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是否导致了“污染避难所”?

摘要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在给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是否也导致西部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鉴于此，本文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部门，以中国各省份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基于系统GMM的双重差分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会诱发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了判定，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没有导致污染避难所，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区域转移滞缓现象；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污染避难所不具备显著的直接效应，但会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公众环保意识和劳动产出效率传导出显著的中介效应；虽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传导的污染避难所促进作用，让西部地区具备成为污染者“乐园”的可能，但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产出效率起到了更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最终导致西部地区没有沦为污染避难所。但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诙产出效率差距很有可能会渐渐缩小，导致其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逐步丧失。因此，设立合理的环境规制级差，从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角度改善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同时正确对待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避免西部地区在未来成为污染避难所的关键。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污染避难所；双重差分；路径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4-0095-07

doi：10.12062/cpre.20170328

为了缩小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促进省份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999年国家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2000年开始，国家不断加大对云南、四川和贵州等12个省、市、自治区的政策扶持力度。根据官方统计，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各类财政转移支付从1994年的640多亿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8 500多亿元，占全国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的比例也从1994年的25%左右跃升至2013年的40%左右，西部大开发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不管从助推区域经济收敛[1]，或是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2]，西部大开发战略所取得的成效得到了一致肯定，学术界普遍认为该战略通过大量的实物资本投资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但可能会给西部地区带来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而诱发了“污染避难所”效应。

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PHH），企业的逐利行为会使污染密集型产业逐步由环境规制标准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转移到环境规制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以规避来自政府的环境监管，最终由这些国家或地区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即成为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3-4]。在中国，由于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差距和产业极差日益扩大，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大规模制造业以产业梯度转移的名义开始向西部地区迁移。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对环境污染较严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污染密集型产业[5]。从主观动机来看，西部地区发展初期的社会环保意识和经济规模有限，受到分权治理结构和政绩考核机制的影响，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标准和强度的过程中产生了“逐底竞争”的行为[6]。从客观因素来看，丰裕的环境资源也诱导当地政府通过有动机地弱化环境规制强度来降低当地企业的“合规成本”，以期通过西部大开发带来的招商引资来保持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也使得污染密集型产业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来源，产业结构极其单一[7]。以宁夏为例，宁夏2004年外贸出口总额65亿美元中，以金属镁为代表的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额高达37亿美元，占全省外贸出口总额的56.9%。在生产要素流动日益自由化的今天，如果这种产业转移现象具有普遍性，那么作为承接地带的西部地区也就有可能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污染避难所[8]。

纵观现有文献，大多关注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环境规制差异对污染避难所效应是否存在影响[9]，普遍忽略研究“西部大开发是否导致西部地区沦为污染避难所，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主要通过哪些途径进行传导”，而本文则重点回答上述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为：在理论上，不同于以往研究关注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或污染排放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该战略是否使西部地区承接了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业，从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角度观察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带来了区域间污染转移；在方法上，通过双重差分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有机结合，对西部大开发影响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1研究方法

1.1双重差分法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DID）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评估。DID的核心思想是在t时期某项政策实施的条件下，选择一个不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对照组和一个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处理组，旨在通过对照组和处理组在政策前后某个观测值变化量的差额来反映处理组受到的政策净影响，即政策实施的效果。

按照DID的基本思路，本文将西部大开发对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影响评估模型设定为：

RATEit=α+β1Y+β2R+β3（Y・R）+δZit+eit （1）

式中，RATEit表示衡量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观测值，Y和R分别代表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根据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具体执行年份，我们将1990至1999年的Y赋值为0，2000至2013年赋值为1；而根据“处理组和对照组非常相近”的原则[10]，我们选取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执行对象省份为处理组，R值取1，其余省份为对照组，R值取0。Zit是我们选取的控制变量的集合。所有系数当中，β3代表西部大开发对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影响程度。如果β3的估计值显著大于0，说明西部大开发显著地促进西部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的扩大，使西部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

考虑到西部大开发这种国家区域层面的重要经济政策在实际执行时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政策效果的显现也是一个渐近的过程。因此我们引入被解释变量RATEit的一阶滞后项RATEi，t-1，构造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RATEit=α0+α1RATEi，t-1+β1Y+β2R+β3（Y・R）+δZit+eit（2）

1.2路径分析法

为了同时分析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污染避难所效应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本文引入了路径分析法，试图厘清该战略在作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究竟是直接诱发还是间接传导，以及各个中介变量的影响。路径分析是结构方程模型的一种特例，可以看作传统多重回归分析的扩展，通过分析变量间的协方差结构来定量地研究和解释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11]。反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主要工具是路径图，图中的每条路径皆代表不同的回归方程，用带单箭头的线表示路径，箭头离开的变量称为原因变量，指向的变量称为结果变量。路径分析法使用路较凳描述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强弱，xy的路径系数被定义为pyx=σxy/σy，其中σxy表示由于x的影响引起y的标准差，可以证明，路径系数在数值上等于标准化回归系数。

2变量构造及数据说明

本文以中国29个省份（剔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受数据获取影响，重庆并入四川）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的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而得。

在分析中，采用的变量有以下几个：①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RATE）：以“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全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根据国务院2010年颁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本文将以下10个行业确定为污染密集型产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②环境规制强度（ENV）。鉴于我国SO2在政府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参考Cole等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SO2的集聚、排放都有重要影响[12]，本文使用SO2强度的倒数来指代环境规制强度。③劳动产出效率（LP）。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企业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当地的劳动产出效率是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以劳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其进行度量。④市场化程度（MAR）。为了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核心思想，本文使用樊纲等提供的市场化指数来度量市场化程度[13]。由于该指数仅包括1997―2009年的数据，本文根据VAR模型将其数据预测补充至2013年。⑤交通便利程度（TRA）。发达的交通条件，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进而吸引企业进驻。本文使用地区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来衡量。⑥公众环保意识（PAEP）。公众环保意识的高低与接受教育的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所在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就越关心，也就越会影响地区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迁入。本文使用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的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人数占比来衡量。

3对西部大开发是否会引致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实证检验

在使用双重差分方法之前，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首先需要确认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对省份的选择是随机的，其次，政策实施前，对照组和处理组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变动趋势应保持一致。因而需要开展两个假设检验：①检验一：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省份选取是否随机。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制定的目的及背景来看，其对政策执行省份的选取并非随机的，而是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对口帮扶西部经济落后地区，促进国家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借鉴郑新业等的做法[14]，我们采用Probit模型来检验西部大开发战略执行省份的选择标准。我们将“是否为西部大开发省份”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人均GDP、GDP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占比作为解释变量。若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则不适于使用DID。检验结果表明，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的系数不显著，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对象的选择并没有以该省份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为标准，DID适用。②检验二：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处理前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变动趋势具备同质性。本文使用1990至199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各省份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的一阶差分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为处理组作为二值解释变量，研究两个分组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前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变化趋势的异同。回归结果显示，处理组在战略实施之前与对照组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同质性假设成立。

当数据类型是面板数据时，进行有效估计最常使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而当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时，这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均是有偏的，我们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的计量模型即方程（2）的解释变量中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并且，方程（2）中的控制变量如环境规制强度（ENV）、劳动产出效率（LP）等既可能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变化，也可能是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变化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来对模型进行估计。本文使用Blundell和Bond提出的系统GMM估计法[15]，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将水平回归方程和差分回归方程结合起来进行估计，将滞后水平作为一阶差分的工具变量，而一阶差分又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在系统GMM估计前，需对工具变量开展过度识别检验和序列自回归检验。

表1显示了6个不同的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模型估计过程没有添加任何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关键变量Y・R的系数显著为正，代表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大开发省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考察系数的稳健性，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得到模型2至模型6的估计结果。

整体来看，所有估计模型的AR（2）的P值均大于 0.1，代表其均在10%的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说明各个模型的误差项均不存在序列相关。同时，所有回归模型的Sargan值均为1.000，接受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随着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系数仍然为正，但估计系数的值和显著性水平都大大下降，当所有控制变量都加入模型后，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大开发省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论并不成立。被解释变量滞后一阶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其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

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它们的增强，会对西部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带来显著的降低作用。其中，环境规制强度越高，意味着政策环境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越不利，企业的产值自然也就随着下降。随着市场化指数的提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越来越低，当地政府“寻租”和“逐底竞争”的现象会大大减少，因此，污染密集型产业受政府保护的程度会明显减弱，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下降，产业产值比重自然也会受到负向影响。至于公众环保意识对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的影响显著为负，是因为我们使用一个地区人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代表该变量，教育程度越高，则当地的生产技术越先进，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越强

烈，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劳动产出效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污染密集型企业所在省份的劳动生产率越高，企业发展越能得到促进。由于目前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仍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是息息相关的。东部沿海地区凭借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和先天的地理优势，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等等方面相较于西部地区均处于领先地位，既吸引了大量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涌入，也通过FDI的大量输入显著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水平。因此，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成为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留在中东部地区继续经营的主要动机，污染密集型产业更偏爱在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的地区发展。

交通便利程度的影响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交通便利程度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位选择影响不大。虽然交通条件会影响企业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等，但同前文所述，地方政府对于污染密集型a业的政策压力会迫使企业向落后的地区转移，而这些地区的交通便利程度往往较差。

4西部大开发对污染避难所效应影响效果的路径分析

从上面的表1可以看出，一系列控制变量加入之后，西部大开发战略影响系数的估计值和显著性水平都明显下降了，这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西部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主要是由控制变量的变化引起的。那么，控制变量的变动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由西部大开发战略引致？对这一问题的验证有利于我们认清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

首先，本文通过DID进一步估计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环境规制强度、劳动产出效率、市场化程度、交通便利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这五个控制变量的影响（相关结果见表2）。可以看到，环境规制强度、劳动产出效率、市场化程度、交通便利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的系数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在这些变量上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呈现了扩大趋势。

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未能直接导致西部地区沦为污染避难所，但是会通过一系列控制变量间接作用于西部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此时，我们可以把这些实际发挥作用的控制变量看作处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污染避难所之间的中介变量，为了厘清各个中介变量对污染避难所效应究竟发挥了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可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使用路径分析法试图直观简洁地将整个影响过程展示出来，依然使用公式（2）中的关键变量Y・R代表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前文的5个控制变量分别设定为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污染避难所之间的中介变量，并继续使用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指代各地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对于所有数据，本文均做了标准化处理。该模型拟合结果显示，“西部大开发污染避难所”和“交通便利程度污染避难所”这两条路径系数均不显著，并且模型拟合度指标显示RMSEA高达0.548，高于0.1的临界标准，说明该初步模型拟合效果不够理想。因此，本文选择剔除交通便利程度这个中介变量，并舍去“西部大开发污染避难所”这条直接路径。修改后的传导路径图可见图1，图中单向箭头代表因果关系，双向箭头代表相关关系。

修正后的路径分析模型拟合度指标显示，RMSEA为0.015，GFI为0.986，CFI为0.962，IFI为0.993，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结果较为稳定可靠。图1中的数字均为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污染避难所效应的直接诱发作用并不成立，但会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劳动产出效率、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这四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西部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避难所效应产生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142）×（-0.042）=0.0060，通过劳动产出效率产生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228）×0.504=-0.1149，通过市场化程度产生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068）×（-0.672）=0.0457，通过公众环保意识产生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043）×（-0.178）=0.0077，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污染避难所的总效应为0.0060+（-0.1149）+0.0457+0.0070=-0.0556。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作为中介变量使得污染避难所效应有恶化的趋势，但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劳动产出效率的作用，显著抑制了西部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全国比重上升的势头，由于其路径系数在总效应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有效避免了西部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

5结论与政策建议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会导致西部地区沦为污染避难所？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本文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部门，以中国各省份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综合使用双重差分法和路径分析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了政策评估，发现该战略并未促成明显的大规模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产业转移滞缓现象较为突出。研究结果表明：①西部大开发战略没有导致污染避难所，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区域转移滞缓现象。②西部大开发对污染避难所不具备显著的直接效应，但会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公众环保意识和劳动产出效率传导出显著的中介效应。③虽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传导的污染避难所促进作用，让西部地区具备成为污染者“乐园”的可能，但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产出效率起到了更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最终导致西部地区没有沦为污染避难所。但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劳动产出效率差距很有可能会渐渐缩小，导致其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逐步丧失。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相应的政策涵义体现为以下几点：①西部大开发战略应提高当地政府对环境规制的重视程度。我国西部地区在环境规制强度上落后于东部地区，使得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具备向西部转移的可能，西部地区需要适度提高当地的环境规制强度，避免沦为污染避难所。②西部大开发战略应创造有利于环境友好型产业转移的市场平台。为了破解以大量资源消耗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应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避免地方政府对落后产业的保护。并且，要重视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积累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加强科研经费配套和增加技术交流提升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③西部地区应正确对待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既不可完全通过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进入来换取经济的暂时增长，也不要盲目抵制来自中东部地区产业的合理转移。我们应该认识到，适度的产业转移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西部地区应积极做好产业转移的配套工作，形成有利于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区域分工格局。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刘生龙， 王亚华， 胡鞍钢. 西部大开发成效与中国区域经济收敛[J]. 经济研究， 2009， 44（9）： 94-105. [LIU Shenglong， WANG Yahua， HU Angang. The effect of western development program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9， 44（9）： 94-105.]

[2]王洛林， 魏后凯. 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进展及效果评价[J]. 财贸经济， 2003， 24（10）： 5-12. [WANG Luolin， WEI Houkai. The progress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western region development in China[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03， 24（10）： 5-12.]

[3]PETHIG R. Pollution， welfa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J].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1976， 2（3）： 160-169.

[4]友国. 碳排放视角下的区域间贸易模式：污染避难所与要素禀赋[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 32（8）： 5-19. [ZHANG Youguo. China’s regional trade pattern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arbon emissions： Pollution Haven and factor endowment[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5， 32（8）： 5-19.]

[5]COLE M A， ELLIOTT R J R. FDI and the capital intensity of ‘dirty’ sectors： a missing piece of the Pollution Haven puzzle[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 9（4）： 530-548.

[6]罗良文， 雷鹏飞， 孟科学. 企业环境寻求、污染密集型生产区际转移与环境监管[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1）： 113-120. [LUO Liangwen， LEI Pengfei， MENG Kexu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eeking strategy， pollutionintensive production transfe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6， 26（1）： 113-120.]

[7]沈能， 刘凤朝. 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J]. 中国软科学， 2012， 27（4）：49-59. [SHEN Neng， LIU Fengchao. Can intens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rter Hypothesis reexamined[J]. China soft science， 2012， 27（4）： 49-59.]

[8]COLE M A， ELLIOTT R J R， FREDRIKSSON P G. Endogenous Pollution Havens： does FDI influenc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108（1）：157-178.

[9]陈刚. FDI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对中国式分权的反思[J]. 世界经济研究， 2009， 28（6）： 3-7. [CHEN Gang. The competition for FDI，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ollution Haven[J]. World economy study， 2009， 28（6）： 3-7.]

[10]MEYER B D. Natural and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in economics[J].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1995， 13（2）： 151-61.

[11]STREINER D L. Finding our way： an introduction to path analysis.[J].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5， 50（2）： 115-22.

[12]COLE M A， ELLIOTT R J R. Determining the tradeenvironment composition effect： the role of capital，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J].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03， 46（3）： 363-383.

[13]樊V，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301-322. [FAN Gang， WANG Xiaolu， ZHU Hengpeng. NERI INDEX of marketization of China’s provinces 2011 report[M].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1： 301-322.]

[14]郑新业， 王晗， 赵益卓. “省直管县”能促进经济增长吗？ [J]. 管理世界， 2011， 27（8）： 34-44. [ZHENG Xinye， WANG Han， ZHAO Yizhuo. Can ‘counties directly under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J]. Management world， 2011， 27（8）： 34-44.]

[15]BLUNDELL R， BOND 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1）： 115-143.

Has West China Developme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rought Pollution Haven？

ZHANG Cheng1， 2ZHOU Bo1LV Muyan1LIU Xiaofeng3

（1.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2.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3.School of Account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West China Development has promoted industries transfer across regions. Has it made western China become Pollution Haven， while this strategy is bringing chances of development？ Given this， this article chooses 10 representative pollution 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China provinces’ panel data from 1990 to 2013 to analyze it by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based on system GMM. Then we us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asses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est China Development hadn’t make western China become Pollution Haven， and the regional transfer of pollution intensive industries tended to be sluggish. West China Development didn’t have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Pollution Haven， but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would be mediated through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ength， marketization degree，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labor productivity. Although the western reg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a ‘paradise’ for polluters because of the enhancement to Pollution Haven caused by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ength， marketization degree and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 inhibition effect caused by lower labor productivity was much more significant， which hadn’t make western China become a Pollution Haven. However， with the deepening of West China Development， the gap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regions of labor productivity is likely to be narrowed gradually， which would decrease the inhibition effect caused by lower labor productivity. Hence， it put forward following suggestions， including establishment of reasonab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ength，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friendly industri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ization degree and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proper treatment of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the eastern region， all of which can help to avoid the western region to become a Pollution Have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West China Development； Pollution Haven；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path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