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大墙听女性家庭暴力

天津西青监狱是2000年才落成并投入使用的一座现代化监狱。这里关押女犯有1100余名。

我是为进行女性家庭暴力犯罪的调查，得到天津市司法局有关领导的关照，才走进这道“高墙”的。而且，只允许我进行狱方安排的谈话式采访，并不得向女犯提出污辱性和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我对周副监狱长半开玩笑说：“我采访过男性犯人，好像没有这条‘戒律’嘛。”他笑说：“妇女嘛，犯了罪还是妇女，我们要对她们多些尊重。”

走进“高墙”，整座建筑的淡黄色调和监舍的洁净明亮，一扫感觉上的阴森可怕。然而，看到女犯们青一色灰色镶了白边的囚服，见到她们看见管教干警就起立垂首肃立，见到她们面对我问话时总在小心地注意保持规定的间距，尤其听到她们的犯罪往事，使人心头渐渐凝结出一团沉重的悲哀，越来越沉，压得人身心疲惫。

针对我进行的调查，狱方告诉说，近年来，女性犯罪有两大增长趋势，一是经济犯罪；二是家庭暴力犯罪。

多年做重刑犯监狱工作的周副监狱长介绍说，前些年女性暴力犯罪很少，而目前却占到了女性犯罪的24％；其中，女性对家庭成员施暴犯罪的，大约又在25％左右。

仅这几年，天津就发生了两起震惊社会的由于婚外恋关系破裂而造成的女性报复恶性伤害案件。她们的犯罪手法都是有预谋地用硫酸伤人，而她们的伤害对象，都是未成年的儿童。

在监狱长的安排下，我分别与三个女犯进行了交谈――

“狭隘”把她变成魔鬼

A.任春静，28岁，中专文化，被捕前为一家泵业经营部的会计。

她于25岁结婚。一年后，生下一子。

一个女人做了母亲，似乎应该如俗语所说，“养儿方知父母恩”。然而，任春静却对退休以后始终参加社区工作，拒绝为她带孩子的婆母心生忌恨。虽然她和丈夫随公婆一起生活，但两人每月才交350元生活费;自有了孩子，婆母主动让他们每月再少交150元，以补贴送孩子到托儿所的费用，却不能化解儿媳心头的怨气。

狭隘能把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魔鬼。

1999年冬季，她接孩子回家，骑自行车的路上不慎摔倒，造成孩子左小臂骨折。

孩子受伤，无不心疼。任春静在心疼儿子的同时，却益发迁怒于婆母，认为这都是婆母拒绝为她带孩子造成的。恶性膨胀的怨恨，竟成为她心头越来越强烈的一股蓄谋中的歹毒。

她给和婆母一起工作的一位退休老教师的儿女和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写匿名信，诬陷两人有不正当的关系。见没有反应，她更恼火，又到处寄匿名信，打匿名电话……最后，她还把用电脑打印的匿名信寄给了公爹和丈夫，寄给了丈夫的姐姐、姐夫……

这一下，原来还算平静的家庭波澜骤起。

多年做居委会工作的老太太非常倔强，她不肯以退出居委会工作来息事宁人。她知道有“坏人”在传播匿名信，她要查个水落石出。

听说婆母要查匿名信，任春静慌了手脚。她想，只要造成婆母的行动障碍，她就失去了追查的能力，这件事也就在人们半信半疑中弄假成真了。

贼心难治，女人也是如此。

她制造了自己的贵重物品被人翻看的假现场，先让丈夫看，然后找婆母大吵大骂。当丈夫对她进行阻止时，她将冲突有意升级，扑向婆母要“拼命”。她趁人不备，把婆母拉到门外，假说去找人评理，暗中以两人一起跌倒为掩护，将婆母推下楼梯。她家住的是老式楼房，楼梯又高又陡，她滚了几级，因有准备，及时拉住了栏杆；而年过六旬，已经气昏了头的婆母，一直滚下了两丈多高的楼梯，结果，臂骨和腿骨发生三处骨折，人也血压骤升，造成轻度脑血管出血。

犯罪都是在自以为聪明透顶中进行的；而不少的一般性犯罪，手段其实很拙劣。任春静就是如此。公婆和丈夫虽然也看出她心存故意，但为了“家丑不可外扬”，只好违心地以“意外”对待，对此事提出以“分家”进行解决。但那位受诬陷的老教师的子女并没有等闲视之，他们报了案，要求调查。可笑的是，狭隘的人也多吝啬，任春静寄发多达40余封匿名信，竟全是用单位的信封加以改装，又随单位的信件总付邮资寄出的。另外，任春静复印那些信，花了近百元，竟也是在单位隔壁的那家复印社记的帐，没掏自己的腰包。其实，这事情是要么不查，一查就露馅。

任春静以诬陷罪被。婆母得知消息后，不顾身体受伤，行动不便，也以诬陷、伤害两罪对任春静提出诉讼。当时在现场的邻居此时也破除了顾虑，出面作证，说看见任春静的婆母当时见自己有危险，已伸手抓住任的衣服，而任春静却对着她的手咬了一口，致使她松手滚下楼梯。

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暴力犯罪。最后，任春静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她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几乎每晚她都对丈夫“上刑”

B.曹瑞芳，27岁，初中文化，捕前系市郊城镇农民，家庭妇女。

她原系山西吕梁贫困地区临县人。在她24岁时，经亲戚介绍，来到天津相亲，和一个比她小一岁，患有轻度智力障碍的青年达成了结婚意向。不久，她又第二次和其父母到津，接受了男家28888元的礼金和价值万元的首饰、衣物，并进行了结婚登记。在她25岁那年的春天，他们举办了婚礼。她家来了9位家人送亲，公婆不只盛情款待，还承担了路费并各有丰厚的馈赠，听说她的弟弟想买一辆农用车跑运输，公婆以“见面礼”的形式一次就送了4000元。

我们可以在事后对这桩婚姻评价为不幸，一是她的丈夫患有轻度残疾，二是存在买卖婚姻的内因。但就曹瑞芳来说，她对婚姻是自愿接受的，当然，她接受的不是丈夫这个人，而是婆家的富裕和生活在大都市近郊的优越条件。

婆家堪称小康。丈夫兄弟3个，他是老三，两个哥哥各有自己生产纸制品的企业。

两位老人对给这个残疾儿子提供了足够终身受用的财产还讨了媳妇感到无比安慰。岂料，他们迎娶进门的不是儿子的福气而是厄运。

曹瑞芳的丈夫看不出痴呆人常见的那种模样。从表面看，他长得柔弱白净，反而像个秀气又过分内向、有些迟钝的大孩子；但是，智商和语言的障碍非常明显。

婚后初期，两人关系尚好。当曹瑞芳怀孕以后，据曹瑞芳说，是为了拦阻丈夫对她强行进行性生活，她开始对丈夫施暴。起初，她开始用针刺的方法拒绝丈夫同床，很快就发展到不准丈夫进房间。怕别人发觉，她又哄丈夫听她的话才准进屋。可丈夫一进屋，她就捆绑起丈夫的手脚，堵上他的嘴，用针扎他，往他身体的敏感处抹辣椒油。她欺负丈夫说不清身上痛楚的原因，她主动假意带丈夫去医院，骗过医生取些药回家，但以后又照常如此。

公婆有所察觉，听到她前边所述的骗人理由，老人相信了，才把儿子接到老人的院里去睡，直到曹瑞芳分娩，生下一个发育正常的女儿的3个月以后，她主动提出要丈夫回来，那个傻小子竟吓得不肯。而丈夫被哄回以后，曹瑞芳产后体力恢复，对丈夫施暴更加变本加厉。她被捕后交待，那一段时间她几乎每晚都对丈夫“上刑”，捆绑针刺是家常便饭，还进行过倒吊、灌喂孩子的便溺、往里塞东西等残忍的变态虐待。

直到2000年3月，曹瑞芳折磨丈夫时说丈夫用眼睛瞪她，竟无知而又丧心病狂地往丈夫眼睛上倒辣椒油，结果，丈夫的双眼顿时红肿剧痛。第二天，她带丈夫去医院，医生敏锐地发现这种情况决非她所说的“害眼”。从她当时的慌张扯谎和丈夫的惧怕愤恨的表情中，医生产生怀疑，一边将病人留下住院，一边向驻院民警报警。她发现不妙，回家收拾东西想潜逃。这时，当地民警和她的公婆已经把她堵在房里。

经治疗，她丈夫的双眼视力下降接近失明，经体检，这个男人的由于长期涂抹刺激物，皮肤已经严重角质化；直肠被锐器多处划伤……

曹瑞芳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而在庭审中，她说，自己既不想离婚也不想害死丈夫，所有的施暴施虐，只是她为自己感到“命太不好”而心生怨毒；也只有在折磨丈夫时，她才觉得有一种“平衡”和乐趣。

她把“恶气”出在无辜的孩子身上

C.贺婷，32岁，大专文化，捕前为某文化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

她已经结束了两次失败的婚姻，捕前身边带着和第一个丈夫所生的7岁儿子。她和第二个丈夫也生了一个儿子，离婚时归男方抚养。

贺婷的第一个丈夫是原籍贵州的日籍华人，一个很有钱的文艺活动经纪人。结婚时，贺婷随他到日本居住了4个月。返回中国不久，丈夫要去欧洲开辟市场，贺婷还做着和丈夫一起定居欧洲的美梦时，随着她临产分娩，等到的却是丈夫的一纸离婚通知书。她和第二个丈夫的离婚很简单，双方都感到在性格上存在着太大的差异。

经历了两次不幸婚姻的贺婷，本应很好地反省自己的失误，带着孩子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但她性格的偏执却使她走上了更大的不幸。

她对第一个丈夫越想越恨，而对第二个丈夫越想越觉得“完美”。对和第二个丈夫分手的原因，她忘记了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也忘记了两人那些日常为了琐事的不断冲突。她越来越认定，使她没有得到这个“完美”男人的真正原因，就是存在着这个她跟那个阴险地遗弃她的男人所生的孩子。

她的偏执愈发变态，她总能从一个小男孩的淘气、不听话、自作聪明地遮掩小错等表现上找出孩子身上由父亲遗留的“阴险基因”。

可怜的孩子落入了难以逃避的母亲的病态报复之中。

她打孩子，总要孩子承认是“故意”加害她；做了错事是要“故意”气死她；损坏了东西是要“故意”报复她。孩子不承认就往死里打，承认了也打。在打孩子的同时，她自己也是捶胸顿足，扯自己头发，打自己耳光……

她的发疯，使孩子无所适从。有一次，孩子受不住她的毒打，夺门而逃，情急中钻进了公用男厕，她竟也不顾一切地追进去继续打。

她住在第一个丈夫留给她的一套一楼的居室里，她平时打孩子的淫暴，连住在三楼的邻居都听得心惊肉跳。邻居们不止一次地向当地居委会、派出所警察进行反映，不只可怜孩子，还感到贺婷已经影响到邻居们的生活安宁。住在二楼的一对老夫妇甚至因此想卖房迁走，他们说：“总觉得楼下要出人命，住在这里胆战心惊的。”而每次居委会、派出所的人员对她进行教育警告后，她改正的时间最长不会超过一个月。

恶性事件终于发生了。2000年的春节，孩子的小伙伴给了他几个鞭炮，孩子知道母亲不让他放，听到母亲回家，吓得塞在了床褥下。谁料，贺婷发现了鞭炮，她立即怒不可遏，认为是孩子蓄意寻机“炸死”她。贺婷犹如暴怒的雌狮，不仅用拖把、皮带猛抽猛打孩子，还在孩子的肩头、臂膀上张嘴狠咬。邻居听到孩子的惨叫，向派出所报警，并假作警察来敲门。就在贺婷开门的瞬间，孩子夺门而逃，刚拐过楼角跑到马路上，就被一辆疾驶而来的“尼桑”轿车撞出十几米，当场身亡。

邻居们愤怒了，群起要求依法追究她的罪责。经法医检查，孩子身上被毒打的开放性创口达6处，青紫淤血的伤痕有20多处，咬伤达5处……

法庭依法对贺婷进行了精神病鉴定。结论表明，她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她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

3个年龄相近、文化程度不同、婚后经济状况并不拮据的女性，她们都不是因为什么婚外恋而犯罪，也都没有精神病，对其家庭成员施暴的手段，都和女性的温柔善良格格不入，表现出了令人发指的暴虐。

当然，和每一个犯下罪行、锒铛入狱的罪犯一样，她们存在着促使她们去犯罪的心理问题。而问题的严重之处，就在于这种偏执、狭隘的心理状态是不是女性的“专利”?应不应该因为她们是女人，就可以对这种心理和人格状态加以容忍、同情和宽大?就可以认为没有必要对这种程度不同的女人的共性表现进行社会性的教育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