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管理探析

【摘要】

高校的行政化管理，即政府及其部门对高校、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采取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管理。由于它与学术独立和自由的本质相违背，去行政化已成为当前高校的第一要务。高校行政化管理的现状是由于历史体制的沿袭与体制设计的不合理、不健全导致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权力的强势与对“官”的崇拜则是其深层次的文化原因。高校要去行政化，除了要进行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要发动大众的力量，让每一个公民都能时刻警惕权力的危害，从而以公民的权力制约政治权力。

【关键词】管理；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去行政化

【中图分类号】G65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2-0008-02

当前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盛行，各种学术剽窃、学术造假、论文抄袭、泡沫学术严重侵蚀着学术殿堂，各种项目审批、学术成果评价的黑幕也无时无刻不刺激着每一个学者和社会人士的神经。而行政化的管理是高校学术生态恶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远离学术，转而重视行政权力的获取。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何还原学术本来的面目，如何让高校学术摆脱行政化管理的阴影，日益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1 高校行政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高校的行政化管理可以概括为政府及其部门对高校的行政化管理以及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行政化管理。这种行政化管理模式与高校办学逻辑的内部冲突，导致了诸多问题的产生：

1.1 高校办学自的边缘化。政府及有关部门对高校的行政化管理导致高校的主体性地位丧失。龙献忠指出：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对高校履行行政管理权力的过程中，偏离了自身的职责任务、活动范围、运行轨道，从而违背了高校的意志，损害了高校的利益，使高校的办学以政府计划式模式为主，使高校的主体性地位边缘化，无法按照自身的办学逻辑办学。［1］

1.2 学术权力的边缘化。我国高校在管理上沿袭行政管理体制，高校内部的组织结构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结构的向下延伸。［2］其主要管理模式是科层制，由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使党的组织原则成为了高校的组织原则，党委的决定转化为部门的决定，职能部门是具体政策的制定者，也是行政管理者，又是最后的监督者和评价者，学术权力无力与行政权力对抗，学术组织的科层化和“双肩挑”现象普遍化。［3］

1.3 高校内部学者师生的边缘化，教师、学生无法参与到学校的治理。由于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大学的集权传统，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本位的传统思维定势使大学忽视了教师、学生在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在重大决策和日常管理决策中不能站在教师、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老师和学生也没有途径参与到大学的治理。这就使用以规范学生的政策和法规得不到师生的理解，在执行层面遇到各种阻力。

2 高校行政化管理产生的根源

中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管理现状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很难区分谁主谁次，笔者认为以下原因是导致这种现状产生的主要因素：

2.1 历史体制的沿袭与体制设计的不合理、不健全：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只是教育部的指令执行者，没有自,这使我国高校从设计上一开始就是政府部门管辖的一个事业单位。政府及其部门通过对高校办学权力以及各项学术资源的审批权的掌握，将高校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下。缺乏办学自的高校只能服从于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管理在现代管理主义的影响下，要求数字化、标准化的管理，而学术在本质上是独立和自由的，二者在本质上是相背离的。［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指出“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这也从侧面指出了政府及其部门掌握了大量的学术资源的支配权，而高校为了获得学术资源往往只能跟着政府及其部门的指挥棒走。更何况高校高级领导的任免权一般都掌握在当地政府的组织部门或相关部门手里。《纲要》同时也提出了“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却没有明确给予学术委员会对学术资源如何支配的决定权，这也就使高校内部行政权力掌握了资源的分配权。学术权力在高校的资源配置中只有建议权。

2.2 我国传统文化对政治权力的强化和对学术权力的弱化。

传统上中国有着诸多文化流派，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到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也就成了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作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归结为“伦理政治型”文化。它突出了两个大方面的作用，即“伦理”和“政治”。儒家的基本体系就是孔子所说的“修己安人”，即所谓“内圣外王”。无论是儒家尽心、知性、知天、养浩然之气，重义轻利的义利之辨，还是道家法天、法地、法自然、与道同体的逍遥游，都是对物欲利益的轻视而追求高尚的情操，即“修己”、“内圣”。［5］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极端地追求，而对知识本身及知识可能的发展不作为关注点，并且一直都没有形成专门的学术文化，它没有形成“求是”的价值追求，只有“求应该”、“求必须”。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合理求是”是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大学最基本的理念，“止于至善”则是中国数千年教育的基本指南。中西学术理念的比较，揭示出中国传统学术是伦理取向。［6］而它的“安人”、“外王”之道则导致“学而优则仕”，使“官”成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于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文化与当代集权文化强化着政治权力，弱化着学术权力。

3 高校去行政化管理的对策

高校要去行政化，就必须减少对政府及部门对高校的行政化管理，落实好高校的办学自，以及提高高校内部学术权力的地位。高校办学自的难以落实，高校内部学术权力的虚位，使高校与学术人员都没有了独立发展的可能。面对我国高校的行政化管理现状，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治理方案：

3.1 继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扩大高校的办学自。即让高校按照办学规律办学，改变历史上沿袭过来的高校作为政府下面的一个单位，受政府行政化管理的现状。以管理为表征的评价机制，助长了学术研究活动中的功利化、庸俗化、泡沫化。正如洛根•威尔逊所说：“无功利的活动和成熟期缓慢的长期计划，在要求短期效益的制度压力下化为泡影。”［7］为改变这种状况，《纲要》中有明确地指出：①、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②、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加强章程建设、扩大社会合作、推进专业评价。

3.2 将探索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合理边界作为目标并长期坚持。即探索政府及部门权力与高校权力、高校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合理边界，并以此作为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完善并健全政府及部门与高校之间的组织制度。

组织行为学认为权力边界界定的模糊性越高，其产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就越大。明确界定的权力边界能减少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冲突，也能让其产生冲突时做出判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而如何让政治权力减少对学术自由的侵害，则需要我们长期的管理实践经验的积累与对国外先进大学制度的借鉴。而具体哪些权力必须下放，下放的权力会不会被滥用，这就需要一个合理、健全、具体的组织制度来规范它了。中国现在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知道改革必须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才是适当的，否则任何改革都将导致混乱。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没有这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健全的组织制度设计，权力下放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权力下放了也终将被收回来。但当务之急，是如何规范政治权力。

3.3 努力消除我国传统官本位文化对高校的消极影响。

中国社会一直有强调公共责任的传统和文化，强调对家庭、国家的各种义务而不是权利，所以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下，民众对政府及其部门对其的权利侵害往往是浑然不知或者无力抵抗。在西方各国，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对自由的追求已经深入人心，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过：“政府权力过大会危害人民的自由。”［9］美国布兰迪斯大法官也警示人们：“当政府的目标对我们有利时，我们更应该提高警觉来维护自由。生为自由人，自应随时警觉，以抗拒心怀叵测的统治者危害其自由。”［10］由此可见西方各国对政府权力对自由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权力是人民群众让度出来的，人民群众才是权力真正的主人，统治者既然是人民群众挑选出来的权力管理者，就应该是人民的公仆，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权力是需要监督的。

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应警惕中国传统伦理政治型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坚持“求是”的价值取向。在完善高校的组织制度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最好的制度也是有可能退化或扭曲的，雅斯贝尔斯说：“在大学里即便最好的制度都有可能退化或者被扭曲……只有毫不懈怠地对它进行补漏纠偏，才能保证它不偏离正轨。”［11］学术人员必须时刻警惕学术民主自由是否遭到侵犯，时刻准备捍卫自己的自由民主，警惕传统官本位意识对我们的腐蚀，除此别无他法。

总的来说，体制改革只是我们对当前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一次外科手术，而大学能否健康并长期健康的发展则在于手术后能否有一个好的修养环境，这个环境包含了整个社会对大学学术自由的认识，更多的则是整个社会人民群众自由意识的崛起，对自身权利的觉醒，在参照西方社会传统自由民主观念的基础上，觉醒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与自由，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好的监督者。

参考文献

［1］ 龙献忠.论高等教育治理视野下的政府角色转换［J］.现代大学教育.2004(1):74一77.

［2］ 王寒.基于冲突视角的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探析.中国电力教育.2010年第33期.

［3］ 王宾齐.中国大学组织结构非学术化的新制度主义分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11期.

［4］ 刘继青,李学勇.教授治校的运行逻辑:学术自由抑或学术民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第42卷第5期.

［5］ 张岱年,方克力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0页.

［6］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

［7］ Logan Wilson. The Academic Ma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219.

［9］ ［10］ ［美］米尔斯•弗里德曼.选择的自由［M］.台北：长河出版社，1981.15.3.37.

［11］ ［德］亚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14-115.

作者简介：卜麟，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