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德上寨苗族支系探讨

摘 要：旅游情境下，与民族和民族支系密切相关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一再凸显和被凸显，关注民族支系，对发掘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区域内民族文化旅游网络的规划[1]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苗族支系；族群；民族文化旅游网络规划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35-03

“逼傍甘挠”是黔东南州雷山县郎德上寨苗族的一种自称，①意思是：“我们苗族。”弗雷德里克・巴斯认为，族群②认同产生于不同族群间的社会互动，族群边界因之得以生成与维持，③族群认同既是共时性文化互动的体现，也是文化历时性的呈现，在长期与他群的互动中，族群意识逐渐得以培育，族群文化得以彰显。伴随着黔东南“生态立州，旅游活州”的州策，旅游运动和旅游热潮骤然兴起，而与民族和民族支系密切相关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则一再凸显。

一、苗族的迁徙

由于躲避战乱等，苗族从“海边边”不断迁徙到山高谷深、居住和生存环境相对恶劣的西南腹地。苗族历史上经过五次大迁徙，据《蚩尤魂系的家园》一书介绍，其中，第三、四、五次大迁徙后集居的中心地在贵州的东南，其中以雷公山地区为主要的聚居地[2]：第三次迁徙，春秋战国时期，荆楚发展成为楚国的主体国民，早在楚国强盛时期，苗族先民于战祸之中，就有部分被迫进入人烟稀少的武陵山区；秦吞巴并蜀灭楚，川湘鄂的苗族，遂相率避入深山峡谷之中；西汉之初，今日川黔鄂一带的山溪谷间，已经布满了苗族先民。他们中的大部分涉澧水、溯沅江，进入武陵地带的“五溪”（即雄溪、满溪、辰溪、酉溪、武溪）地区，时人谓之“五溪蛮”。其中，雄溪即巫水，武溪即溪或水，沿巫水南迁的苗族，有的到了广西大苗山、三江等地，有的迁得更远，到了海南岛；沿水西迁的苗族，一部分到了贵州东南的雷公山的雷公坪及其周围。第四次迁徙，秦汉至唐宋时期，王朝不断地向“五溪蛮”用兵，迫使他们向五溪深处再度西迁。一支沿着阳江西上，迁至思州（今贵州岑巩县）；另一支沿着沅溪（今清水江）西上，迁至黔东南地区和雷公山周围；而南下到广西都州以北的一支庞大的苗族，则沿都柳江北上，一部分在榕江、从江、丹寨一带定居，一部分则长驱直入，到达雷公山周围，与先前迁徙到这里的同胞共居。第五次迁徙，元明清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大部分苗族继续从武陵、五溪地区迁入贵州东南和雷公山周围。

迁徙是苗族历史上频繁而重大的事件，它深深地烙印在苗族人民的心中，影响着苗族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甚至以舞蹈、仪式等文化符号“生活”于现实。黔东南的《苗族古歌？跋山涉水》篇唱道：自己的祖先从前“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他们“翻过水山头，来到风雪坳”，先后渡过“河水黄央央”、“河水白生生”、“河水稻花香”的三条大河南下，然后又“沿着稻花香河”西进，“经历万般苦，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黔东南雷山各地苗族的“吃牯藏”都有一个程序：祭奠村寨中每一座山头，郎德田野期间，有村民向笔者远远指明他们村要祭奠哪些山头；距离郎德不足十公里的三棵树镇摆底村，笔者参与了吃牯藏中祭奠山头的活动：灌木树丛交织，几无路可走，前面有人用镰刀“开路”，后面有担担子的、抬鼓扛芦笙的，老老少少逶迤前行，中间有人不堪苦乏，趁队伍停下来祭奠的空间休息一会，身临其境，笔者仿佛体察了苗族先民迁徙的艰辛，也能想见其迁徙之举的无奈。黔东南台江反排苗寨，闻名世界的反排木鼓舞，共分五个章节，就有表现迁徙时的恋恋不舍、渡河、赶虫等情节。另外，迁徙使苗族各部之间彼此隔绝，少于交往。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不同，历史不同，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也不同，从而导致互相间出现较大的差异，造成支系多、方言差别大、服饰类型多样化的现象。

二、苗族的支系

杨廷硕认为界定苗族的支系，应当遵循三条原则：一是在苗族文化同源同质的基础上，当事的人群已经形成了调适性的地域性文化特征；二是这些被界定的支系与其他并存支系之间具有明确的整套文化表征，足以让当事人和局外人能凭借这些表征明确地把他们区分开来；三是这样的界定标准还必须以历时性发展脉络为依托，才能确保所作出的结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3]。王慧琴认为，方言是用来辨认族别或划分支系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有失片面；苗族的服装和发式特点，与其语言分布有着紧密的联系，即讲同一方言、次方言或土语的苗族，其服装式样和发型往往基本相同，服装的差异可以是识别苗族支系的有力的佐证，但是不够全面；支系是民族形成以前各氏族和部落间的差异和特质反映，所以自称当然是辨认支系的重要依据[4]。关于苗族内部支系的分类问题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伍新福和杨廷硕。伍新福以“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等，命名苗族的主要支系[5]。杨廷硕以各支系的分布地域命名支系，分为东部支系、中部支系、南部支系、西部支系、北部支系。以伍氏为代表的以服装颜色为区分标志“画出”的苗族分布图，与杨氏以各支系的分布地域命名支系，名称虽然不同，明显地，杨氏兼顾了伍氏的分类，下面是杨氏分类[3]中关于中部支系的记载：

中部支系指分布于黔东南地区以及广西、湖南毗邻地带的苗族，通行苗语中部方言，经济生活方式属湿热的中低山丛林农耕生活，带有明显的刀耕火种残存因素，其习俗特征高度调试于小范围半定居的生活方式，族际背景多与百越族系的侗族、壮族、水族有着频繁的交往，从明中叶以后与汉族的频繁交往才具有较大的实质性意义。在历史上，汉文文献长期将他们称为“黑苗”。

综合伍、杨二氏的分类，黔东南雷山苗族应该属于中部支系，黑苗。

苗族支系的形成同原始氏族部落制度有一定的联系。由于苗族的特殊历史条件，即不断的战争和迁徙，为了生存斗争的需要，血缘关系并未完全松弛，相反，艰苦的生活和残酷的斗争，使苗族的各个部分都产生了强韧的内聚力，而血缘关系和氏族部落组织的残余成了维系内部团结的重要纽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苗族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在氏族部落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了各个宗支。苗族的这种宗支仍然是以血缘关系（尽管实际上已较疏远）为纽带的。他们按宗支进行战斗和迁徙，到新的地方后又按宗旨聚族而居。据黔东南流传的《苗族古歌》记述，黔东南地区的苗族是由“五支奶”和“五支公”率领，从东方江边和平原跋山涉水，向西迁徙，也就是按五大宗支进行迁徙的。到了黔东南地区以后，“一支住方先，一支住方尼，一支住者雄，一支住希陇，一支住春整”，即按五个支系聚族而居[6]。这些宗支、姓氏，当然都是同宗公祖的，是一种血缘关系的组合；而一个大地区的各个宗支之间也有着亲缘关系。

三、郎德上寨苗族支系探讨

雷山地区苗族迁入时间，按民间世系推算，最早的已有一千七八百年，即在西汉文帝时，苗族先民即从居住地“左洞庭，右彭蠡”西迁，溯都柳江北上古州（今榕江），最后定居在牛皮大菁周围。这是现居丹江河、西江河、望丰河、陶尧河、黄里河、乌尧河沿岸苗族的迁徙路线。苗语中的词如“婆公”、“母父”、“女男”等，也是把女性置于前面，足证当时的苗族家庭是以“母系”为中心。雷山苗族，清康熙以前，只有名，无汉文姓氏和字辈。现在使用的汉文姓氏，是雍正朝建置以后，为强化治安管理，乃以其名与汉字谐音为姓造册登记，是为苗族人民使用汉文姓氏之始。故至今有的苗族村寨，姓氏虽各异，然实系同宗或亲房弟兄。以后又有从他处迁入者，以本寨人均属一个姓，异性极少，期间为求得大族的保护，改原性依附者亦有之。雷山苗族除了有汉名外，还有一个子父①连名的苗名：子名在前，父名在后，祖父名排在第三，三代连呼，也有四代连呼的，但较少；一般只称单名或子父连名，再加上姓。

服饰之于苗族，是作为一种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而存在的，服饰在民间流传是生活的使然，服饰的内容和形式也要服从其生活和情感。苗族特殊的生活使得其服饰的形式中沉积着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习俗的内涵[7]。苗族服饰艺术不仅有年龄、盛装和便装的不同，而且还有较大的地区差别。尽管如此，它往往保持着苗族独特的传统款式，百褶裙是苗族妇女服饰的风格基点，以此配饰各种款式不一的服装和造型优美的饰品，形成各具特色的服饰造型。黔东南苗族妇女服饰以裙子的长度可分为长裙系服饰、中裙系服饰、短裙系服饰，三大系是一个亚系，又分为三十多个次亚系，各次亚系下又分无数款式服饰。长裙系：裙长至踝关节处为准，主要分布在巴拉河一带以及都柳江流域的部分地区，以凯里、雷山、台江、剑河相邻地区巴拉河周围一线为主要分布区，人口约35万人，包括西江亚系、施洞亚系、凯堂亚系，都柳江流域也有部分款式属于长裙类。中裙苗：裙长在小腿以上膝关节以下，这一类型的服饰分布地区较广，黔东南三大河流域地区均有分布，包括凯里、丹寨、麻江、黄平、施秉、雷山、台江、剑河、榕江、从江、黎平等县市人口最多，约130万人，主要有舟溪、谷陇、柳川、久仰、摆贝、滚仲、芭沙等亚系。短裙类：裙长至膝盖以上为特点，最短的裙长仅15厘米。着这一类型的苗族服饰的人口约15人，主要分布在较边远的雷公山、月亮山山区，一般在海拔1 500米以上的高坡居住，雷山的大塘、桃江、达地，丹寨的排调、雅灰，榕江的兴华、八开、两汪，剑河的久仰，台江的方召、南宫乡等镇，主要有桃江、两汪、久敢等亚系。

关于郎德上寨苗族的支系，目前未见有文字记载，笔者只能按以下原则进行推测：服饰、习俗、语言相近的苗族，应该是同一支系。根据：一、杨廷硕的《苗族族名递变表》；二、西江苗族过去男女穿长裙包头巾头帕，颜色都是黑色的，故称“黑苗”，也称“长裙苗”[8]，郎德与西江同属雷公山地区的雷山县，坐汽车从一个叫小排乐的地方前往大约只需要一小时的车程；郎德苗族与西江苗族着装、语言相同，祭祖节和其他民族节日也相同，可以推测属于同一支系，即黑苗，或长裙苗，在杨廷硕的苗族递变表中，郎德苗族属于中部支系北部亚支系，宋代称仡偻（三锹），元代称洞蛮或黑蛮，明代称苗蛮（黑蛮）或黑苗（黑蛮），清代称黑苗，现代称黑苗（长裙苗）。

参考文献：

[1] 李会娥，徐圻.贵州黔东南郎德、西江、反排、施洞民族旅游引发的思考[J].安徽农业科学，2014，（1）.

[2] 岑应奎，唐千武.蚩尤魂系的家园[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3] 杨庭硕.人群代码的历时过程――以苗族族名为例[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72-74.

[4] 王慧琴.关于苗族支系的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1988，（2）：119-125.

[5] 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179-186.

[6] 田兵，编选.苗族古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7] 杨（昌鸟）国.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6.

[8] 韦荣慧.西江千户苗寨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2.

Branch in Langde Village Miao

LI Hui-e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Guiyang City，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ct：Tourism context，national and national branches，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culture highlighted and emerged again and again.Pay attention to national branch，which have certain significance.to explore the unique ethnic culture and to plan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area of tourism network.

Key words：Miao branch；ethnic groups；the ethnic cultural tourism network pla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