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北京、湖北代表考辨

［摘 要］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关与会代表的原始资料至今未见，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对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又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对北京和湖北的代表，更是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可信度的比较和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北京代表为罗章龙，湖北代表为项英。

［关键词］ 中共二大 北京代表 湖北代表 考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有关与会代表的原始资料至今未见。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当事人的回忆以及从俄文、英文回译的若干文献资料，通过国内史学家的考证，已确认二大召开的确切时间是1922年7月16日至23日［1］，地点是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当时为李达寓所）。但是，关于二大代表的名单，特别是北京地区和湖北地区的代表，至今说法不一，尚无定论。本文依据有关文献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拟对这两个问题展开具体考证。

对中共二大代表的名单，学术界历来存在多种说法，目前最具权威的说法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的记载：参加中共二大的有中央局的代表陈独秀、、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广东）代表谭平山、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无法确定。［2］这个代表的名单来源于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在该书的注释中说明：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的根据是《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1922年12月9日）和中共六大《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期间，与会代表通过回忆整理出的一份关于一大至五大的代表名单。根据这份名单的记载，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3］这份名单是迄今为止对二大代表名单最早的也是最详细的记载，在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除外，名单中其余11人皆为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采入。未参加二大，系本人所说。1936年，接见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时明确地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即1922年，应该是夏天、七月），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4］李达在1955年的回忆中也说“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5］罗章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明确指出中共二大召开时，“(未到会)”。［6］

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主要来自三个层面：一是中央局的代表，二是部团代表，三是地方代表。中央局代表陈独秀、李达、3人，部团代表即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施存统2人，地方代表中湖南代表蔡和森、山东代表王尽美，以上7人，基本没有什么争议；对上海代表杨明斋、广东代表谭平山的争议也较少。而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对北京代表和湖北代表的说法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一、北京代表

关于北京代表有三种说法：

一是罗章龙。如前所述，1928年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通过回忆，指出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并明确指出北京代表为罗章龙。20世纪80年代初，罗章龙本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明确表示自己“出席了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还说“由于时间的久远，只记得会址离陈独秀的住处不远，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不多，有陈独秀、、谭平山、王尽美、许白昊、(未到会)等。会议由陈独秀主持”。还特别说明自己曾替陈独秀主持过一小段时间的会议：“有一天晚上开会，陈独秀中途有事出去，叫我替他主持。我的湖南口音太重，与会者听不懂。我就请王尽美主持，王是山东人，北方话口齿清楚，但王表示拒绝，说自己对南方情况不熟悉，只好由我继续主持。过一段时间，陈独秀回来了，他问我有哪些人发言?都讲了些什么?会议接着由陈独秀主持。”［7］

二是高君宇（高尚德）。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于七月十日左右（记忆有误，实际时间为七月十六日）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当时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8］，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人。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党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9］

三是邓中夏。李达在上世纪50年代回忆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举行的，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指定从莫斯科（参加远东会议后）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其中除陈独秀、外，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李达等。”［10］根据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在1922年12月9日向共产国际提交的《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的记载，1922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原稿此处少一地区――译者注）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会议开了七天，就十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一些决议”。［11］这份报告形成于二大召开后仅仅四个多月，由于时间紧随二大之后，它所记载的二大地方代表的确定原则应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根据这份文件的记载，出席二大的地区代表的人数，只能是每个地区一名代表。那么，北京地区的代表自然只能是以上罗、高、邓三者之一。

笔者认为，对回忆性史料，判定其可信度的高低，主要有三个基本标准：一是当事的集体的回忆高于当事个体的回忆；二是当事的本人的回忆高于当事的他人的回忆；三是距离事件的时间越近，可信度也越高。当然，在具体判定某个回忆性史料的可信度时，要将三个标准综合起来分析。根据以上原则，笔者以为罗章龙为北京代表的可信度最高。

我们知道，1928年的名单，系出席六大的前二大代表通过集体回忆提出的。由于这份名单不是由任何个人而是由多名二大代表集体回忆，而且回忆的时间距二大召开也仅6年，因此，这种集体回忆比起个体回忆来，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更重要的是，六大的代表中就有罗章龙本人，他自然也参与了这种由集体运作的对一大至五大代表名单的回忆，包括对二大代表的回忆。此外，20世纪80年代初，罗章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亲口对记者说自己是二大代表，而且还特别指出自己曾替陈独秀主持过一小段时间的会议。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二大召开时，北京地区的代表为罗章龙毋庸置疑。至于50年代李达回忆说是邓中夏，60年代回忆说是高君宇，根据回忆性史料可信度高低的判定标准，这二人为北京地区正式代表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只是列席会议而非正式代表。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作为正式代表也出席了，作为前二大代表，肯定也参加了对二大代表的集体性回忆，换句话说，他在1928年回忆二大的北京代表是罗章龙，而60年代回忆时却认为是高君宇，前后矛盾。从回忆性史料可信度的判定原则来看，1928年比60年代距离二大召开时间上要近得多，因此，他在60年代的这个回忆并不准确。类似不准确的地方，在他60年的《我的回忆》里还有很多，比如认为会议开幕于“七月十日左右”，“当时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包惠僧是武汉代表（详见下文辨驳）”，等等。

二、湖北代表

关于湖北代表，也有三种说法：

一是项英。包惠僧曾在3篇文章里回忆起项英出席二大的情况。第一篇是《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时间是1953年。文章说：“我因为常攻击小组织，同摩擦很厉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前中央有信给我说武汉工作重要，叫我不要离开，出席代表可另派一位同志，来信署名‘钟英’。‘钟英’是当时中央的化名。陈独秀给我的信总是署‘仲甫’或‘实庵’，一般的通知报告，非陈独秀亲笔信件，都是署‘钟英’。这样性质的信照例应该是陈独秀亲笔。所以我接到这封信，就联想到小组织捣鬼。我不能争着要去出席，我也不能让小组织分子出席，我就提了项英，多数同意，其实项英此时入党还不到一年。”［12］第二篇是《回忆共产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时间为1954年，文章说：“一九二二年六、七月间，我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项德隆(项英)代表武汉区出席。他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对党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对小组织活动也很憎恶。”［13］第三篇是《回忆马林》，时间是1979年，文中说到：“我本来准备去出席‘二大’，因中央来信要我派个工人作代表去出席，当时武汉区吸收了一个工人项德龙（即项英），他入党刚半年，我就派项英去出席。据项德龙回来说：‘开了三天会，谈了各地区工作的情况……’”［14］

二是包惠僧。在60年代回忆二大代表时说：“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汉代表。”［15］二大召开前后，包惠僧是湖北地区党的负责人，在其回忆录中，还记述了自己是项英的入党介绍人，同时还有大量的文字记述自己和项英当时在领导武汉工人运动中所结成的深厚交情。而且包惠僧在回忆录中已经明确地说过自己当时因为要领导武汉工人运动，不能参加二大，因此指派项英参加，而且还叙述了项英参加完会议返回武汉后对党的进一步的认识以及对宗派活动的厌恶，可谓言之凿凿。包惠僧既然在回忆录里明确地、屡次三番地记载了以项英代表武汉出席二大，而且还记载了项英开完会归来的情形，因此出席二大的湖北代表为项英，不容置疑。至于60年代回忆说包惠僧是武汉代表，当是记忆有误了。

三是许白昊。根据前述1928年名单，出席党的二大代表中有许白昊。20世纪80年代初，罗章龙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参加二大的代表有陈独秀、、谭平山、王尽美、许白昊、罗章龙等。［16］根据这两份资料，许白昊应该也参加了二大。但问题是，由于二大确立的地区代表的名额，每个地区只能有一名，据前所论，湖北代表既然是项英了，那么对许白昊参加二大又该怎样理解呢？笔者以为，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许白昊不是正式代表，而是列席代表，而且是作为在上海工作的党员列席会议。据回忆称：二大举行期间，“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的参考。我所主持的一个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17］许白昊当时正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李震瀛为正式代表，按照二大代表的选定原则，除中央局外，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地方一样，都只能选一个代表，因此，许白昊也不可能作为劳动组合部的代表出席二大，而只能以党员的身份列席二大。

此外，关于参加二大的人数，历来存在多种说法。李达在1954回忆二大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他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的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李达寓所)举行的。第二、第三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另外一个地方举行的。”［18］米夫1936年在其所著的《英勇奋斗十五年》一书中说：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参加大会的代表，共二十人”。［19］葛萨廖夫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也说：中共“参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共有二十多位代表”。［20］

上述关于二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均出自当事人的回忆。之所以出现多种说法，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计算人数的方法不同，即把列席会议者或在二大期间参加小组讨论政治问题的部分上海地区的党员误认为二大代表。许白昊当时在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也列席了会议并参与了这种小组讨论，因而在1928年六大代表回忆二大代表名单时，被误认为是二大正式代表而名列其中。之所以发生这种误解，主要是因为党成立早期，当时的会议观念没有像今天这般组织化、程式化，对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未必如今天这样进行严格的区分。

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证，可以肯定地说，出席二大的北京代表是罗章龙，湖北代表是项英。目前，官方资料如2000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以及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一册），都是把罗章龙作为北京代表对待的，这当然符合历史真实。不过，学术界对罗章龙的北京代表身份仍存在争议，如王志明先生在其《中共二大代表的考证》［21］一文中，认为北京地区以“高君宇参加二大的可能性比罗章龙更大些”。其立论的依据有三个：一是“参加了远东会议，符合李达所说，参加二大的‘是由陈独秀、指定从莫斯科（参加远东会议后）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这种推理恐怕很难成立，陈、张二人只是从参加远东会议的代表中选择部分代表参加“二大”，目的是向“二大”与会代表传达远东会议的精神。也就是说，“参加远东会议”只是成为“二大”代表的一个选择条件而非必然条件，参加了远东会议并不是成为“二大”代表的优先的和必需的理由，如广东的冯菊坡（广东顺德人）、湖南的贺恕（湖南衡阳人）都参加了远东会议［22］，但都没有被指定为二大的广东代表和湖南代表。中央局指定的广东代表开始是未参加远东会议的谭平山；湖南的代表开始也是未参加远东会议的，后来因故未出席二大，才临时改为同样未参加远东会议的蔡和森为二大代表。王志明先生的第二个依据是“的回忆中也说，出席二大的有高君宇”。的回忆录形成于二大召开40多年之后，难以保证其所回忆的内容符合历史真实，相反的，倒是其回忆中的失真比比皆是（已具前论），因此，这个依据同样难以成立。王志明先生的第三个依据是“根据高君宇在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情况，他应该是参加二大的”。这就更难成立了，因为即便高君宇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也不能成为他必然是二大代表的理由。这是因为中共成立早期，未参加大会的人也能当选中央委员，如陈独秀未参加一大，照样被选为总书记；未参加二大而被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23］，等等。因此，第三个依据同样不能成立。除王志明先生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徐世华先生在其《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名单的考证》一文中也认为高君宇“为北京代表参加大会”，只是一般的事理推测，而未提供任何较原始而可靠的文献依据，同样让人难以信服。

对于许白昊，目前官方资料如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2000年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一册）中，都是把他作为二大的湖北代表对待的。不仅如此，上海的二大会议纪念馆里陈列的湖北代表也是许白昊的照片。正如前论，许白昊参加了二大，但他只是列席会议，不是正式代表，更不是以湖北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项英才是真正的湖北代表。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二大正式代表12人，分别是：中央局代表陈独秀、、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项英、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广东）代表谭平山、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施存统，尚有一人无法确定。2.许白昊是以列席的身份参加二大，并非正式代表。

注释：

［1］见从俄、英文回译的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程》第二十九条：“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二十三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章程》收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90-91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3］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8―21页。

［4］［美］埃德加・斯诺，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5］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收入《“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6］肖：《访问建党时期的知情人》，《百年潮》，2001第5期，第13页。

［7］肖：《访问建党时期的知情人》，《百年潮》，2001第5期，第13页。

［8］据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二大召开前，党员总数为195人。见《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收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9］：《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10］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收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87页。

［11］《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收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28页。

［12］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收入《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11页。

［13］包惠僧：《回忆共产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收入《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1页。

［14］包惠僧：《回忆马林》，收入《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3-434页。

［15］：《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16］肖：《访问建党时期的知情人》，《百年潮》，2001第5期，第13页。

［17］：《我的回忆》（节录），收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16-617页。

［18］李达：《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收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82页。

［19］［苏］米夫：《英勇奋斗十五年》，北方文化出版社，1938年，第27页。

［20］［苏］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节录），收入《“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68页。

［21］王志明：《中共二大代表的考证》，《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年8月号，第8页。

［22］在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存着一份《远东共产革命党代表大会代表调查表》（中国部）（全宗号495号，目录号154，归档编号：176，79，180，181），系由中国当时参加大会的代表们亲手填写。里面共产党员就有来自广东的冯菊坡、湖南的贺恕，可以说是十分可靠的原始记录。详见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一文所引，《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75页。

［23］徐世华先生在《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名单的考证》一文中（第43-50页），认为第二届中央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五人，对为二届中委的考证较为严密，可以采信。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2.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3.［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 西行漫记［M］.北京：文艺出版社，2002.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肖.访问建党时期的知情人［J］.百年潮，2001（5）.

6..我的回忆（第一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 “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8.包惠僧. 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9.王志明. 中共二大代表的考证［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年8月号.

10.徐世华. 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名单的考证［J］. 历史研究，1981(2).

11.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J］.近代史研究，19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