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誉制度\非正式约束:信用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信用共同体在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建立的信用共同体为例，介绍了信用共同体的基本模式和特征，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加以分析，指出信用共同体的核心是声誉制度，其产生和发展源于我国制度不健全，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和局部性。从长期看，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难题。

关键词：声誉制度：非正式约束：信用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2-0023-06

一、引言：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促使信贷交易达成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在扩大就业、活跃市场、增加收入、社会稳定以及形成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与大企业相比，在获得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大，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其中“融资难”、“融资渠道狭窄”更是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究其根源，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最主要因素。

从资金需求方看，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根源在于中小企业的信用信息不透明，增加了交易成本，阻碍了交易的正常进行。中小企业信用信息不透明包括：一是中小企业的信用信息披露不充分，或者根本不披露，如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财务报表不规范、企业的注册法人和实际控制人不是同一人、不能提供具有社会公信力的评级机构的评级等，加剧了银行信贷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二是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中小企业的资本实力弱、缺乏足值有效的抵押和担保品、企业经营不稳定等。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关键在于建立中小企业的信用机制。

从资金供给方看，出于交易成本考虑。大银行由于在信用甄别上信息传递的组织环节多，因而更加依赖于规范的财务信息和电子化技术，使大银行的信贷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很难与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小、时间性强相匹配。而中小银行由于决策的组织层次少，具有地缘和人缘优势使之对借款者的信用判断更加注重对其本身社会信誉的考察而非仅仅是冰冷的财务数字。因此，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天然的内在需求。但实现这种“需求”需要有一个能连接双方的桥梁，即给出一个信用机制的制度安排，以弥补现有社会信用机制的不足。

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信息不完全、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能够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在我国的信贷合约关系中，正式的约束制度――法律制度存在缺陷，非正式的约束制度――声誉制度(即信用制度)尚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在局部或小范围内建立一种非正式的约束制度，来推动信贷交易达成。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建立的信用共同体正是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二、非正式约束制度：信用共同体的基本模式、特征及发展情况

2005年组建的天津农村合作银行是我国较早成立的省级农村合作银行，其前身是2000年成立的天津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以下简称联社)。2000年，联社在蓟县针对农村旅游业开办了小额贷款试点，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于2001年全面启动了以评定信用户、信用村(镇)为基础，以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为主要方式的农村信用工程建设。随着不少农村信用社逐步进入城区，其服务对象和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联社借鉴农村信用工程的初步经验，将农村信用工程延伸、嫁接，引入城区，以民营、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建立信用共同体，形成了以开发小额信用贷款为品牌的社区信用体系。

所谓信用共同体，是由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民间组织(商会、经营场地的管委会等)三方，以显示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用、规范参与各方信用行为为目的而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是建立对银行和中小企业的信用激励和约束契约机制，同时以中小企业的民间组织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银企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信用共同体的基本模式

天津农村合作银行早期建成的信用共同体，根据采取的机制不同，可划分为“箱”式和“伞”式两种典型模式。

“箱”式信用共同体。将具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商城、批发市场、物流中心等相对紧密的联合体视同一个封闭的“箱”。农村合作银行和这个“箱”的管理机构(如物流中心管理委员会)及“箱”内商户共同组成“信用商户”评审小组，根据商户的资产能力和行业声誉评定信用等级并给予相应的授信额度。三方的责权利分别是：农村合作银行负责商户信用等级的评定，并按授信额度向商户发放信用贷款，若商户信用良好，利率逐年下浮直至基准利率(不同信用共同体之间浮动区间存在差异)，并支付给管委会一定的组织经费；商户按授信额度随时取得贷款，并保证按时归还贷款本息；管委会负责收集商户信用资料，并监督商户还款。若商户不能按时还款，除农村合作银行采取法律诉讼外，管委会也将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如取消商户入驻物流中心的资格等，使欠款商户失去在该行业的发展机会。

“伞”式信用共同体。将商会、行业协会、科技园区等松散性企业联合体视同一把“伞”，该联合体的组织管理机构或其中的骨干企业是“伞”的骨架，由他们组织“伞”内其他企业共同出资成立担保基金用于贷款担保，或他们直接为“伞”内的其他企业提供贷款保证。农村合作银行和这个“伞”的管理机构及“伞”内商户代表共同组成“信用商户”评审小组，根据商户的资产能力和行业声誉评定信用等级并给予相应的授信额度。三方的权、责、利与“箱”式共同体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商户无法按时还款时，由担保基金或保证人偿还欠款。同时商会将对违约商户采取法律的和行业的惩罚措施。

在“箱”式和“伞”式信用共同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又逐步探索开发出“街区”式和“联保”式信用共同体。与“箱”式和“伞”式相比较，“街区”式和“联保”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发挥信用评级和监督管理职能的第三方主体发生了变化，而各参与方的责权利与“箱”式和“伞”式并无明显区别。

“街区”式信用共同体。农村合作银行依托辖内街道办事处、工商所、社区居委会等单位，开展辖内城镇居民和个体工商户信用等级评定，将经济实力相近的信用户，通过自愿结合，为彼此提供担保的方式，组建信用共同体。农村合作银行根据授信额度发放无需担保、无需抵(质)押的小额信用贷款及联保贷款。

“联保”式信用共同体。在不具有管委会、商会或村委会等掌控人的情况下，由借款户自发组成多个联保小组，每个联保小组推选出一名组长，负责对联保小组成员的管理，再从联保小组组长中选出若干名骨

干成员组成联合会，负责对整个信用共同体的日常监督管理。此种模式主要适用于不具有管委会、商会或村委会等掌控人，或掌控人不愿参与信用共同体建设，不愿承担监管责任的情况下，由借款户自发组建联合体。

(二)信用共同体的基本特征

1、信用共同体的核心和支柱是信用。

创建信用共同体首先要有信用，具体表现为信用共同体对参与各方的约束作用：对银行而言，必须按照约定的承诺，随时向信用商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并根据全部商户是否履约而相应调整利率，同时向商会、管委会部分让利；对中小企业而言，必须如约向银行按时还本付息，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和商会同业的惩罚；对商会、管委会而言，必须按照约定承诺，帮助银行解决与中小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督所管辖商户的还款情况，并对欠款商户采取必要的公开惩戒措施。信用共同体是信用的载体，是多方营造的局部的和谐、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

2、信用共同体是一种共生共荣的组织形态。

信用共同体的创建源于多方“以合作促共赢”的共识，源于信用共同体是事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信用共同体创建的原则是“平等、自愿、合作、共赢”。信用共同体是多方共同承诺，共同宣言和共同契约而成就的共生共荣的组织形态。缺少了利益，信用共同体就不能称之为共同体；背离了合作，形不成“宣言”，信用共同体就等于放弃了承诺和契约，信用共同体就失去了其真实性、有效性、实用性。

3、信用共同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

信用共同体是符合特定条件才能加入的组织。这一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用共同体以信用为基础，只有被公认为诚信企业和诚信商户才有资格加入共同体。二是限定在一定地理空间或组织空间范围内，并且是商会、管委会等掌控机构能够掌控范围内的诚信企业和诚信商户才能加入共同体。

4、信用共同体有特定的行为准则。

信用共同体有着自己特定的行为准则。企业与文化是共生的，“共铸诚信”建立在遵循承诺和“宣言”基础上。同时，信用共同体也有一套科学而完备的失信惩戒机制，一方面，银行对违约企业进行法律诉讼；另一方面，商会或管委会对违约企业进行行业制裁，包括将违约企业清出商会组织或经营场所，在同行内其不守诚信信息等。奖励诚信、惩罚失信并以此促进局部信用环境改善和诚信文化建设是信用共同体的游戏规则。

5、合作共赢是信用共同体的源动力。

信用共同体的任何一方都不是慈善机构，都有自身利益，任何一方的付出和承担风险都要有合理回报，这也是给付“对价”的必然反映。对银行而言，通过信用共同体，拓宽了业务经营发展的空间，获得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市场份额，实现了信用风险掌控关口的前移，降低了经营费用和贷款维护成本；对商会、管委会而言，通过信用共同体的快捷信贷功能以及相关的参与评级、担保等手段促进或增强了其对外招商的能力，提升了自我品牌，同时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对中小企业而言，加入信用共同体，可以及时便捷地获取银行信贷支持，获得一个稳定、便利的资金来源，从而实现企业滚动发展，

(三)信用共同体发展基本情况及典型案例

天津是个外向型港口工业城市，其物流商贸业和各种科技、产业园区非常发达。这些行业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非常多，流动资金需求量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从事着相同或相近行业的中小企业集群往往均有一个固定的经营场所或经营模式，这些场地的管理机构对该经营场所内的企业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这些相对封闭的经营场所成为信用共同体建设的载体。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市场规模、市场管理、市场专业化程度和市场经营状况等方面进行市场优选，并通过与市场管理部门、商户的沟通与协商，本着“平等、互利、自愿、共赢”的原则，达成三方合作协议，建立信用共同体。截至2009年9月末，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已在城区建立起30个信用共同体，信用商户贷款余额近7亿元，其中“箱”式4.1亿元、“伞”式1500万元、“街区”式1.6亿元、“联保”式8800万元；在农村地区建立起信用共同体21个，共向480户信用商户发放贷款1.3亿元。信用共同体贷款质量较高，不良率仅为0.9％。

(四)信用共同体贷款模式的成效

信用共同体通过将中小企业和商户捆绑成一个信用整体，达到了信用增级的目的，增强了诚信约束力，以此为基础发放信用贷款，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资金难题，同时银行自身业务也取得了快速发展。天津农村合作银行通过信用工程建设，2002年末全辖实现利润13亿元，扭转了连续三年亏损的局面，2003年末所有基层社全部实现盈利，2005年实现利润5.65亿元，2008年实现利润5.9亿元，贷款不良率不到1％，远远低于全部贷款不良率和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提升了整体资产质量。

三、信用共同体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信用共同体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其以声誉(信用)为支撑，促成各参与方达成交易，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信用共同体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缔约当事人一方拥有而另一方不知道的私人信息，甚至第三方也无法验证，即使能够验证，也需要花费很大物力、财力和精力。现实中，不对称信息和私人信息的存在，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在契约签订阶段就去预测所有的未来状态，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方案；合约的条款也不可能详细地表明在与合约行为相应的未来不可预计事件出现时，每一个合约当事人在不同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风险分享的情况、合约强制履行的方式以及合约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既然合约当事人不能准确地描述这些行为，也就不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前做出明确的决策。在经纪人是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下，就难以保证合约当事人只要一进入合约，就必然自愿遵守其合约条款。在信贷合约中，借款人在自身财务状况、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以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就使得银行无法实现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由此产生信贷风险。

在我国，银行和中小企业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对中小企业而言，首先是优质企业得到不公平的待遇，有效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其次是可能助长高风险企业赌博行为，以高成本获得贷款后，企业更倾向于追逐高风险项目，从而导致信贷资产风险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对于银行而言，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要么惜贷，要么提高贷款利率或提高担保要求。目前，我国银行的定价水平还难以达到有效覆盖风险的程度，而提高利率也会使所选择的企业风险状况随之提高，比较可行的方式是提高抵押要求，但中小企业缺乏足值有效的抵押物，导致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

关系型贷款被认为是解决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法之一，即在银行与企业问建立

长期密切的业务合作关系，长期合作关系这类“软信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财务数据等“硬信息”。而具有地区性、社区性特征的中小银行在关系型贷款技术的实施条件方面比大银行更有优势。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就是通过信用共同体建设，采取“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贷款管理方式，与企业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与一般的关系型贷款相比，由信用共同体而形成的银企合作关系具有明显优势。一方面，信用共同体中引入了与中小企业关系更为密切、往来更为频繁的管委会和商会等机构，由其负责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的搜集和传播，监督中小企业经营行为，降低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信用共同体形成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能够有效约束三方行为：对银行而言，其激励作用是拓宽了业务经营发展的空间，获得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市场份额：其约束作用是必须按照约定的承诺，随时向信用商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和让利。对中小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而言，其激励作用是获得了一个稳定、便利的资金来源；其约束作用是必须按照约定的承诺，向银行按时还本付息，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和商会同业的惩罚。对商会、管委会等管理机构而言，其激励作用是增强了对外招商的能力，同时也获得了一部分收人；其约束作用是必须按照约定的承诺，监督所管辖商户的还贷情况，并对欠款商户采取必要的措施。

(二)制度不健全使信用共同体的产生和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在形式上是人为设计的构造人类行为之间互动的约束(North Dou―gJass，1992)。一般来说，制度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现实中，由于我们所掌握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同时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需要通过制度，通过其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促成交易。如果交易双方的承诺达成和承诺实现之间需要一段时间，双方的交易又缺乏制度约束，那么交易就会陷入“囚徒困境”，阻碍交易的进行。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不熟悉的人之间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交易范围扩大和经济发展的关键，而制度作为博弈规则，是建立和维持人们之间信任的关键。在信贷合约中，有两种制度形式增进了银企之间的信任，降低了贷款企业的违约风险：一种是法律制度，它属于正式约束：另一种是声誉制度，属于非正式约束。

从正式约束制度看，法律制度要发挥作用，必须满足下面四个条件：一是法律制度必须是完备、公正的，执法者严格执法。二是法律的管辖范围是清晰的，不存在执法者的权利滥用。三是法律条文必须明确、具体。四是法律能够运用国家权威强制当事人按照法律规范行事。当前，我国法律体系在保护合约、促使市场完全合约化方面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在立法方面，现行法律对合约关系的保护、对债务人的约束欠缺；在执法方面，案件执行中常出现违法与腐败现象，司法判决和执行软弱无力，案件执结率低。此外，我国征信行业的发展也缺乏法律支持，其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在非正式约束制度方面，我国目前尚处于声誉缺失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社会信用仅仅是靠政治权威的外在强制而实现的，不具备稳定、持久、公正、有效的基本特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各种道德观念交叉并存，碰撞融合，一些过去为人们所熟悉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受到冲击，一些陌生的观念和倾向正在形成和扩展，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为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的欠缺，这难免会导致社会信用混乱。在声誉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企业更多的是追求短期利益，而不考虑长期声誉，导致社会信用缺失、企业逃废债务情况严重。

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约束制度均不健全，就需要在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用以弥补现有约束制度的不足，促进信贷合约达成。信用共同体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是在银企双方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信用共同体的存在不依赖于法律制度，而是以商会或管委会对违约企业的行业制裁这种非正式的信用制度安排为基础，通过在各参与方之间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也要看到由于信用共同体的行业制裁只局限于某个商会或经营场所之内，它的时空约束、法律约束和社会道德约束都十分有限，只有局部约束，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约束。一旦企业认为从所欠贷款中获得的收益大于行业制裁的成本，这里假设法律制裁无效，它就完全有理由采取行动：欠款不还，离开这个商会组织或经营场所，到其他商会或经营场所去开展业务。因此，信用共同体这种制度安排仅具有局部性和区域性，不具有社会普遍性。

(三)声誉制度是信用共同体成立的核心

除了法律以外，声誉也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基本机制。声誉制度是一种非正式的合约安排。现实中，由于正式合约安排存在着较大的交易费用，非正式的合约是大量互利交易得以进行的主要形式。在这里，声誉可以理解为为了获得交易的长远利益而自觉遵守合约的承诺，即信用。声誉包括两种实现机制：一种是“个人实施”机制，即对欺诈行为的惩罚由受害者本人实施：另一种是“社会实施”机制，该机制对欺诈行为的惩罚或者依靠社会规范，或者依靠缺乏强制力的私人司法系统。社会规范是指对一个社会中合意行为以及相应惩罚规则的规定。如果欺诈行为存在感染过程，则社会规范将支持合作行为的出现，特别是在存在诚实信息加工机制的社会，尽管及时信息加工机制本身不具备强制力，也将导致社会有效交易出现(Kandori，1992)。这表明，尽管在一个社会中，不同成员的交易次数十分有限，但如果存在信息传播机制能够及时将成员中的欺诈行为传达给相关成员，并由他们(不一定是受害者本人)对欺诈者实施惩罚，同样可以促使每个成员有激励维持诚实的声誉，这种激励来源于自利的成员对可能因没有惩罚应该受到惩罚的成员而自身受到社会规范惩罚的恐惧。从历史上看，曾出现过不同的声誉制度组织形式，如中世纪的商人法、香槟交易会等。

从本质上看，信用共同体就是一个简单的声誉制度组织形式。它的存在不是依靠国家颁布和强制实施的法律制度，维系银企之间契约关系的是局部范围内的社会规范(尽管对于违约者，金融机构可以提起法律诉讼，但由于我国法律体系不完善、执法不力，法律对企业或个人行为的约束力相对有限)。商会或管委会在信用共同体中发挥着诚实信息加工的作用，负责收集商户信用资料，将违约者违约信息向行业内公开，使声誉机制有效运作，从而促使交易者履行合约。与中世纪商人法、香槟交易会的实施方式相类似，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信用共同体实际上是通过排斥行为来实现维护声誉的目的，即那些违约者将永远丧失在该行业发展的机会。

作为一个简单的声誉制度组织形式，信用共同体具备了声誉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存在信息传播渠

道。在信息不完全环境下，如果无法了解交易伙伴的信用历史，分散的执行机制将崩溃，因此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核心是建立有关欺诈行为的信息传播机制。在信用共同体中，商会或管委会就是信用信息的收集者和传播者，负责收集商户和企业信用信息并将违约者的违约信息及时向行业内公开。第二，声誉机制的良好运作依赖一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一个社会中，即使交易双方很少见面，一个团体中每个成员的声誉作为整体，仍然可以构成对每一个成员从事诚实行为的限制，要想声誉机制发挥作用，通常需要足够的交易者的参与和足够多的交易发生。信用共同体虽然是针对某个固定经营场所或经营模式设立，但却拥有足够多的交易主体，如天津储宝钢材市场拥有500多户来自全国各地的钢材交易商，天津市物流货运中心有近300户货主在该中心从事配货运输工作，鑫茂科技园区有400多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驻。第三，建立在自利行为基础上的社会成员对社会规范的遵守是声誉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背离社会合意行为应该受到惩罚，没有惩罚应该惩罚的人同样应该受到惩罚，这样，作为声誉制度基础的社会规范才能得以维持。在信用共同体中，违约者将会面临法律诉讼和被驱逐出经营场所的惩罚，如果商会或管委会不对违约者实施制裁，那么其自身品牌价值将会下降，进而影响招商引资能力。第五，排斥行为在维护声誉制度所做出判决的可信度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体现了团体力量的存在和社会规范约束社会成员行为的作用方式。信用共同体对其成员的最大约束就是将其排除在行业或经营场所之外，一个遭到团体排斥的成员将会永远失去与团体其他成员进行交易的机会，巨大的威胁使团体的成员都有激励去惩罚具有欺诈行为以及没有对应该惩罚的成员进行惩罚的成员。

另外，由于信用共同体的成员一般都集中在某个固定的经营场所或村镇之内，相互之间交往较为密切，交往重复率较高，因此具有“熟人社会”的性质，邻里、乡亲等关系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形式。在“熟人社会”范围内，道德伦理规范已然程式化、礼仪化为日常行为准则。有着较强的约束力。因为在这一确定的狭小范围内，任何违反“规矩”的不声誉行为都可能受到较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惩罚，这种惩罚往往是情绪化的，其强度和力度往往也是不确定的，使有意违规者面临着很大的冒险性和风险度，最终导致在“熟人社会”中违反信用的机率有时甚至比法制社会的机率更小。

四、结论及建议

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信用共同体依靠局部范围内的社会规范，弥补了现有约束制度的不足，促成了信贷合约达成。信用共同体贷款模式，在一定范围内破解了银企信息不对称难题，使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薄弱经济实体能够在抵质押物不足的情况下，获得较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实现了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的有效对接。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善，信用共同体可以作为我国社会向信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过渡性安排，予以推广和发展。在全国范同内推广信用共同体贷款模式，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要细分客户市场，根据本地区产业结构特点，研究产业集群和客户资金需求，寻找优势客户和重要客户群，建立信用共同体。二是短期内信用共同体仍应以相对封闭的园区为主体组建，通过小范围内的经营，积累经验。为下一步发展打好基础。三是要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完善信用评级制度，确保信用户质量。四是要加强业务创新，实现融资服务的差异化和品牌化，提升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