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与中国推进经济服务化的战略选择

摘要：经济服务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转型和升级的一般趋势，然而，在中国却存在一定的悖论：服务业不仅占GDP的比重低，而且也远未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除了统计方面的原因外，中国生产者服务的内部供给现象严重，而外部化、专业化发展不足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以工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决定了经济服务化的战略重点只能选择生产者服务业。鉴于服务业经验品特征明显、其发展对制度敏感等特点，中国需要从市场制度和环境建设等方面着手，促进生产者服务的外部化、专业化发展；同时，要立足于制造业大国的现有基础，通过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途径，加快经济服务化进程。

关键词：经济服务化；中国经济；生产者服务；制造业；互动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060400451)、清华大学CIDE2006重大项目《中国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升级的互动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高传胜(1973－)，男，江苏淮阴人，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在站博士后、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李善同(1944－)，女，重庆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双聘教授、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4－0015－05　收稿日期：2007－05－16

经济服务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转型与升级的一般趋势，然而，在中国却存在一定的悖论现象。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与发展，但是，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非常之低；而且，服务业也未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增长方式转变、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等众多难题，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亦称生产业)，则有助于这些难题的解决。因此，分析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形成的原因，研究中国加快经济服务化进程的战略重点与路径选择等问题，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首先界定经济服务化的内涵及其在中国的悖论现象；然后，分析这一现象所带来的影响及其形成原因；紧接着，分析中国加快经济服务化进程的战略重点选择；此后，结合中国制造业大国的现有基础，以及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和紧密的产业联系，研究中国加快经济服务化进程的战略路径选择；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一、经济服务化趋势及其在中国的悖论现象

1．经济服务化的内涵与产生根源

按照三次产业演化规律，经济服务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一般趋势。一方面，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即通常意义上的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会逐渐上升，直至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机器设备和各种自动生产线的广泛采用，第二产业当中的加工制造装配等环节会变得相对简单，而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增加值都来自于生产者服务环节，如研究开发与设计、生产组织与管理、营销组织与管理、供应链管理、品牌经营和售后服务等。经济服务化趋势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使得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而对服务的巨大需求，则带动了消费者服务业(con－sumer services，亦称消费业)的日益兴起与充分发展；二是社会专业化分工的日益泛化和深化，加上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市场环境的日臻完善，使得原本内化在各产业当中、实行自我服务的生产者服务，逐渐外部化而形成各种独立的专业化产业。

2．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现象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与此相伴，服务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与发展，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服务业增加值已经从1978年的881.6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72967.7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4.4倍，高于同期GDP增幅；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24.2％上升到2005年的39.9％，增加了15.7个百分点；而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数，1978年为4890万人，到2005年增加到23771万人，净增加18881万人，年均增加699万人，比第二产业高出286万人；在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在1978年为12.2％，到2005年上升到31.4％，上升了19.2个百分点，高出第二产业增幅12.7个百分点。

尽管服务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与发展，但并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从图1可以发现，中国第三产业在绝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都低于第二产业。正因为如此，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在绝大多数年份也都低于第二产业。具体数据与差距可参见图2和图3。从图2可以看出，在1994年，第二、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差距最大，达到42个百分点，最近几年差距有所缩小，即使是这样，在2003年一2005年间，差距也分别达到20.3、12.1和15.7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拉动情况也与此类似。如图3所示，第二、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在1994年差距达到最大，为5.6个百分点，其后差距有所减小，甚至在2001年第三产业还略高于第二产业，但随后差距又有所拉开，比如从2003年～2005年，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分别大了2.0、1.2和1.6个百分点。因此，服务业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此其一。

其二，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与国外的差距非常大，国外的数据参见表1。如果以比重来衡量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那么，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2005年的服务业发展水平(39．9％)不仅远低于2004年世界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70％)，也远低于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56％和52％)，分别比它们低了近30、16和12个百分点。即使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水平相比，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也比高、中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低，分别比它们低了近14和6个百分点。

因此，无论是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看，还是与国外服务业发展水平比较，中国服务业发展状况与经济服务化趋势都有所相背，由此形成了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现象。

二、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影响与形成原因

1、中国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影响分析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相对不足，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服务的可得性、选择性较差，服务的效率、质量较低和服务的使用成本较高等，而这又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首先，服务业发展不足直接造成服务的可得性、选择性较差。不妨以物流业为例。为什么现在国内很多企业，不论大还是小，都偏好于自建物流体系、实行物流服务的自我供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外部市场上的专业化服务供给不足，服务的效率、质量、多样性和成本等方面难以满足企业需求。因而，如果它们能够自我提供高效、及时、高水平的服务，便可以营造差异化竞争优势。这也正是海尔等国内著名企业都竞相打造自己的物流服务体系的重要原因。虽然有人会以规模经济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但进一步看，即便是大中型企业，它们内部的物流服务需求也不如整个市场的物流服务需求更能满足规模经济的要求，更何况，物流服务市场中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有些需求则需要专业化的设备与人员，而企业内部的需求往往难以满足这些专业化设备与人员使用的规模经济性要求。再进一步，每个企业都自建物流服务体系，就会把本来应该是统一的物流市场给分割掉并封锁起来，这既不利于物流服务的外部化、专业化发展，也无助于中国企业整体竞争优势的培育与增强。

其次，服务业发展不足，通过影响服务的效率、成本和质量等，又进一步影响其他相关产业的竞争力提高。仍然以物流业为例。虽然专业化物流的重要性现在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中国物流服务的水平和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具体表现在：(1)服务方式、手段和内容原始、单一。大多数物流企业只是提供简单的运输和仓储服务，而在信息服务、订单管理、库存管理、物流成本控制、物流方案设计以及供应链管理等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物流增值服务方面，还没有全面展开，因而与发达国家的第三方物流相去甚远。(2)企业规模小，网络化的经营组织尚未形成。例如，全国从事公路货物运输的经营业户有274万，平均每个经营业户拥有的运营车辆仅1.43辆；拥有运营车辆超过100辆的只有中远、中外运等少数企业。(3)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多数物流企业缺乏必要的服务规范和管理规程，经营管理粗放，难以提供规范化、高质量的物流服务。(4)物流成本较高，影响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据估计，中国运输和物流成本占到GDP的20％，而美国和欧洲国家仅占5％～10％。虽然这一差距中有部分是因为各国GDP核算方法的不同，但客观地说，中国经济同欧美国家经济相比，在物流效率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2、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的形成原因

从表面上看，是统计原因造成了中国服务业比重较低，进而出现中国悖论现象(李善同，2005)。无论1993年～1995年进行的第三产业普查，还是1994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都表明，服务业存在着严重的低估现象。比如在2004年经济普查多出的2.3万亿元GDP总量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就增加了2.13万亿元，占到多出部分的9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7)。中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服务业经常性统计调查制度，统计的遗漏现象比较突出。例如，计算机软件服务、网络服务、律师服务、会计师服务等新兴服务业的统计调查有待完善。传统服务业的统计调查范围也存在缺口，特别是对非正规部门的服务业活动就存在统计的遗漏现象。国家工、农业普查都曾显示工业与农业产值都有被高估的现象(吕政，2006)。不变价统计中的价格剔除方法也可能导致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的相对低估。考虑到这些因素，有估计认为可将中国服务业比重上调6～7个百分点。即便是这样，我国服务业的比重(46％～47％)仍然低于2004年低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52％)，而仅达到1960年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46％)，仍然没有破解经济服务化中国悖论的难题。

从深层次看，服务特别是生产者服务的内部供给现象严重，外部化、专业化发展不足则是经济服务化中国悖论现象的根本原因。除了企业出于商业机密与市场竞争战略的考虑外，中国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思想根深蒂固，市场制度不健全、市场环境不完善，则是造成中国服务内部供给严重的重要原因。内部化不仅影响外部统一服务市场的形成，而且影响到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当今社会，专业化分工日益深化，缺乏专业化基础的产业，不仅效率、质量、水平低，而且成本较高。这既影响到服务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和竞争力提升，而且直接关系到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国际竞争日益国内化、国内竞争亦日趋国际化，而产业国际竞争的焦点和全球价值链(GVC)当中的主要增值点与盈利点越来越集中于微笑曲线(smiling CHIve)两端的高端生产者服务(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环节，如研究开发与设计、品牌经营、营销管理和售后服务等，而这些方面恰恰正是中国产业的软肋。这样不仅造成相当多的中国产业缺乏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厂商与品牌，而且在嵌入GVC过程中，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或者是资源消耗比较大、对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产品的生产，因而所能实现的增加值和利润都非常微薄。

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是以消费者服务为主导，中国是以生产者服务为主导，而中国生产者服务又存在严重的内部供给和外部化、专业化发展不足的问题，因此才造成了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现象。事实上，中国生产者服务虽然占服务业的比重比发达国家高，但其发展水平和产业层次却远没有发达国家的高。

三、促进生产者服务外部化、专业化发展：中国经济服务化的重要着力点

1、服务业分类与生产者服务的中国内涵

服务业是一个内容庞杂、行业众多的非同质性产业，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类别。生产者服务则是基于功能(function－based)视角的分类而产生的一种重要类别，与它并列的还有消费者服务、分销(distributive services)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government services)。事实上，分销和政府公共服务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生产者服务和消费者服务。因此，从根本上讲，服务(业)最终可以分为生产者服务和消费者服务两大类。所谓生产者服务，按照加拿大学者Grubel&Walker(1989)的定义，就是指“那些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与直接满足最终消费需求的消费者服务相对，它满足的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对服务的中间使用需求。根据我们利用中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研究，中国目前比较典型的生产者服务业主要包括以下行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

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2、生产者服务业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推进经济服务化的战略重点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加快服务业发展、推进经济服务化进程的战略重点应该选择生产者服务业，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收入水平状况使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进入了较高的发展阶段，不仅居民收入水平比较高，而且消费性需求也比较旺盛，因此，他们的生产者服务所占比重较低，只有30％～45％左右，消费者服务所占比重较高，虽然他们的生产者服务业优势明显，且发展水平和产业层次都比较高。而中国与他们有着根本性不同。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比较低，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比较低；不仅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而且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新“三座大山”又带给人们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即便老百姓手里有钱，由于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往往也不敢像发达国家居民那样尽情地消费；更何况，中国人消费习惯与西方居民也有很大不同，中国的消费性信贷也远没有惠及中低收入群体。鉴于此，可以认为，中国还不具备消费者服务业主导国民经济发展的条件，因此，通过大力发展消费者服务业，并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时代还远未到来，虽然消费者服务业也是中国当前需要突出发展的产业。

第二，处在工业化进程中且以工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适合于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三次产业演化规律虽然指出了在一个国家一、二、三产业依次实现转变的趋势，但它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为基本素材的。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且又处于经济转型过程当中的发展中国家，不仅不能简单地按照三次产业演化规律来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而且，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与竞争中所处的位置也不允许我们轻言放弃工业发展。毕竟，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目前还是中国具有一定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新的优势产业尚未培育出来之前，中国显然不能轻言放弃工业的发展，即便是一些组装加工工业；更何况，中国严重的区域发展差距与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容纳非常多的工业发展。

中国工业化的水平决定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仍然是中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需要突出发展的产业。当代研究也充分表明，现代制造业没有体系健全、功能完备的生产者服务业做支撑，是发展不好的。因为现代制造业国际竞争的焦点和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主要增值点、盈利点都集中在生产者服务环节，因此，缺乏发达生产者服务强有力支撑的制造业，不仅竞争力提升会困难重重，而且产业升级也会步履蹒跚。中国制造业，目前对此感受应该是最深最切。

研发设计、品牌经营和营销管理等关键性生产者服务的水平较低、功能不强，造成中国制造业的相当多行业缺乏关键核心技术与国际知名厂商与品牌。因此，中国本土企业在与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打交道时，经常会受到它们的“横向挤压”和“纵向压榨”，最终所能实现的增加值、赚取的利润都极其微薄。

鉴于以上两点，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只能选择生产者服务业。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发展消费者服务业，只是说，基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加快中国经济服务化进程，需要选择生产者服务业为主要着力点。

3、促进生产者服务的外部化、专业化发展，是中国加快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关键

生产者服务具有两种不同的存在形态。一种是仍然内化在各种产业或者部门(包括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当中还没有外部化形成独立产业的形态；另一种是已经外部化、市场化而形成独立产业的形态，即我们常说的生产者服务业，亦就是市场化的生产者服务提供者的集合。虽然二者的本质内容都是生产者服务，但是，在谈后者时我们更多的是用“生产者服务业”，而说“生产者服务”，更多的是指前一种还没有外部化、市场化的生产者服务形态。

以前一种形态存在的生产者服务太多，是造成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功能不强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要加快服务业发展，并使服务业早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就必须推进仍然内化在各产业当中、可以外部化的生产者服务逐渐与母体产业实现垂直分离(vertical disintegration)，进而形成外部化、专业化发展态势。只有这样，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效率、质量才能得到根本性提高，服务业的竞争力才有望登上一个新台阶。

4、加强市场制度与环境建设，是推进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服务业的产业特征决定了其发展对制度环境有较高的敏感性(陈志武，2005)。服务这种特殊商品，不仅是无形的，而且具有经验品(experience goods)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只有在购买使用后才能知道其质量究竟如何，而不像搜寻品(search goods)(尼尔逊，1970)那样，在购买之前便可以通过搜寻来了解商品的质量。正因为如此，所以其发展需要有健全完善的市场制度和环境作保障，否则，服务市场便难以进一步扩大，而这直接影响到产业的持续发展。鉴于此，中国要加快服务业发展升级，必须将市场制度与环境建设作为一项持之以恒的工作来抓。只有让市场诚信之风盛行，服务业发展才会有辉煌的明天。

强调加强市场制度与环境建设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在整体上仍然是一个垄断性较高、缺乏市场竞争的行业。长期以来，无论是事关经济安全的金融、通讯行业，还是事关民众发展的教育、卫生行业，或是非常普通的交通运输行业，一直都处在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之中，不仅外资进入审批程序较繁，民营资金进入也比较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垄断程度较高、缺乏竞争的行业，永远都是发展绩效较差、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的行业。也许有人会用自然垄断性来做挡箭牌，事实上，即使是这样的行业，国内外的实践也已表明，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做法引入竞争、抑制垄断，进而提高整个行业发展水平与绩效。而这些做法的核心不外乎降低行业进入壁垒，同时，加强市场监管。

四、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加快中国经济服务化进程的战略路径

中国推动经济服务化进程，其可行的路径选择是促进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互动发展。之所以有如此判断，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二者互动发展的历史依据

从产业演化角度看，大部分生产者服务原本都是内化在制造业当中而实行自我服务的。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泛化和深化，市场需求也不断扩大，加之市场环境也日趋完善，它们才与制造业逐渐实现垂直分离，并外部化形成各种独立的产业，比如金融、会计、法律、物流、研发设计、广告宣传策划和营销管理等。虽然有些服务功能，有些企业出于保护商业机密和竞争战略的考虑而没有将它们完全外部化，但是，随着外部市场上进入者的不断涌入，市场竞争程度会逐渐加剧，如果市场环境能够进一步完善，最终，外部化的生产者服务会

越来越多。因此，可以预测，到一定时候，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型”产业结构必将形成，其中两头粗的部分就是从制造业当中外部化，并经过专业化发展的生产者服务业，而中间细的部分就是利用现代化机器设备和各种流水线、自动线进行生产加工装配的制造业。从这一演化过程中可以看出，生产者服务业是从脱胎于制造业母体的生产者服务，经过专业化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这二者之间的天然渊源关系，为促进二者互动发展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

2、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联系：二者互动发展的理论依据

对于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国内外流行着几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生产者服务业处于需求遵从地位，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服务业则是制造业的补充(Cohen&Zysman，1987；Rowthorn，1999；Klodt，2000：Guerrieri，2003)。一种观点认为，服务业处于供给主导地位，是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和竞争力提升的前提和基础(Pappas&Sheehan，1998；Karaomerlioglu，1999；Eswaran，2001)。事实上，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作为市场供求的两面，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彼此依赖的关系。因为随着经济规模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扩大，对服务的需求会迅速增加，这会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的发展，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支撑制造业的发展、升级与竞争力提高。因此，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二者之间彼此依赖的程度会进一步加深(Park&Chan，1989；Shugan，1994；Bathla，2003)。

虽然近些年来，随着ICT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有些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之间呈现出一定的融合趋势(Lundvall，1998；植草益，2001)，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了二者融合论。事实上，ICT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只是一种个案现象，并不适合大部分生产者服务业；而且，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证实，外部化、专业化发展是主流趋势。具体到中国，很多生产者服务还没有外部化形成独立的专业化产业，因此还没到奢谈产业融合的时候。毕竟，产业融合是指具有独立形态的产业，由于某种原因而出现边界模糊进而达到合二为一的现象。

3、中国制造业大国的现有基础：二者互动发展的有利条件

根据最新研究，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美、日的世界第三大制造国，而包括纺织、服装、家电、医药、电子、钢铁、水泥、化肥等10个制造行业在内的80余种产品的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吕政，2006)。虽然中国制造业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包括缺乏自主知识产业的行业关键核心技术、缺乏国际知名厂商与品牌、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所处的位置较低、制造业发展的粗放型特征还相当明显等等，但是，随着国人对这些问题的意识逐渐增强，必然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加强研发、设计和创新，加大市场营销和品牌经营力度，由此必然带动相关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和升级，更何况，现有的制造业基础已经为相关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市场条件。而发展起来的生产者服务业，又会进一步支撑制造业的发展、升级和竞争力提升，因为生产者服务可以通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推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深化、培育产业竞争优势、促进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泛化等多种途径和方式，作用于制造业发展与集聚。作为长三角生产者服务中心的上海，其生产者服务对长三角三省工业高达0.918的贡献弹性(高传胜、刘志彪，2005)就是最好的说明。

事实上，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之所以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影响和表现，其中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它们具有上海和香港这两大生产者服务中心的支撑。上海和香港相对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制造业实现了良性互动，虽然这种互动的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相对于国内生产者服务落后的其它地区，它们已经具有了相当的优势。而另一方面，这二大生产者服务中心的崛起，也是与两个地区制造业的大量集聚与发展分不开的。

4、以产业互动发展推进中国经济服务化：基于中国产业实际的战略性选择

三次产业演化规律是对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和升级的一般规律的总结，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后发国家应该如何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仍然处于工业化过程、制造业总量在世界上又位列第三的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战略路径来推动经济服务化进程。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不仅经济发展水平比发达国家低很多，而且居民收入水平比它们低得更多。因此，中国不适合以消费者服务业为战略重点来推动经济服务化进程。立足中国实际，中国具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而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之间本来就具有紧密的产业联系，这就决定了中国可以选择生产者服务业为战略重点，并通过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来推动经济服务化，进而加快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升级进程。因此，以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来推动中国经济服务化进程，是实践和理论基础上，基于中国产业实际而作出的可行的战略性选择。

(编校：沈　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