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油,粮油!

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孤岛。亚马逊流域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场风暴。世界粮食涨价的旋风口虽然不在中国，依旧会有大量的风沙吹到面前。

持枪警察严阵以待，市民队伍焦急地向前移动。领到粮食的人必须在手指上点墨水，防止重复排队。这不是电影里战乱国家领救济粮，这是在马尼拉街头，菲律宾民众在买每人每天限购的3公斤大米。

因为粮食尤其是大米的高价、短缺，已经有十几个国家陷入骚乱，恐慌情绪开始全球性蔓延。2008年4月24日，作为全球基准的泰国大米报价在众多目光的逼视中，每吨价格突破1000美元，一如预言。相比今年1月的每吨383美元，其价格升幅几近3级跳。

从表面看，此次全球粮食价格急剧上扬，是由于粮食出口国的自然灾害引起的减产造成的。但是，掀起天气的盖头，由古老动物尸体腐化而成的黑色液体恐怕才是长期而持久的根源。

石油惹的祸

三月，正值春耕的大好时节，拖拉机划着S形翻出东北大地黑色的希望。蹲在田头监工的黑龙江省陈店村的陈主任闷头抽烟、愁眉不展。

“只有种30亩以上才真正会挣到钱”，陈主任弹了弹烟灰感言，“小户种一年，还不如承包出去得的承包费多。”他最近一直在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好多人根本就不想种地了。一旦土地抛荒，他这个村主任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作为石油的边缘产品，化肥等生产资料的价格快速飙升，加大了农民种地的成本。石油涨价正是引发上世纪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粮食涨价的主要原因。已经提高到每亩40多元的政府补贴，并不能抵消农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分析：“2007年我们稻米、玉米与小麦的平均亩成本为470元，而目前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柴油和地膜价格的上涨，使这三种主粮的亩成本提高到了520元，仅物化成本就提高了10％。”如果算上同样在上升的人力成本，农民一亩地的收成已经降到了几十到几百元不等。

由于价格上涨接近农民心理承受底线，往年从年末就开始卖的农资产品，2008年到三月还不是很好销。成本问题和滞销问题，已经压断了不少中小农资企业的资金链。

陈主任在镇上卖化肥的小舅子刚刚把仓库退了租。他现在卖一点进一点，店里那点地方已经足够了。进进出出来看化肥的人并不少，但是付钱买的人一下午就一个，还只买了两袋。

“40％浓度的复合肥(每袋50公斤)，去年87元现在155元，上涨了接近80％；而除草用的草柑膦，去年一箱55元现在75元，也长了不少。”小伙子敲击着计算器，“我不敢进多了。原料价格涨上去了，化肥厂给我的进价也高，还卖不动，再这样下去我只有改行了。”

国际粮价上涨的诱因远不止这些，石油不再只是通过加大生产和运输成本带动粮价。

玉米、大豆、浊菜籽和食用油组成了一个涨价链条：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大豆主要出产国巴西将大量的玉米用于生产乙醇，导致全球范围内玉米价格从2007年开始大幅上涨，令大豆种植面积减少；艳羡不已的欧洲各国开始普遍地用油菜籽生产生物柴油，令国际市场上大豆供需关系更加紧张。小麦等同属旱田作物的粮食，在干旱减产的情况下，种植用地同样被挤压，价格也是日渐升温。在全球范围内，2007年用于生产燃料的粮食超过1亿吨。恰恰是这1亿吨，打破了世界粮食市场维持多年的供需平衡。粮食作物在增产的情况下，出现紧缺。

汽车，开始和人争夺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

工业化的灾难

石油涨价并不能完全解释亚洲的这一轮米价暴涨。作为水田作物，大米并不直接和玉米、大豆、小麦争田地。

另一隐藏原因是作为粮食主产区的东南亚国家近年来推行“快速工业路线”。1997年金融风暴让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心有余悸――工业基础薄弱，导致大量贸易逆差，最终会遭到资产泡沫破灭的惩罚。然而，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的同时，农业被忽略了，甚至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让步。在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仅占全部出口额的7％，而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90.8％。与此同时，该国也由粮食出口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大米进口国。

农业乃国之根本。将经济的高速增长建立在日渐薄弱的农业基础之上，一旦吃饭问题依赖国际调配，粮食安全系数便降低。面对“国际粮食要挟”，再无话语权可言。 这个问题在中国同样严重。到城市去，到工厂去，到经济发达省份去，已经成为新一代农村青年的第一选择。在那里打工得到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留在土地上的人，心里也不安静，随时都准备出发。工农收入的不平衡，日益影响新一代的就业方向。

江苏溧水县的年轻农民张岩，盼望着自己的希望从田地里升起。为了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他没有和其他同龄人一起出去打工，而是耐心地伺候家里的几亩地，希望“科学种田”的新尝试，能帮自己从土地里刨出个金娃娃。虽然折腾了几年小有成就――不仅自己家的水稻亩产量是全乡数得着的，还包揽了附近几个村的粮食销售，从中赚些小小的差价，但是仍旧比不上外出打工赚的钱多，还更累。他已经准备好，一旦母亲的身体恢复一些，就要去广州投奔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四年的女朋友。

城市越来越大，一步步包围农村。当城市前进的脚步，将中国的可耕种土地逼退；当这不多的耕地因为收益的降低，大片大片被人为抛荒，民以食为天的警钟已经敲响。

中国，稳住!

国际上“农产品高价时代已经来临”的惊呼声不断。但是低价时代真的已经终结了么?上涨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各家媒体纷纷推测，众多专家一致论断――中国在主要粮食种类上达到自给自足，所以短期内，国内粮食价格往往不会跟随国际价格。徐小青说：“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正在转变之中，这样比较客观吧。”面对粮价高涨带来的国际恐慌，政府毅然切断了人世以来农产品价格一直与世界市场保持着的紧密联动。2007年底，在国际粮食价格急剧上涨的时候，中国开始控制以至禁止粮食出口，并且向市场投入了大量国家储备粮，平抑粮价的上涨势头。

全球缺粮的国际恐慌中，温总理一句“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温暖大江南北。更何况，一般情况下，8亿农民兄弟会在家中囤积足够一年的口粮，自觉地减轻了政府的压力。

国际国内粮价冰火两重天的背后，郑州商品交易所起了重要作用。自2003年3月28日，优质强筋小麦期货(强麦)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以来，一直是中国小麦市场最重要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从强麦的历史来看，价格波动主要来自政府政策影响，而非国外同类期货。在

美国被次贷危机笼罩，资金开始大规模向农产品流动的时候，中国政府通过低价时托市收购、高价时抛售的手段，在国际小麦期货价格增长超过200％时，稳住了中国小麦现货价格。

中国的小麦、稻谷和玉米产量能够实现供需紧平衡，暂时没有不可控因素出现。然而，这种以政府自身付出代价来达到的平衡，十分脆弱。

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主要是通过大豆传导到国内的。中国每年4500万吨的大豆需求有3000万吨依赖国际市场，占据了全球6000万吨大豆贸易总量的50％。而作为世界上进口大豆最多的国家，中国没有定价权。现实情况是，中国用大豆，巴西卖大豆，而美国芝加哥的CBUT交易所决定大豆多少钱。

大豆价格高涨进一步刺激国内大豆种植面积增长，其后果就是其他作物的播种面积减少，供需趋紧。另外，如果种粮成本的增速高于粮价增长，一些农民选择抛荒，或者种植其他作物，这为处于平衡状态的粮食供需关系增添了变数。

暗渡陈仓

“已经开始涨了，只不过什么时候大涨还不知道。”这是广州、深圳等粮食紧俏地区粮商们的普遍论调。受货源紧张影响，2008年4月，广东东莞市籼米、粳米价格分别上涨了13.6％和17.6％。

“今年政府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在农用补贴上也有所提升，显然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但是这种保障跟轮番上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价格相比，上涨的幅度还是太小了。除非政府拿出更多补贴来填补这种不平衡，或者将市场开放让粮价跟上国际形势，否则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只会更低，市场上可以供应的粮食更少。”深圳粮油市场的蔡老板拍着刚刚阅读过的一堆报纸，分析道：“不过，应该是稳中有升，反正按照国家一向的控制力度来说，肯定不会放开任它疯长。”

为了解决南北产销不平衡问题，铁道部又一次拉起战车。从2008年5月1日起至6月30日，集中60天时间为东北地区抢运1000万吨粮食，最大限度地解决东北粮食外运难问题。专家表示，这将有利于稳定我国南方稻米价格。

不过，善于把握时机的江浙粮商，在这之前就已经将触角伸到了遥远的黑龙江。

三四月的春风里，东北大地上不时有吴侬软语飘过耳边，谈论的都是价格和存储量。尽管一些粮商抱怨“大米从东北运到广东，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京广线上的三大瓶颈山海关、郑州、衡阳，每到一处就要排队，还要出两、三千的‘方向费’才能拿到一个车皮”，但是仍影响不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开挖黑土地上的“粮食金矿”。

“卖出去了就是好事，总比囤着好”，在黑龙江当地一家专门在田间地头收购粮食的小粮厂，王老板和他的两个小伙计慢悠悠地打扫着刚刚腾空的粮仓。尽管抛开人力、仓储和运输等费用，每斤大米只赚了几分钱，王老板还是乐呵呵的。“我知道他们运到广州、深圳、上海这样缺粮的地方，转手就能卖高价”，王老板认真地对记者说，“不过，我们东北车皮少，我也出不起钱搞这样的长途运输。”

并不是所有当地粮商都高兴。南方人的到来，抬起了当地米的收购价格，抢了一些大型米业终端销售企业的生意。富源米业公司是五常县比较大的收购企业，一位郭姓负责人抱怨道：“南方人把大米价格炒起来了!我们出七毛五，他们直接喊八毛，粮价能不涨吗?”

“小”困局，“大”机遇

“高价进购，低价卖出，亏本是肯定的。”在全世界“粮食安全”吃紧的情况下，粮食加工流通在中国却成了微利甚至亏本的行业。在油脂加工行业，表现最为明显。

一边是飞涨的大豆，一边是不准油价上涨的政府限令。众多深处内陆、远离港口的中小油脂加工企业压力巨大。“没有足够的钱就没有足够的大豆，更何况我们用的机器要想降低成本只能连续运转，不能随开随停，不然损失更大。”一个小油脂厂老板费力地拉开他停工三个月的车间大门，一股油脂闷气扑面而来。

黑龙江统计局对外的数据显示，2007年新产大豆490.9万吨，比上年下降27.0％，价格却一路高扬。进入停产“休眠”的油脂企业，在黑龙江佳木斯、黑河等主要大豆产区都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这些企业的产品主要用于本地销售和为其他品牌代工，大多使用本地非转基因大豆。最早的在2007年8月中旬便已经停产，以规避高价格的风险。

另一个选择是使用进口大豆。拥有进口大豆许可证的，目前只有中粮等几个大企业。中粮是其中最大的进口商，同时也是压榨企业。其他压榨企业想购买进口大豆，便必须通过中粮集团购买。中粮作为进口大豆中介的利润，加上进口大豆运达内陆省份需要的运费，中小企业更无法承受。停工等待时机，似乎是摆在面前的唯一可行的路。

不光是中小企业吃紧，大型油脂加工企业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压抑油价飞涨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国家发改委价格司驳回内地四大食用油生产和经销企业的提价申请。嘉里粮油旗下的食用油品牌“金龙鱼”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戏弄”了消费者好几回：涨价――暂缓涨价――涨价。最终，还是听从了政府的声音，宣布“暂不涨价”。

不过，照“主攻农业”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的话说，这不是一个很坏的事情。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的空间在震荡中被挤压，从客观上，带来更多产业整合的机会。

每一个危机，同时都是转机。能够熬过这个看似不平衡的涨价格局的，必然具备了成长的弹性因子。下一个农产品加工的春天，将是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