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书写时代的个人命运感

采访平阳兄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因为他近几年在国内文学界声名远播，影响力日渐扩大，能不能采访得到，我心里一直在打问号。常在报刊读他作品，却未谋过一面，甚至连他手机号也没有，去和他对话，是不是有点鲁莽？

无巧不成书。我有一结交多年的老朋友和他既是老乡又是哥们儿，经过他一番热心地牵线搭桥，我很快发去了采访提纲。富有戏剧性的是，我估摸2013年元旦能获得的访谈内容，某一次去短信催问时，才知中间出了差错，平阳兄短信回复，他一直未收到我发去的采访提纲。而据我所知，那段时间，他诸事缠身，却忙中偷闲地在深圳参加一个诗歌节。临近2013年元月中旬，我实在等不急，再次拨通了他的电话，表明了自己意图。时隔两天，在平阳兄不怎么会使用电脑的情况下，这次很快让助手发来访谈内容。至此，我悬了两个月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因为听不少文学界朋友说起平阳兄的这好那好，所以，我更愿意选择平阳兄这样的人作为访谈对象。我相信，他的人品和文品是可以等同划一的。

在故乡，就是在现场

王琪：平阳兄你好！作为《延河》下半月编辑，有幸和你进行一次交流。我最早读你的诗歌，追溯起来，应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一份新生代诗歌大展的报纸上。可以说，你出道很早了，能简单谈谈你当年受什么影响，开始提笔创作的吗？

雷平阳：我的创作从1980年代就开始了，始于梦幻的大学校园，且就在《诗刊》《飞天・大学生诗苑》《青春》以及云南的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作。到现在，创作时间已有三十年左右。当时之所以写，大潮流的影响是重要的原因，身边到处都是诗人作家，不写是很难的。至于写作的审美范本，主要是古诗词、朦胧诗和云南的红土派，当然还有老家的唱书和民歌。欧美和南美的诗人所提供的营养，则是后来才出现的。

王琪：那你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雷平阳：14岁的时候，在昭通市一中上高中一。第一次离开村庄到外面开始集体生活。但集体主义中有太多的孤单。

青年时代，是在昭通盐津县委会和昆明的一家建筑企业度过，到38岁时调昆明市文联工作为止。就像现在我的写作属于业余性质一样，在那两个单位，我的工作是秘书和企业宣传干部，写得最多的不是诗歌或散文，而是空得不着边际的形形的公文。内心供奉着一尊文学之神，笔底却全是纸老虎。人格分裂也好，纠结挣扎也好，反正那些年月为稻粱谋，我所背负的文字的十字架其实是一个十字路口，无从选择，只能听任煎熬。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至今仍然认为，那些时光是我的黄金岁月。特别是在云南建工集团工作的那13年，借到建筑工地采访之机，我到过了云南无数的小地方，也深刻地体认到了底层人民的悲惨命运。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有那儿朴素而温暖的人事关系，没有那么多的伪善与嫉恨，人心都是肉长的，彼此之间像一家人似的。给我的感觉，所谓仁、义、礼、智、信之类，建筑工地上，工棚里，还存在着。

王琪：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从欧家营、昭通、再到昆明，故乡无可避免地为你的创作打上深深的烙印，好像从没有离开过家乡，你觉得故乡在你创作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雷平阳：海德格尔所说返乡，其实并不是返回某个具体的故乡。类似的说法，佩索阿也有过，在他们手边，故乡其实是世界的心脏，是哲学的、美学的、文学的、艺术学的乃至任何学科的终极之地。它可能不是我们的出生地，却肯定是我们的葬身地、埋魂处。也就是说，在我看来，“归乡”乃是文学的母题，在故乡，就是在现场。

王琪：是的，可以看出，你有浓烈的乡愁情结，会不会认为现在过着的城市生活，是对故土的一种背叛？

雷平阳：背叛？言重了。如果乡愁只是局限于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用它入诗，在目前这个消灭故乡的时代，那是可笑的。而且，据我所知，现在的“故乡生活”与“城市生活”，似乎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都是丧家之犬，终归无处还乡。

原生的血液是作品的生命能力

王琪：在你写云南的神灵、巫蛊、山川、异族中，处处充满了乡愁、亲情、悲悯和痛惜。你也半是认真半是调侃地说过：贩卖乡愁。坦率地说，这些是不是你写作制胜的法宝或者说客观上令作品讨巧的因素？

雷平阳：没有讨巧的意思。事实上这是一场动用个人心中的山川河流、神灵鬼怪与见佛杀佛的工业文明之间的战斗。现在，谈故乡和乡愁就像谈论死去的亲人，写故乡和乡愁，要么是写讨战檄文，要么就是写投降书，刺刀见红。

你也来自乡村，但不一定知道并理解云南的文化多元性对大一统具有怎样的意义。建筑变成大暴力，河山变成陈列文化木乃伊的博物馆，这多么像末日之景啊！

王琪：从你的作品看得出，你非常迷恋云南，作品中也处处能体现出热爱大地的悲悯情怀，它是与生俱来的吗？

雷平阳：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我有过孤独而又自由的乡间童年生活。群山、河流、田野曾是我的游荡之所，其间的生死枯荣，早已浸润在我的生命中。至于写云南，并不是简单的云南梦，它是我笔下的原野，我一厢情愿地想用此原野反对颠覆一切的工业文明。痴人说梦，螳螂挡车，但我必须如此。

王琪：大家所知道的你的“云南血统”，是如何体现在作品里？

雷平阳：血液流淌在血管里。稍微需要说明的是，原生的血液是作品的生命能力，但我们必须具有现代性的文化观，并用它审视和审判你所面对的“题材”，为作品输血，输入强大的文化灵魂和现代美学，唯其如此，“云南血统”才有意义。

王琪：我曾看到大量关于“昭通文学现象”的报道，平阳兄作为昭通作家群里的杰出代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雷平阳：地域性的文学团体的生成，有形形的原因，它与拉美文学爆炸、垮掉的一代知识分子写作等等类似写作集团的形成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有地理性和政治性，后者则以文学观和美学追求为标准。“昭通文学现象”的滥觞，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国性文学热潮有很大的关系，无非是更多的地方偃旗息鼓或写作队伍呈散兵游勇状态了，昭通的一批写作者却苦苦地支撑下来了，还顽强地写着，而当这种写作具有了一定的高度和影响力，它便有了“报道”的价值，亦有了饰美“昭通”的意义。我们应该清楚，这个团队，它的“报道”价值高于文学价值，因为凡是被纳入团队者，写作的方向、目的、意义千差万别，甚至没有形成一定的具有统领性质的文学精神和美学追求。所以，它的“现象学”意义更多的并不站在文学这一边。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学团体亦如此。

王琪：对于写作，那最初的指向与现在的道路是否重合，最终的理想状态又是什么？

雷平阳：少年作文，一腔热血；至今仍然不停地书写，或虚无，或悲愤。

在写作的路子上，“最初”与“现在”，书写的对象、内在的视角、审美向度倒也没有天壤之别，只是在方法论方面，以前吞枣或鲸饮，左右徘徊，心力都用在了杂技之上，如黑夜中狂癫的舞者，后来趋于平朴自然，抱守真诚的诗歌精神，叙事抒情，泊来访古，尽可能地对诗不对拔。

至于“最终”，老僧笑指风涛险，坐看江山不出门。

王琪：你以为，写作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雷平阳：写作意义，有诗言志，有为天地立心说，中国古代之说都普遍强调永恒性和普世观。

现在，写作像一根牛鞭，被放在了工商文明的酒坛子里泡着。很多人之所以写，目的就在于把写出的东西拿给孔子、荷马、李白看，拿给释迦牟尼、耶稣和看，拿给诺贝尔、鲁迅和茅盾看，拿给宣传部长、文联主席和银行行长看，或者干脆只拿给电影电视的导演和离退休的老人看。很多庄严的东西变成了“媚庄严”或被彻底抽空，两级之上矗立着的都是财神庙或牌坊。

我不奢求，只想写出在这个时代的个人的命运感，或我所等待的并不存在的救赎。

现场写作的文字，

都带着自己的血红和体温

王琪：“我是一个清洁工，一直在/生活的天空里，打扫生活的灰尘”，这是你七八年前写的诗句，现在读起来依然感人心怀，你是如何在作品中，表达这种情感体验与生活积累的？

雷平阳：生活和写作，情感体验的产生和呈现，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真诚、坦诚。伪饰过的情感，在生活中和写作中，都有伪善之嫌。至于生活积累，我在意的就是让自己活在现场，在现场写作，所谓从阅历中来，让文字都带着自己的血红和体温。

王琪：我留意到有人评价你的诗文，说是有些“偏执、狭隘”，你自己怎么判定？

雷平阳：“偏执、狭隘”，出自我的诗歌《亲人》，我用来强调我对亲人的爱，对故乡的爱。有诗歌同仁用了评价我的写作向度，内心也是充满善意的，并且多数意在强调，写作中需要一种向下、向小、向真的审美力量和道德立场，假大空、大而无当、宏大叙事的伪传统可以休矣。

王琪：你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技巧和修辞这些东西重要吗？

雷平阳：巧夺天工。但“巧”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巧若拙。有时候，技巧和修辞一如神赐，非人力可逮，我信奉的是那些自然呈现的，而非模具，雕刻无效。“抚琴弄操，欲令众山皆响”，一部史诗，能达到这种境界者寥寥无几。

王琪：在你的创作中，遇到过类似障碍或瓶颈问题吗？你又是怎么克服的？能用一句话评判一下，你作品的优缺点都在哪里呢？

雷平阳：最大的障碍在于很难将自己的故事和想法当成别人的来写，而这置换又太重要。

我觉得自己的诗歌的缺点即自己的优点：简单，直接。

王琪：在你出版或发表的所有作品中，你认为自己迄今最满意的，是哪部（篇）作品？

雷平阳：诗集和散文集出过十多部，说不出自己偏爱谁。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散文集《黄昏记》及之前的诗集《云南记》相对满意吧。

王琪：对了，说到《云南记》，就这本集子，能再多讲几句吗？

雷平阳：《云南记》早过去了。再说我始终觉得，尽管思想力、审美愿望的达成颇费心力，但诗歌写作也不是什么体力活，写了三十年，逐渐日常化了。

王琪：你出版过十几部作品集，而且获得云南省政府奖一等奖、《诗刊》华文青年诗人奖、人民文学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众多奖项，你觉得这些荣誉属于偶然性，还是必然的？

雷平阳：以诗歌的方式获奖是件快乐的事，但也大可不必终身倚重。我将获奖视为偶然，因为我不追逐也不拒绝。

坚持在黑夜里练习长跑

王琪：一个作家或诗人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纷繁的社会，最大的贡献在哪里？担当些什么？

雷平阳：道德审判与现实批判，无论在怎样的时代，都是诗人与现实生活直接面对的基本方式，其意义在于修正和廊清，也在于警醒。所谓诗人的担当，一是内审与自我完善，二是在流亡的路上仍然泣血呐喊，为真理而歌，三是悲天悯人，良心沛然。

王琪：你的作品大多描写微小事物的，比如山林草木，蜘蛛乌鸦等等，这与一个人的精神地理是否有关？

雷平阳：命无大小，草木与人同等。这不是个人的精神地理，而是世界观。

王琪：据我了解，你平时很少接触网络，是刻意保持距离、保持警惕，为了让内心平和、安心创作吗？

雷平阳：仅仅因为我不喜欢电脑，而手写又让我倍感温暖，让我感到汉字是活着的。

王琪：在我印象里，你是一个安静写作的人，但听说你喝起酒来，怎么就不“安静”了呢？

雷平阳：与好友三五，安静地喝酒是不可思议的。我的理解，酒里面存在着另一个我，他长期被关押在太平间里，得让他活过来，得到应有的自由。

王琪：你认为你的才华来自哪里？是天赋还是后天努力？

雷平阳：我一直在黑夜里练习长跑，天赋约等于零，只是写的时间长了，近三十年来傻乎乎地盯着一件事情做，多多少少也就养成了一些个体的敏感性和审美方法，当然也就产生了个人的文学馆。

飞跑的时代，有耐心即可

王琪：听圈内人讲，你可是一个讲段子的高手，哈哈。可为什么不把这个长处发挥在写小说上？当然你写过为数不多的小说，以后会转向小说创作吗？

雷平阳：以前写过小说，受不了絮絮叨叨的情节推进，后来没写了。什么时候有兴趣了，也会写写。

王琪：我在2012年7月份《文艺报》上读到一篇文章《雷平阳的字》，是王祥夫老师写你的，很喜欢。其实，在此之前，就有西安朋友说你练起了书法，这么说，你又多了一个书法家的身份，你把它仅仅作为业余爱好，还是希望日后在书法上有所造诣？

雷平阳：我不练书法，二十多年来，我在睡前一直坚持用毛笔抄诗经、李白、王维、杜甫、苏轼等等。时间久了，有朋友说是书法。我不奢望在书法上有所谓的造诣，倒是想一直抄写下去，有性情，是活着的线条，是血肉做成的字，而不是装裱店里令人作呕的“宁静致远”、“天道酬勤”、“厚德载物”等等之流。

王琪：你目前的生活、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能透露一下吗？

雷平阳：我一直是个编辑，业余，所以生活的主旋律还是上班。前些天，被一个朋友抓了去一个酒吧，吧主知道我得过鲁奖，叫了一帮人就想来揍我，说他讨厌体制内的专业作家。我不知道他为何讨厌，是什么深仇大恨让他如此失态。所以我这种写作者是两不靠，到民间要挨揍，在单位却又是杂役。

王琪：《延河》下半月一直倡导的是绿色、青春、探索，就你个人理解，认为目前更为年轻的写作者要写好一篇散文或一首诗，就你多年写作经验来看，需要他们具备什么素养？

雷平阳：飞跑的时代，有耐心即可。

王琪：最后，允许我代表编辑部同仁和读者，向你致意，衷心祝愿你新的一年生活安康、创作丰收！

雷平阳：谢谢！也祝福各位！

和平阳兄的对话是愉快的，但我们谈论的似乎不是诗歌、散文，也并非他的文学观、世界观，他的成长经历、日常琐碎等等，而是关乎他生命意识、大地情怀和人类内心世界的一次不断发掘。

其实平阳兄是不善言谈的，他是个坚持用作品说话的人。他不喜欢不着边际地滔滔不绝，有些问题仅点到为止。所以，我以为，他本质上一定是个率真、淳朴的诗人。

结束访谈已临近新春，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人们匆忙的身影，在车站、机场、码头，踏上归乡之路的人流露出的是期待与渴望的眼神。家，就在前方，最明亮的那只灯盏，一定是指引着你、为你而照亮的精神的长明灯！

栏目责编 阎安 马慧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