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革命经历:从“五二”运动到“四二六”大逮捕

蔡秀枝，1928年生于上海。抗战后期参加革命工作，在学校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苏南团校教育科长、江苏省委宣传部科长、⒍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西省教育厅副处长。原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刘仲侯同志夫人，1985年离休，由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明确为享受副厅级待遇。

离休后，每每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那段革命经历，我都感触良多。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读过《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经典著作，坚定了革命理想信念。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爱党爱国，革命激情很高，现在有的青年学生难以理解。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有义务让现在的青年人了解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所以我把自己在学校的革命经历讲出来，让他们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倍加珍惜、努力奋斗。

声援“五二”运动

1945年抗日战争后期，我在上海爱国女中读书时参加了地下党组织。1946年夏考入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组成之一），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我的公开身份是学生，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开展群众工作，同反动派进行合法斗争。

1947年夏，解放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相继破产，人民开始了全国性的战略反攻，把战争引向了统治区。在这种形势下，白区对共产党员、爱国人士的迫害更烈，甚至进行秘密逮捕。与此相对应，上海学生运动也此起彼伏，逐渐形成高潮。南京“五二”惨案发生后，各大院校纷纷响应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声讨反动派的罪行。光华大学也不例外。一天，我与黄如意同学（她是女同学会会长，地下党员）去贴大字报，以女同学会的名义声援南京“五二”事件。我们把大字报贴在教学大楼门前，不料我刚贴完，一名“三青团”学生上来一把撕去，我非常气愤，马上跑去将他们贴的反动大字报也撕去。许多围观学生一致伸张正义拍手叫好，随后我与好友秦惠琴同学往后边食堂走去。当我们走在去食堂的小路上，此时四周无人，忽然那个撕大字报的“三青团”学生跑来伸手就打了我两记耳光。秦惠琴同学急忙高声呼叫“打人了”，那个学生旋即溜走。不一会同学们都来了，大家愤怒极了，强烈谴责这一“打人事件”。

我们为了伸张正义，声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五二运动，竟然遭此毒手，广大同学义愤填膺，一致起来罢课以示抗议。当时一、二、三年级学生都采取了罢课行动。四年级学生由于临近毕业，怕影响功课，又不敢越规，因而未参加罢课。报社记者都来采访了这一新闻，群众要求校方对“打人事件”做出严肃处理。最后，由学校教务主任出面调解，“三青团”头目张子华（当时他也是学生，解放后此人去了台湾）出面赔礼道歉，就算平息了风波。可此事并未完结，因为我们是在统治区，学校受政府领导，要听他们的，因此等到学期结束后，暑假里我们总共有13名党员和进步同学都收到了学校给家长的信，内容很简单，称：“贵家长，令该学生下学期勿再来校。”学校也未明确说开除，教务主任曾经向我们表示过“大家心照不宣，学校也是出于无奈”。

这样，我们13人就被学校开除了。

1948年春，组织上要我们几个党员同志再考入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组成之一），因为学校不收插班生，即使收插班生，组织上讲，也会引起校方注意，所以我们只能再从一年级进校。到了大夏大学后，组织上通知我们注意工作方法，要隐蔽些，不要再抛头露面。但是“三青团”分子还是密切注视着我们。有一次，我与几个同志去学生信箱取信，看见有一名“三青团”学生的信箱没上锁，我们发现里面有信，信封上注明是光华大学寄出的，我们警觉起来了，随即取出拆看，果然是光华大学“三青团”给大夏大学“三青团”通风报信，信中告诉他们，我们几个人已转到大夏大学，估计目前活动可能会隐蔽起来，嘱咐他们密切注意我们的行动。

当时，大夏大学的反动势力较强，同乡会特别多。“三青团”利用乡土观念，联络一些同乡结成反动战线。1948年后，我们党在大夏大学的力量也有所增长，我们以学生自治会和女同学会来团结广大同学伸张正义，揭露反动派迫害爱国进步人士的真面目。例如，为纪念五四青年节，我们带领一批进步同学去上海交大参加营火晚会。交大进步力量是很强的。那时在学生运动中流传了许多革命歌曲，如《茶饭小调》《老天令》《跌倒算什么》《你这个坏东西》《团结就是力量》等，大家又唱又跳，使一些从未参加过这种集体活动的同学深受教育，深为感动。晚会后回校途中，住在丽娃丽妲河后面女生宿舍的同学，突然被埋伏在路边草丛的“三青团”学生用棍棒打了，天黑也看不见是谁打的。后来听说那天晚上参加打人的都发了奖金。

1947年、1948年上海学校地下党与反动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情况是尖锐复杂的。我在解放后获取―个资料也可证明。当时反动派的反动宣传极尽颠倒黑白、歪曲污蔑之能事。

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四月十日一份学生论坛报第二十三期中有一篇反动宣传报道，涉及有关我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蔡秀枝，女，教育系，也是光华大学开除的学生，她和上述二位同学（即黄如意、徐莲珍）来大夏的用意就是想把大夏一向安定的风气给打破，也和其他学校一样的不安分，她在光华时，南京“五二”事件她负责张贴大字报、罢课及叛国XX（原文如此），引起大部分同学的不满，因此被中立同学左右开弓连掴二掌，不晓得蔡同学还能记得当时脸红耳赤的情景吗？

论坛报上还附了“大夏群奸谱黄如意、徐莲珍、蔡秀枝……等十三人”的名录。这些是我在1947年、1948年开展学生运动中印象较深的部分回忆。

经历“四二六”大逮捕

1949年4月23日，我解放大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红旗插上总统府，蒋家王朝至此宣告覆灭。而上海真是“天快亮，更黑暗”，穷途末路，狗急跳墙，到处公开或秘密逮捕迫害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1949年4月26日，特务在全上海各大院校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抓去300多名学生，其中有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积极分子，这就是解放前有名的“四二六”大逮捕。因为是公开逮捕，被捕学生名字全部登报公布。我大姐在苏北解放区区党委工作，她在报上看到了我的名字，焦急万分。

我们几个从光华大学转来的地下党员，虽然入校时间不长，活动也不多，但我们的名字早已上了特务的黑名单。

我记得那一天――1949年4月26日，上午我从学校回家取一些衣物回校。妈妈对我说：“现在外面很乱，时局紧张，你就不要去学校了。”我说：“学校还有些事要办，今天一定要去。”说完就骑了自行车直奔学校。当时全校学生已走掉一半多，外地学生大部分离校逃难去了，我们地下党的任务是发动群众进行护校，迎接到来。我们党员同志全部都住在学校里日夜轮流值班。那天轮到我值上半夜班，到半夜十二点钟，当我回到宿舍后，不久就听到马路上汽车马达声特别响，因为当时大夏大学地处郊区，很少有卡车往来。我们住的群英斋靠近校门，只见来了许多卡车、军警和便衣特务，将学校大门四周团团包围，接着听到校钟猛敲，有人呼叫全体学生到大礼堂集中。我与同宿舍的林玉梅等几个同学来到大礼堂，只见整个礼堂已站了一半学生，约1000多人，我站在人群后面，只见远处放了一张桌子，周围有几个便衣特务，中间一人坐下拿出了一本册子（即黑名单），叫每个学生拿出学生证逐个过堂。此时，我见到一个女学生，个子高高瘦瘦的，在那里和特务们指手画脚。（此人解放后1950年我在无锡见到过她，后来请无锡同志了解到，她名叫周子明，1949年底至1950年初分配到苏南花纱布公司，组织上知道她在大夏大学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后，又调去南京，最终去向不明。）

他们从晚上一点钟一直过堂到清晨六点钟，对每个学生都与黑名单对照，名单上没有的就离开。最后礼堂里留下我们20人，有一个老师刚出校门时，给他们临时抓走，总计那天逮捕了21名师生。当我们手挽手走出礼堂时，在外面的同学手挽手列队排在两边，高呼不许军警抓人，我的挚友沈若文等同学都流泪了，我们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登上卡车。

他们把我们送到法租界达人中学关押，3个星期后，许多师生陆续被保释了。我的父亲也去过几次，巡捕房说我情节严重不能保释。我们大夏大学被关的同学剩下十几个人，在一天晚上，将我们及其他学校未被保释的同学约有一卡车，转移到虹口国立上海商学院。我们被关押在一幢楼里，男同学在楼下，女同学在楼上，一进去就有特务向我们宣布许多格杀勿论的纪律，不许外出、不许头手伸出窗外、不许看赤色书籍、不许交头接耳、不许高声喧哗等。开始看守我们的是的“飞行堡垒”，身着美式的服装和配渚良武器，隔了一两天又换了宪兵看守。

直至5月25日上海租界解放了，我们被关押在虹口还不知情，但那天晚上我们发现特务们特别紧张，又向我们重复宣布格杀勿论的纪律。深夜时分，我们觉得楼下进进出出的声音十分嘈杂，还有火光。我从窗口往下看去，只见有几辆黑色轿车旁几个特务慌忙地在烧材料。等到清晨五六点钟，楼下已鸦雀无声，忽然有几个小兵跑上来，对我们说：已进入上海了，我们的长官都跑了，他们临走时命令我们将你们全部枪毙，可我们没干，我们也要走了，你们自由了。说完几个士兵就跑到楼下向男同学要了衣服，脱下军服，换上便装逃跑了。

此时，楼下的男同学向我们高声呼叫：“下来吧，我们自由了！”商学院的留守护校的同学也一起向我们跑来，那个场面真是太激动人心了，我们相互握手拥抱欢呼。但此时虹口尚未解放，我们在商学院又待了两天。反动派进行垂死挣扎，在虹口一带还发生了激战，两天来枪声不断，马路上空无一人，流弹很多，老百姓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5月27日，反动派占据的一些高楼窗口都升起了白旗，他们终于投降了。我们大夏大学的几个地下党员，劫后余生，解放后都各自回家回校，继续接受组织上的安排，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工作。

题图 本刊工作人员拜访蔡秀枝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