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及其教育侧记

一、台湾少数民族的构成

台湾少数民族，现普遍称为原住民，是台湾岛最早居住的民族。大约在五百年前，当汉民族的闽南人、客家人大量移民至台湾岛的时候，从平原到山地，全岛各地区都有原住民居住。当时，他们有二三十种不同的族群分支，有各自的习俗和语言，也有各自的音乐表现方式及其特点。

在日治时代①，日本人根据原住民的生活特性，划分平地居民和山地居民两种。所谓平地居民，也叫平埔族，当时约有十族之多，主要是：凯达格兰、雷朗、道卡斯、拍暴拉、巴布萨、和安雅、巴则海、西拉雅。这些族群由于散居在汉族居住地区，或与汉人融合、通婚，因此，除了葛玛兰、巴则海等族还有极少数人保持着自己的言语和习俗外，其余大多人都已完全汉化了。所谓山地居民，也叫高山族，主要生息在中央山脉各深山树林地带，其地域偏僻，长期以来也与外界不往来。在政府来台湾初期（约１９４５年前后），有资料显示，山地居民仍然延续着早期人类所使用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他们以氏族为单位，各自有严格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有自己的宗教礼仪等。此外，在语言、物质文化、社会组织、祭典礼仪等方面都表现出多样化。

但是，进入２０世纪后，台湾原住民文化随着社会整体的发展而有所变迁，昔日以部落为基础的生活内涵，因为与其他族群、汉族的接触和交流，逐渐产生融合并且吸纳了外来因素。而原住民的音乐也在新形势下面临挑战，尤其是面临现代音乐文化，更使其音乐的传承受到冲击。

台湾山地居民目前被认定的共有十四族，它们是：阿美、泰雅、排湾、鲁凯、卑南、布农、赛夏、邹族、达悟、邵、葛玛兰、泰鲁阁、撒奇莱亚和塞德克。学者们认为，在他们的音乐文化里面透视着早期人类音乐发展中的种种迹象，是研究早期人类音乐文化的一个活例证。

二、台湾原住民的音乐研究

台湾原住音乐同其自身的种族延续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中央山脉地理复杂，过去对外交通不便，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交往封闭，对外也很少往来，故此，其音乐也保留有早期人类音乐文化所具有的一切特点：音乐与原始宗教紧密结合；音乐崇尚集体性；音乐强调节奏性且具有原始纯朴的特性等。

其实，台湾原住民的音乐文化脱离不开他们的思维形式，这与部族赖以生存的地理、自然环境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条件密切相关，也与其维系社会群体的文化活动、农耕生产、生息蕃衍、部落之争相互适应。因为，在他们看来，音乐是娱乐的象征，是凝聚部族力量的手段，也是替之于文字内在心智的表现，因此，在台湾原住民生活中，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几乎无人不会唱歌跳舞。

对于这样一个非常注重音乐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日治时代，就有学者开始对其有所关注。之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批留洋归国学者也投入其中，把着眼点放在挖掘、收集、整理原生态的音乐文化方面。近年来，又有许多博士生、研究生也把选题放在原住民音乐文化的专题研究上，使其研究更加专题化。

（一）日治时代的原住民音乐研究

在日治时代，对原住民音乐展开研究的首推岸边成雄先生。他从１９２２年４月始进入台湾，以调查原住民音乐为目的。当时，有些原住民部落还留有砍人头的习俗，非常危险，后又因交通不便，仅仅停留一个月有余。回日本后，他只把接触到的原住民音乐做了录音，并写了调查报告。其二是竹中崇雄。他于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在台南州嘉义高等女子学校任音乐教师。由于工作的地缘关系，他开始对原住民音乐产生了兴趣。他先后到新高山、阿里山、雾社等地进行山地音乐的田野调查。之后，还撰写了与原住民音乐相关的文章多篇，有代表性的是：《台湾番族音乐的研究》、《台湾番族乐器考》、《台湾番族之歌第一集》、《番地音乐行脚》等。其三是黑泽隆朝。他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也开始对台湾原住民音乐进行调查。最后，他还花了十数年的时间完成了巨著《台湾高砂族的音乐》。该著近６００页，共有三部分：其一是序论，主要是从人种学和分类学的角度，对台湾原住民的种族、人口、音乐习性，以及歌唱样式、音阶等进行分类探讨。其二是高砂族的习性与歌舞，主要是实地调查的记录。该部分共分九节的篇幅，分别论述原住民各族群的音乐。其三是高砂族的器乐和乐器，主要叙述原住民的乐器种类、型制，并进行比较分析。该部分涉及到的乐器有口琴、弓琴、五弦琴、纵笛、鼻笛、横笛、铃类、体鸣乐器、农作用发声器等。《台湾高砂族的音乐》资料极为丰富，有文字、乐谱、乐器、图解、表例等，称得上是一部台湾音乐的百科全书。

日治时代，对台湾原住民音乐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其一，研究者都是日本人，文章的撰写均为日语；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它们多是概括性地对原住民所有族群的音乐以及相关的物质文化进行归纳性描述。在这个时期，尽管参与研究者不多，但他们开拓了原住民音乐研究的绿洲，对外界了解原住民音乐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台湾学者的研究

台湾学者对于原住民音乐的研究起始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代表人物主要是吕炳川。他于１９６６年就读于日本东京大学，在小泉文夫的引导下开始步入民族音乐研究之途。在就学期间，时常借回台湾之际，着手调查原住民的族群与音乐。１９６６年，他以《台湾土著族音乐的比较音乐学研究》为题，获得了硕士学位。１９７３年，又以《台湾土著族音乐――比较音乐学的考察》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吕炳川对台湾原住民音乐的研究总共花了十四年之久。他不仅调查了所有的原住民族群，而且还走访了１１０个村落。其著作除对过去的研究成果做了总结外，还对原住民的渊源及其音乐也做了细致的研究。此外，在他的著作中，还有大量原始音响资料和解说词。在对原住民音乐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中，由于吕炳川的成果相当出色，为了对其有所鼓励，１９７７年，日本胜利唱片公司曾授予他特奖，同时，台湾也把其著作翻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

进入８０年代后，在台湾研究原住民音乐者增多。主要原因是：其一，这个时期，台湾传统音乐和原住民音乐的音乐研究机构相继成立②；其二，此时期，台湾相应地出现了科学发展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穴简称文建会?雪等组织。它们以提供研究经费为主，并鼓励从事原住民音乐研究。在有了研究经费保障的基础上，不仅投入原住民音乐研究者倍增，而且研究领域也逐渐往专题方向发展。从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及专著看，有些文章以单一民族为考察对象，也有些是对乐器或对仪式音乐进行专题研究。其研究者有些是研究所老师，而有些则是硕士或博士生。他们的研究对象包括艺人访谈、生命史、采谱与分析、乐器制作法等。

在台湾，原住民音乐的研究是一个重要领域。近十几年来，与此相关的课题大多数均得到政府的资助和鼓励。其结果是：大量原住民音乐得以录音、录像，并加以保存；原住民歌手也受到人们的尊重。他们不仅在台湾各地演出，而且也由政府组织，经常参加国外原生态音乐会演出，受到主办方民众的热爱欢迎。

三、台湾原住民的音乐课程

原住民的音乐课程主要集中设置于大专院校。同关注原住民音乐文化研究一样，把其引入课堂也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的事情了。但是，由于各大院校教师群的专业背景不同、科研重心不一，所以在教学中，重点、方法及其内容并不平衡。总体来看，它有几个特点：其一，偏重传统音乐教学的省立与私立大学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因为这些院校的教学宗旨或目的是保存发扬中国音乐传统，所以在传统音乐的课程设置方面自然也涉及到民谣研究、民族音乐学、台湾原住民音乐等。具有代表性的大学有文化大学中音系、台北艺大中音系、台南艺院中音系、南华大学民族音乐系等。其二，综合大学的音乐系从８０年代开始，随着本土文化受到重视的风潮，也把原住民音乐纳入教学计划，如台师大音乐系、东吴音乐系、辅仁音乐系、实践音乐系等。其三，师范类院校。该类型院校乃以培养小学师资为目的，所以大多课程仍以欧洲艺术音乐为教学的内容。但是，进入９０年代后，随着小学实施“乡土音乐”回归教学之后，有些师范院校也开始增设台湾本土音乐的相关课程。最早引入原住民教学的有台中师范大学音教系、竹师音教系、东师音教系、嘉师音教系等。

在原住民音乐课程的设置中，艺术大学和综合大学比较突出。与之相比，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系在传统音乐与原住民音乐教育方面还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它们所开设的与此有关的课程往往为选修，且属学期学分，因此对学生产生的作用不大，与此相应，在该领域的研究者也是寥寥无几。

关于原住民音乐的教学内容，依笔者旁听南华大学“原住民音乐必修课”来看，课时为一学期，每周两节课。它的目的是透过台湾原住民各族音乐的介绍，提供给学生一个了解台湾原生态文化的机会，并藉着台湾原住民音乐相关议题之讨论，增进学生对音乐与文化关系的理解。该课程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原住民各族“传统”音乐；第二部分，讨论原住民音乐之相关议题。在教学方法上，以音乐实例赏析与相关文章阅读方式进行。此外，还要求每位学生做口头报告两次（每次报告十五分钟）。最后，还针对题目，让学生寻找课程以外有关原住民音乐及其文化资料，写一份文字报告和一份影音资料汇总心得。

四、支持原住民音乐的研究机构

台湾原住民音乐研究在近十几年来能取得丰硕的成绩，与政府部门对于研究所实施的相关奖励措施分不开。该领域是原生态艺术，与时代潮流相差甚远，其学术研究更是毫无经济价值可言，所以说，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援助，对于学者而言，很难舍弃生活而不顾，全身投入该领域的调查研究。针对这个情况，１９８０年以来，科学发展委员会、教育部、文建会、县市政府以及民间基金会等相继投入预算，资助学术研究。

在所有资助学术研究机构中，文建会和县市政府有专项研究补助。只要项目申请人合乎资格要求，课题得当，均可获得不同程度的经济资助。而科学发展委员会也涉及有传统音乐、原住民音乐文化的奖助项目，但对象主要为大专院校的专任教师。以其所拥有的经费数量而言，又分为中央级和地方级两种。中央级指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以及它的附属机构省立艺术中心、民族音乐筹备处等；地方级则指各县市政府文化局。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至今，科学发展委员会资助了不少传统音乐、原住民音乐研究的专题项目，其研究成果多数被出版，也得到公众的认可。当然，其它地方性的资助研究机构也支持了不少传统音乐、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课题，其资助及其成果均可在各自的网站上查阅。

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台湾原住民音乐的研究多数均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经济上的补助。特别是近几年来传艺中心筹备处、民族音乐筹备处等也开始对有关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资助，这大大提高了学生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的兴趣，也对下一代从事该领域的研究打好了基础。

五、由政府资助建立的原住民展览馆和文化村

台湾对原住民音乐文化的重视不仅仅体现在对其音乐的挖掘、整理及其研究方面，而且对于其文化的传承、艺术的保护也有一套相应的具体措施，主要体现在：其一，原住民展览馆、原住民文化村、原住民文化园区的筹划和建设；其二，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原住民音乐文化学术讲座、原住民乐舞比赛等活动；其三，设置原住民电台、电视台?穴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正式开播?雪，体现原住民自身的人生价值和对社会的共建价值。

就目前所见，与原住民有关的博物馆有：省立台湾博物馆、台湾省文献会博物馆、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博物馆、大同泰雅生活馆（泰雅族母语展示的博物馆）、中研院历史文物陈列馆、原住民数位博物馆、台南县文化会馆、台东史前馆等。这些博物馆除了积极从事台湾原住民文物搜藏保存之外，也藉由多样化的教育活动促进原住民文化的推广；馆内的展出，均忠实地呈现原住民族的丰富的物质文化。此外，为尊重原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诠释权，博物馆内也常年举办“与部落结合”的特展，采取与单一族群部落合作的方式，共同规划特展内容，彰显独特族群的主体性，提供原住民族文化展演的场域，使博物馆成为多元文化的发声管道及论坛。

而在屏东县玛家乡开发的原住民文化园区及南投县日月潭畔的九族文化村则是另一种风格的收藏及保存、宣传与展示。在设计上，它们突出其原始、自然的生活状态，所以更像是户外原住民博物馆。在园区内，除展示民族的建筑精神、衣饰工艺、生活型态等文化传统外，还展示了它们的食、衣、宗教、音乐、艺术等传统文物。此外，也还开设工艺馆、原住民歌舞场，让参观者可直接参与到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中，去寻找原住民的传统轨迹和体会原住民文化的风情与韵味。

结 语

同大多数汉族音乐相比，台湾原住民音乐及其表现方式纯真、朴实，保持着原生态的音乐特点。尽管在急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现代社会潮流的影响下，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台湾音乐学者在挖掘整理、传承研究以及重视原住民的社会地位方面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其成绩显而易见。反观大陆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教学，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少数民族音乐课程的开设问题。目前，在大陆的大专院校，课程的设置基本上都是在“西化”教育模式基础上建立的教育体制，所以，长期以来，大部分院校均“重洋”而忽视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体制会导致恶性循环，使得我们的教学中始终缺乏少数民族音乐的教育师资。

其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课题申报问题。现在国家级（教育部、教育厅）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课题的审核没有倾斜性。其评审者本身是站在音乐学科研究普遍性的基点上审核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之课题，故此，很难有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课题通过。而在省级科研申报中，要么缺少该领域的研究者，要么就是非省内人员不得申报。

其三，政府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缺乏足够的关怀和资助。就目前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来看，尽管自解放以来有一些田野调查报告、民歌集，但从深度方面并没有很大的进展。尤其是缺乏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角度去审视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或者说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俗、信仰、民族心理等诸多方面进行立体性考察的研究。

其四，就少数民族音乐及文化的宣传方面来看，缺乏少数民族音乐及其文化的博物馆、影像馆、数位馆，也没有少数民族电视台、电台。

我认为：其一，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资助与关怀。政府应该从长期的发展规划中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并从经济上、名誉上予以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足够的支持和重视；其二，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师资，大力宣传，并提高少数民族音乐及其音乐家的地位；其三，政府应该扩大投资预算，增设与宣传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有关的公共设施，诸如博物馆、资料库、数据库、音像库等。

①１８９４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５０年之久。

②１９８０年，台湾省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省立艺术学院（今省立台北艺术大学）传统音乐研究所等相继成立。同时，也出现与此有关的研究单位，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政治大学民族学研究所、省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省立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等。

曾金寿 博士，西安音乐学院副教授，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