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文化遗产释解

驯鹿与狩猎文化

鄂伦春人称七杈以上犄角的公鹿为鹿神，鹿神是不能猎取的，能够见到鹿神的人是最有福气的人。传说鹿神的角能够延伸到天上去，人们可以攀缘这登上天庭，向天神“恩都力”请求为百兽命名，使鄂伦春人成为百兽的主宰者［2］。乌热尔图《七岔犄角的公鹿》讲述的是一个小猎手的成长故事，但引领小猎手成长的有着七岔犄角的公鹿，可被视为是三少民族形象的表征，也是三少民族驯鹿文化的体现。七岔犄角的公鹿热爱自由、忠义无畏而又智慧韧性，当其犄角被套自由被限制时表现得狂躁刚烈，一旦挣脱羁绊便四蹄生风;即便腿伤严重也不忘护卫鹿群;在面对狼时不但毫不畏惧还巧妙地以弱胜强。小猎手在与鹿的三次相遇中目睹了公鹿的可贵品质而获得了真正的思想启蒙和精神锻造，并逐渐具备了七岔犄角的公鹿的种种特质，甚至小猎手粗野的继父也被公鹿的行为改造了。凭借那只“七岔犄角的公鹿”，作家描述出少数民族人性的形成和文化遗产之间的紧密联系［3］。鄂伦春人自古至今都从事驯鹿饲养业。鄂温克人早期追随鹿群，过着漂泊和游动的生活，同驯鹿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生活使他们有较多的机会观察和掌握驯鹿的习性和活动规律，包括他们在自然状态下繁殖的过程。随着弓箭的使用，狩猎的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狩猎业的发展，经常储存剩余食物的方法也开始形成。在鄂温克人的社会发展史上，动物饲养业的出现，是继发明人工取火和弓箭之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是他们控制动物，做动物主人的新纪元。鄂伦春人的游猎生产活动每天都在树林里进行。那里有新鲜的空气，有天然的绿色食品，如鹿肉和各种野菜，喝的是泉水，服用的都是野生的各种保健药材。男子为自己在狩猎中的成就、为自己具备一个猎人的智慧和道德品质以及有耐久力等而骄傲;妇女为自己能够使家务井然有序、精巧的手工、有良好的子女而自豪。狩猎文化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因狩猎时期男女性别分工不同，从而显示出男女适应水平的不同。狩猎时期的鄂伦春人男女分工明确，男子在家里不干女人的活计，否则会被人笑话。而妇女实际上是在不停地劳动着，而且是非常有秩序地劳动着，这主要是由她们的劳动性质决定的。家务活必须不断地去做，对儿童和家畜的照顾，为全家人熟皮子和做衣服，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而男子所进行的季节性的狩猎和其他劳动以及家庭内的分工，使男子在有些时间无事可干，这些时间当然由他们自己去支配了。这样分工的结果，使男子更专心于与狩猎相关的事物;而妇女采集、捕鱼，群体行动和合作、学习精神的建立则更有可能，因而，更有可能容易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从而有效进行文化调整。

三少民族对于萨满教的信仰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

达斡尔族信仰萨满教由来已久。虽早在17世纪，达斡尔族社会业已踏上封建社会的门槛，但由于所处环境封闭，与外界交往较少，加之封建宗法氏族制度的制约等原因，使达斡尔族民间的萨满教形态具有保守性和排外性，保持着一定的原始性和稳定性［2］391。达斡尔语称萨满为“雅德根”。达斡尔先民祭拜雅德根是将其作为人与神灵中间的中介人，祈求神灵的庇护和宽恕、保佑。因此，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雅德根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人们将许多美好的愿望乃至夙愿都寄托在他身上，因此对萨满教各种礼教笃信不疑，并通过各种方式对雅德根虔诚礼拜，以示敬仰。最为直观地展示着民众的信仰心理，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乌热尔图为我们展现了为北方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普遍信奉的萨满教的衰落与困境。《萨满，我们的萨满》中的达老非是通晓一切的萨满，但萨满这样神圣而来自远古的称呼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下子在人们的嘴里消失了，好像成了新的禁忌。于是达老非便保持着像鼹鼠一样诡秘无言的生活方式，但更致命的事情发生了，随着公路通进山林，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向营地，民族文化成了游客猎奇的商品，达老非即使在自己的林地里也躲避不开那游动着的人群携带着的闪电的无终止的照射。他为自己争取空间的一个方法居然是把屎拉到裤裆里，最后，达老非在乡长似软实硬的劝说下还无奈地披上神袍，用鄂温克语向游客宣布自己是熊，其表演展示下所遭受的精神不言自明。这部力透纸背的小说首先提示出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的萨满被反复强调，我们能够看到民族文化被物化的困境，更痛楚和焦虑于民族文化被猎奇、被侵蚀的当代命运。此外，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有关萨满的传说与纪实》，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的《猎刀》等表达的都是在现代和传统融合之时少数民族文化没落的场景［4］。中国当代三少民族独特的文化遗产内容作为一种内在的文化意识形态已经映现在三少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并构成其文学世界极富特色的部分。

作者：张男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