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之触发地2013“广州书墟”记忆与浮想

重返225

再次走进北京路225号，是“广州书墟”第四回结束后的某个工作日。一路上少了假日人潮的熙攘，也不为赶赴划定的日程，玻璃门阖上的瞬间，世界一片宁静。

沿着水磨石米的旋转楼梯拾级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夹层平台墙壁上的金色与黑金色相间的马赛克，与一排精美的满洲窗，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接着是夹层到二楼的弧形空间里，两面墙壁直至天花板的巨型时尚插画所打造的视觉盛宴。没有人来人往，这一切才能够细细打量。

这时候的二楼，已恢复为花店原本的样子，繁花似锦却清爽。想起几天前此地变身的二手书墟主场，书香是主角，穿行于其间寻觅每个未知角落里写着摆阵文化人名字的小箱子，和那些曾属于他们的书本，鲜花倒隐匿成了背景。那天除了一张明信片以外并无收获，皆因急着往上走。

往上走，沿阶梯的墙面挂满了过往举办的艺术展览所留下的纪念品。随后就到了宽敞的三楼空间——广州书墟当天的讲座主场和主题展览区。是年的“寻路广州——从《三家巷》出发”展览仍在此展出，相较书墟期间嘉宾、听众满座的情状，此时人去楼空，展览倒也有点纪念品的意味了。靠窗的位置此时也延续着二手书墟，当天尚未售出的和读者带来作为门票的二手书继续在此贩售。在毫无分类、也不知原主人是谁的书堆里摸索，意外地觅得一本心仪的书，结账时看着收银员用手工记账，还真的很像置身于一间很原始的二手书店。

再次来到这里，当然是冲着展览来的。我不确定书墟当天有多少人能好好看展览，但当时匆匆一瞥却对一句话印象深刻——“用‘浪漫’这个词形容博尔赫斯（编注：广州文艺地标之一的博尔赫斯书店）太轻浮了。它不是一个词可以形容的，这更像是媒体的做法。”——就写在展览前言展板的背后。或许就因为这句话，才会再度前往，为了可以安静观看。

回归宁静的歌莉娅225概念会所，像一本书，可供安静阅读、细细回味；就如同书墟当天因为听众太多而总只能在门口止步的四楼空间，到这一天才深入到了每一个主题间隔观赏；也终于抵达了每一回想往上听讲座都被告知已满员而从未踏足的五楼，得见传说中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二手书店——彼得猫古本店。只有这样，无论收获多寡深浅，你对这本“书”的认识才不是停留在文案、评论甚至封面上。

五年来四届书墟在此举办，活动与空间的结合所产生的辨识度已非常高，主办者也曾言，在一栋“活化”后的老骑楼举办二手书墟，“老房子与旧书都体现了旧物新价值的共生态度”。虽然称为“书墟”，但其实图书买卖是比较淡化的，大多数会在这两天走进225的人，无疑是为了讲座内容（或讲者）。所以从受众的角度，建筑的角色或许更多的是作为载体，新产生的内容才是真正的主角。那么，除却空间，“广州书墟”本身是什么呢？

回忆书墟

2013广州书墟第四回的主题是：阅读我城。从两天马拉松式讲座的嘉宾和题目的设定都不难看出此一核心：澳门的艺文工作者介绍2013年澳门出版情况、周嘉宁与btr畅谈城市与小说的关系、钟适芳分享在加尔各答的城市边界的见闻、曹民伟讲述城市文学的变迁……听众透过讲者了解他（她）的“我城”故事，讲者也从他方来阅读我城（广州）；在移动中阅读本就油然而生，与此异曲同工的是两场行走活动：各由一位东道主和一位客人所带领的“书墟一日游踪”。而作为一个从书出发的活动，终究离不开“写作”与“阅读”的话题。但与新书书展大异其趣的是，广州书墟更把“传承”当作一种使命：《三家巷》、《虾球传》、地水南音、女书、田野音乐记录、木活字印刷……这些传统又（对年轻人来说）新鲜的领域，在在体现出主办方所重视的价值。

有一位作家说过，一本好书不需要字字珠玑，只要有一句话能触动你，进而引发思考，就足够了。犹记得——

在四楼门口听到陈灭回应听众关于“怀旧与发展”的疑问，他说，怀旧不是反对发展，而是在发展的同时，不要让将来与过去断裂。

就在此之前三楼刚结束的“地水南音”讲座，何志峰诉说着学习这种失落的岭南说唱曲种的孤独：“平常没有接触的人，就觉得每一样东西都差不多；但我们在听在学的，很容易就能区分地水南音、木鱼、龙舟和粤讴……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去听这些真正接近师傅级的，就只可以听戏棚那种了，我们还会慢慢没有了鉴赏力……如果没有人听——我们不会奢望有人去学，有人来听就可以了——应该不出三十年，就不会再有师傅级的了。”

颜歌的读者提出了有关“虚构与真实”的困惑，她回答的第一句话很有意思：“我想用一种特别好笑、特别轻描淡写的方式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可是我又觉得应该用一种严肃的方式来回答。”

夏莉莉在讲述创办夏寂书苑的心路历程和参与社区营造的一路艰辛之后，不期然地指出必须“反思参与式治理”。

黄英琦阐述九龙城书节背后理念之一，是希望香港能成为像韩国首尔那样的“共享城市”，同时反问听众：“大家为什么会舍不得拿好的东西出来交换呢？如果我很喜欢这本书，如果能跟别人分享，我会很开心，因为它有了新的生命，有了另外一个主人，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

首日晚上被嘉宾戏称为“值夜班”的书评周刊主编对谈，开场白是“居然没有主持人”——当晚在白云区举办的“行云树屋深夜朗读会”显然也带走了大部分的听众——但两位个性迥异的主编侃侃而谈，让一起值夜班的人也听得酣畅淋漓。

步出225时，夜色茫茫，时针已跨过十时，其实与朗读会计划结束的时间也相去不远。但就是这样的，选择的同时也就是放弃，这一整天三个楼层的活动安排无不是这种鱼与熊掌的选择。“马拉松式”，是就主办者而言，也是对参与者的考验，特别当你是一个足够好奇的人，你只会慨叹自己分身乏术。

第二天因为要出外，只好请一位喜欢台湾议题的IT行业朋友来接力，听郭力昕、韩良忆和关于电子杂志的讲座——要求义气相挺的友人整天跑下来，毕竟不太人道。她事后告诉我：“那个iPad演讲就是一个自家杂志的推销会，一直介绍杂志中的各栏广告；关键的‘怎么做’却没提，技术是外包的，怎么把杂志放到AppStore上也讲不出来。”我挺相信这样的评价的，主要是基于一个事实：我们所能回忆和谈论的，也就只有接触过的事物。

笼统但不轻浮地说，广州书墟应该就是一个产生好奇、留下疑问的地方。有人会往下追问，有人却没有。毕竟，现代生活中，空间易得，书籍获取方便，假好奇之名的资讯焦虑也很容易被撩拨，最缺乏的，其实是专心阅读、聆听的时间和心境。

按时间顺序记录

在一个地方和那里的人生活在一起去了解他们

2006年我在上海的《城市中国》杂志工作，年底做了一个关于社区营造的专题。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社区营造的议题。2007年，不知道是对上海的快节奏不适应，还是已经到了一个要问自己“我这一生到底想做什么？”的时刻，我开始在国内背包旅行。最后一站我到了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南岭，刚好遇到香港的乐施会在那里办活动。我带领小朋友去采访社区里的老人，然后跟广州的木棉剧团把采访的结果用戏剧的形式呈现出来。我就觉得，可能这辈子最想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地方和那里的人生活在一起去了解他们。

后来，我在成都找了一份工作，同时在四川大学读公共事业管理，主要研究方向就是NGO组织的管理。2008年发生了汶川大地震，那时候我个人所能做的都还停留在物的层面，运用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杂志的影响力，办义卖活动。但我一直在想，要如何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直到2010年，我回到都江堰拍纪录片。地震之后，那里经历着飞速的发展，当我得知都江堰要整个重新规划，我觉得，必须做点什么了。

过去我的家就在青城造纸厂（在2000年破产），从1950年代到2000年这五十年里，有非常多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有很多人一家三代都在这个地方度过。但是地震以后，这个区域将完全被改建。我心里很害怕，那么多人生活在那里的集体回忆，推土机一来就把它推掉吗？那我所有的一切就真的永远地被埋葬了。回去拍纪录片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更深刻地认识了我的邻居，更深刻地了解了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

在我把这些东西全部梳理了之后，我盘点了一下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这么多年我攒了很多书；我在那里有一个家，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租到一个房子；最重要的是，我对它有那种无可取代的感情，就是为它做什么我都愿意。这样我就开始了筹建书苑。

我们找了一所在河边的房子，把我的旧书搬过来，把家里一部分旧家具也搬来，去旧货市场收了一些旧的书柜，花掉了当时所有的积蓄。我把屋子布置了以后，就每天开着门，请邻居们来看书。

进入到地震灾后重建的第二年，社会上兴起了基金会、公益组织到灾区服务的风潮，当风潮席卷到都江堰的时候，夏莉莉得到了NPI阳光社区中心项目的资金支持，由NPI协调政府的公共空间，夏寂书苑开始进入都江堰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办“儿童图书角”，每个读书角都配有固定的图书管理员，在每个周末举办主题活动。项目结束之后，NPI从都江堰及其它16个灾区阳光社区撤出了。此时，夏莉莉很深刻地反思了NGO组织这种项目制对当地所造成的“灾难”：

我们可能带着一颗诚挚的、热忱的心去到灾区，去奉献我们的才华、智力、金钱……但我们可能没有考虑过，当地人接受的能力，或者，他们更需要的是更长久的陪伴，他们更想要学到点什么。也许在设计项目之初，我们就应该考虑到，而不是说只从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或者我们想要做什么，然后就到这个地方把它给出去。其实这种“给”有可能是一种伤害。图书角结束之后，我是非常伤感的，小孩子在社区看到我就在后面问：姐姐，你什么时候又开呢？那是政府的公共物业，项目结束之后，图书角现在变成了一个办公的场所，小朋友去到那里就很失望。

那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跟学校合作，把过去的书又运到学校去，做“书包柜上的图书角”，由他们自己选出图书管理员，自己管理这批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懂得了分享，学会了自己组织和自我管理。这是我们做社区建设要非常注意的地方，一定要教会当地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让他们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还能一切运转如常，甚至他们的加入、他们的智慧，会让那个地方变得更好。

民间书节的力量与作为

九龙城书节至今已经举办了五年，而且越办越具规模。不过我来这里，不是只想介绍书节，而是想说：九龙城书节是为了什么？我认为是这三句话：另类选择、共享经济、公民社会。

香港是一个很主流的地方，以至于，如果你喜欢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会不敢说出来。香港人不喜欢读书，在地铁里没什么人拿书；有人拿着书，在学校会被人家笑，你装什么？但是始终有人是喜欢书的，有人认为阅读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另类选择”就很重要了。香港现在城市发展的同质化很严重，无论去哪个区，进入一个商场会发现是一模一样的店铺，个性、小众的中小型店铺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作为一个民间书节，我们支持个性、小众、多元、自由自在、民间、读者为本、低度管理、抗衡一式一样同质化。

香港人不喜欢共享，大家很爱消费主导，东西据为己有，但不懂得付出。但在韩国，尤其是首尔市长朴元淳出现之后，他认为城市的资源是要共享的。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说，政府的办公室也可以拿来共享，周末时可以提供给大家用来开会、办讲座。他很希望由市民引导整个城市的设计，这个共享的精神让我非常向往。这回九龙城书节，我们在尝试一些小型的实验。这几年，香港浸会大学毕业的一群年轻人，开展了漂书行动：透过网上的召集，每个人带一本书来，彼此交换书；而且有相关的网页，让参与活动的人写读书心得。九龙城书节也有一个角落提供给他们办漂书。

在香港，政府垄断了很多空间，商界也垄断了很多空间。这么多年，我一直推动用不同方法去实现公共空间，用文化艺术、独立自主的精神，希望在空间上找到不同的自由。文化是融入生活里的，但我们要如何建设、发展我们的文化土壤呢？当然现在是全球化，但是全球化之余，本土性其实更重要。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过去，才能前瞻城市发展的未来。香港急速地发展，旧的东西很容易在推土机之下被淹没，所以需要透过一些空间找回城市的记忆。

我的平乐镇，我们这一代的城乡结合部

在我童年的时候，我们生长的环境不管它是被叫做县城、镇或者市，实际上它就是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对我们这一代人非常重要的概念。下面谈谈我对城乡结合部的三点看法。

首先，城乡结合部具有单一性、模式性和不变性。以我的平乐镇来说，它只有四条街，东街、西街、南街、北街，每条街上住着的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不变的。南街上都是练武的人，西街上就是读书的人，东街是县政府所在的地方，都是有背景的人，北街就是汽车总站。这些小镇有相似的人物，都有一个疯子、一个傻子、一个神神叨叨算命的人，或者一个寡妇。这些人是小镇的icon，标志性的人物。

第二点，语言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个方言作家，我写的平乐镇，所有的人在说的都是四川话。海明威认为，对话可能是一本小说好坏的最高标准。以前写对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当我开始用方言来写，对话就不再是个问题了。因为这个对话不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对话。方言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在中国的语境下所谈到的文学是跟中文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一种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透过这种思维方式来构架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打拳，这可能就是文学。但如果用方言来写，你发现不是在打拳，而是在推这个屋子的墙壁，有点像你在这个屋子里不断试探中文的底限。

第三点，城市和城乡结合部的关系。我们普遍认为城乡结合部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个地带，但我觉得城乡结合部其实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城乡结合部所谓的混合性是城市和乡村不断演化的过程，是城市发展的某一个部分。第二层关系是关于城乡结合部的想象。我相信所有有小镇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镇上一定有一家咖啡店会叫作巴黎咖啡或香榭咖啡，一定有一家精品店叫作香港精品服饰，不管是多土的小县城。所以，我觉得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具有非常大的模仿和想象的地方。但就像山寨产品，最开始是模仿，但是现在山寨变成了一种压倒性的文化，变成了一个文化的本身。所以城乡结合部最终是以模仿来成为本体、成为真相的一个状态。

书评媒体十年间的变化和困境

对谈首先由涂志刚主讲“新媒体时代，书评何去何从？”，后半部则由戴新伟分享2013年度的推荐书单。

十年前，《新京报·书评周刊》刚刚创刊，开始每年都要评年度好书，当时的一个状况是，作为一个书评的媒体，你说了算，你想评什么是好书什么就是好书。我记得第一年（2004）的年度好书是高耀洁的《一万封信》，那本书估计加起来卖了不到三千册，没几个人知道这本书。如果放在今天，我们不可能评它为好书，现在已经过了那种一个媒体或者几个媒体来说“这本书好，大家应该看”的时期了。所以今年我们继续评年度好书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惑或是说困境，就是所有书都不在所谓的公众的焦点之中，就是不再聚焦了。所以说任何一本书是今年特别好的、最好的，都觉得心里没底。

我猜测，2013的年度好书很可能是《平如美棠》。我借这本书来讲一下书评媒体的困境。为什么在必须评那么一本的情况下，我会选它？坦率地说，今年“书评周刊”根本就没有做《平如美棠》的书评，因为当时觉得是不可评论的，它不属于传统的书评的对象，它是一个报道对象。就是，一个九十岁的老爷爷在他退休之后，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画了18本画册，纪念他过去70年的生活，特别是纪念他刚刚去世的夫人。如果评到它，我必须给它个评价。我可能会说，它在这个看上去价值观越来越多元或混乱的时代，表现了一种坚持。饶平如这位老爷爷本身用他对他的夫人或爱情的坚守，转化成了一种对过往生活，甚至是中国已经消逝了的生活方式的追怀和坚守，隐含了文化追忆的主题。可不可以这样评价？当然可以。但其实这是媒体的策略，或者说是诡计。因为至少从饶平如来说，他写这本书的出发点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要纪念那份爱情。另外，评价这样一本跟时代的变化或者现在的任何潮流都没有关系的书，把它作为年度好书，还要赋予它意义。所以，书评的困境就在于，我必须“装”，要给它个东西。

媒体每年都评十大好书，然后变得越来越趋同。十年前我们做“书评周刊”的时候提过一个口号：公共立场。其实趋同就是因为这个公共立场，觉得要选一本在立场上正确的书。什么是立场上正确？比如说，十年前是《往事并不如烟》，五年前是杨奎松，两年前是资中筠。立场正确重不重要？我觉得是重要的，但是，就刚才举的那三个例子，杨奎松、资中筠或者是章诒和，回过头来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说得好听是批判，也可以说得不好听就是愤怒或者怨恨，都是有的，也可以说是反思，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是站在当下主流生活的对立面。需不需要这个东西？非常需要。而且我觉得十年来，媒体自我期许成为启蒙者，批评或者反省就是一个应该有的姿态，但是在这个之外，可能丧失了这十年之中正在鲜活发生的文化事件，然后你没有给它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理解和判断。

最后，现在书评在写作上其实遇到了相当的困境，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成十年来，书评媒体本身的失职，我们其实没有真正培养起一批独具一格甚至具有前瞻性和鉴别力的书评作者。写书评，第一，要有理解；第二，要有表达；第三，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底线。以余华为例，如果你要写余华新书的书评，首先应该读过余华之前所有小说；其次，应该了解跟余华同时代的中国作家；再次，应该熟悉余华熟悉的那些西方作家，就是他的阅读背景。这些你全都懂，你才有资格写这样一本书的书评，但事实上，有人可能只看过余华的这一本书，他也敢写。这个困境的突破方式是很奇妙的，它不是书评媒体解决的，而确确实实是新媒体解决的。我作为一个出版媒体，找不到理想中的这个人，但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就写了一篇书评贴在豆瓣上。

滥情比滥垦更灾难

主流纪录片的定义不只是能够进商业院线而且有巨大的票房收益，而是意味着它在题材和方法上考量到商业的可能性。

所谓的滥情，不是指感性本身有问题。影像跟声音的叙事都需要情感的交互触发，它本来就是一个感官的媒介。我所要强调的是“过度”，而且只剩下感性。这样子的纪录片，感性变成目的，变成商品，还可以变成票房，这就是对感性的滥用。

台湾过去十多年来所发生的“自然灾害”，是人为因素大于天然因素，但是这些因素从《正负2度C》到《看见台湾》都没有揭示出来，普通观众在戏院里面哭一鼻子回去，原来的无知还是无知，他并没有多一点点的认识。花这么大的资源，全岛的人都在看，得到了什么？我觉得还是缺乏抱负，其实可以先别追求非常大的票房，而借由感动带着我们去看问题。

相对的，有问题意识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就拍得稍微有点硬，不适合给大部分观众看，变成都是给那些其实已经相对有问题意识的人看，结果还是同侪之间在相濡以沫，我觉得这同样不对。我会期许他们学一下主流纪录片，用一些甜美的东西，想办法影响其他人。问题意识和感性手段并不是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