门或愤然杀害，夫妻不和，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李益负心是因，至终没得到幸福是果，恶报在其自身身上。类似的还有《华阳李尉》，记了张节度使为谋夺李妻而害死李县尉，李县尉鬼魂索命之事。既然张节度使如此心狠手辣，造下害死人如此恶业，遭到恶报，承受恶果也就很自然的了。

佛教因果报应观念对唐传奇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思想内容上，同时明显反映在作品结构安排等形式上。自从佛教因果报应观的介入，唐代小说创作者就有意识接受“因果报应”观作为小说的线索，构架小说。因而前世今生，因缘果报，不但成了小说思想主方向，也成为小说情节基本框架。

因果报应观念之所以成为唐传奇的主要思想和主要内容，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方面是唐朝大部分统治者崇佛，太宗、高宗、武后、代宗等极力推崇，而佛教令人产生心灵震撼，具有强烈威慑作用的莫过于其因果报应学说，梁启超十分推崇佛教的“业报”说，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一封家信中，甚到认为佛教所说的“业报”是宇宙唯一真理。佛教因果报应观把主宰因果报应力量归于个人行为的善恶，认为今世之报是前世作业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定数”，实质是论证了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对统治者有利，当然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另一方面佛教因果报应观在唐传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正义必胜，邪恶必败，好人得到了好报，坏人得到了惩罚，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惩恶扬善”的理想和愿望。佛教因缘果报恩想之所以被唐代小说创作者大量地运用到创作中，可能是作者想借果报观念来惩恶扬善。从这一方面来看，它确实起到了道德教训，劝惩人心的积极作用，使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而不敢去做恶，尽力为善。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当然受到统治者和创作者的大力推崇。如《华阳李尉》写张节度使为谋李妻而害死李县尉的故事，后来李县尉鬼魂索命，虽然李妻一度帮助张节度使逃脱丈夫的报复，但终究恶有恶报，张节度使最后还是被李县尉的鬼魂所杀，从这一则故事看来，这种冤仇在当时是没法报的，只能借助作家之手来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和理想，也起到了惩戒的作用，再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七引《法苑珠林・李质》叙写李质得病快死作梦去冥府，主管官说因为他曾救过七个人的命，所以应该延长十四年的寿命，后来李质果然又活了十四年才死。这则故事使人民相信有善行，才有善报，极力地劝说人民从善，起到了劝善的作用

当然，佛教因果报应学说对唐传奇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首先，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一些人物性格的发展不符合其自身仅仅为了契合因果框架而设置的，因而造成了人物性格的非逻辑性。如《贾人妻》写贾人妻与潦倒人士王立同居一年后，生有一个儿子，每天外出仍然中午回家给孩子喂一次奶，看出，贾人妻对其与王立所生之子确有疼爱之心，后来报了冤仇要离开京城，本来孩子不带走的，但最后贾人妻把自己儿子杀死，出乎人意料，但却不符合贾人妻原本的性格，从文中看，我们知道她确实是一个机智勇敢，善良多情，勤劳而且富有母爱的女侠，最终杀子不符合她母爱的天性及其原本善良的性格，是作者为契合她报仇而设的。其次，唐传奇宣扬了宿命论和鬼神迷信思想，让受压迫群众安于现状不思反抗，麻痹人民的思想。

虽然佛教因果报应观对唐传奇的发展有一些消极的影响，但从整体来看，它对唐传奇表现题材的扩大，思想内容的丰富，结构形式等方面的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说，由于佛教因果报应的介入，丰富了唐传奇的创作，给唐传奇开拓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