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二大”；共产国际；陈独秀

摘 要： 中共二大的意义，不亚于“一大”。“二大”召开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能说处于传播阶段，还谈不上中国化。自“二大”始，中国共产党才有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政策与举措。尽管“二大”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但要求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完美结合，未免有求全责备之嫌。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品格、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时人认识的局限性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中图分类号： K26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6-0130-06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何时起步即何时开始中国化，学界众说纷纭。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90周年，重新认识“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拓宽中共二大的研究领域，均不无价值。

一、相关研究现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的标准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时起步即何时开始中国化的问题，当前学界有“六届六中全会说”〔1～2〕、“八七会议说”〔3〕、“历史进程说”①等几种认识，但最为流行的观点当属“建党时期说”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说”，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建党时期或建党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认识和行动开始起步的。

持“建党时期说”的学者包括杨奎松、龚育之、鲁振祥等学者。杨奎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提出，尽管建党前后“一切均借俄助”的观念仍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主流观点，但“一些人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了”。因此，杨奎松认为：“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4〕龚育之在一次受访中也作了类似判断：“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实际上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5〕。鲁振祥也认为，“从党诞生起，就开始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6〕。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应该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共建党之前，因为这个时间点正好是、陈独秀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试图以之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端之日”〔7〕。

李绍华 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上述论者的观点，多半是受了的影响。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言下之意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肇始于党的成立时期。此外，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类似表述：“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8〕。《决议》的表述是否完全由规定不得而知，但至少受到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说《决议》的相关观点仍属的观点也不为过。有学者据此认为，上述两文“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开始，并在实践中日益深化”〔9〕。

持“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说”的学者则将、陈独秀、张太雷等在中共成立前的相关言论作为立论基础。如大多数论者都会引用在1919年到1920年间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几篇文章中论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句作为中国化已经起步的立论基础。但是，仔细研究即可发现，、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说仅是笼统地就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而言的，其中并没有任何人就哪些方面需要中国化、如何中国化等具体问题进行探讨，更没有谁进行过中国化的实践，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因此，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起步，理由并不充分。实际上，早在1998年，张静如先生就曾撰文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实在太少了，而且在理解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走形，同时对中国的实际状况的了解也很不深入，这就很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即便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举起了共产主义的大旗，但“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又恰恰反映了在这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能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0〕。

之所以“建党时期说”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说”被众多学者所认同，甚至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除了受的观点影响外，其关键原因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的标准存在较大分歧。实际上，尽管学界对此标准已进行了诸多探讨，并越来越呈复杂化之势，但有三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开始的核心判断因素：理论、方法和举措。只要具备对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的理论认识，有具体实现中国化的方法或政策，有实际的举措，即应判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就此而论，中共二大前后确实进行了相关理论探索、政策制定，并有了实际举措。因此，“二大”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的时间点。

二、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 就理论认识而言，中共二大召开前、陈独秀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和“一大”后早期中共党人确已进行了诸多论说，学界引述颇多，在此不再赘述。总体来说，这些论说显得宏观、朦胧而粗浅，并无具体表述。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在中共二大前，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先进分子还并不多，有的甚至还在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间纠结徘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自然不那么深刻；二是中国国情确实非常复杂，与俄国国情也并非完全一致，人们还不可能运用并不熟稔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特殊而复杂的国情。

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能够较为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认识中国国情，主要还在了解了共产国际“二大”精神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精神后。

对共产国际二大精神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该文于1922年1月15日译载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杂志创刊号上。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的内容多是原则性的，其主要意义在于对世界革命情势和东方民族国家总体状况的分析，并未能具体到中国。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共党人即使看了这一“提纲”，对其精神的理解也只能停留于一知半解的水平上。但远东一大召开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共产国际在这次大会上将其世界革命理论和东方战略作了中国化的解说并作了指示，中共一旦将其与列宁的“提纲”进行对照，自然会加深对“提纲”的理解。远东一大召开于1922年1月，中共代表和代表张秋白等参加了该次大会，其间受到列宁接见。列宁尽管对中国革命情势了解不多，但却对国共两党间是否可以合作较为关注，此点也是列宁的“提纲”中关于东方落后国家革命的主旨之一。列宁对此的关注，无疑对总结远东一大会议精神并回国汇报产生了很大影响。就远东一大会议所总结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二是确定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三是形成了“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新观念。会后，将此三点会议精神带回国内，为中共中央“欣然接纳”。中共中央在1922年6月10日所发表的时局主张和7月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结果所拟〔11〕。

从1922年6月份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对时局的主张到是年7月的“二大”，中共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阶段、前途等问题都有了分析，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

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判断意义重大，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了中国民主革命理论，也才能说得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中共二大并没有将中国社会的性质具体表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却具有相类似的判断：“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很遥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这样的情形，“即是中国政治上一切纠纷内讧的复杂基础”〔12〕。

在对中国社会作此判断的基础上，中共二大宣言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目标、前途，形成了民主革命时期开展革命运动的政策：革命的性质就是民主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策略是组成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并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党的二大第一次将民主革命目标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结合起来，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阶段目标：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应该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12〕。这一认识，是中共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13〕。

之后，中共党人就将上述理论认识和政策策略运用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与民主派代表组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尽管在与的合作形式即党内合作问题上至今仍为有些学者所不认同，但在是否应该与进行合作并推动国民革命从而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是没有多少疑义的。从1923年党的“三大”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开始，国共两党推动的国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一系列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特别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时，国民革命也锻炼了党的队伍，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的重要领导人、、、刘少奇均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为他们后来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也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而党的组织建设也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从中国共产党人加入的“三大”到大革命失败短短4年间，中共党员由420名扩展到5.8万名，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尽管大革命最终失败了，但也不能对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进行简单否定。即便是采用了党外联合的方式进行合作，谁又能预见和保证中共能取得上述成就并毫无阻滞地进入民主革命的第二步奋斗历程？

正是有了中共二大的政策策略以及其后的具体实施，中共才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到中国，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正如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报告二大召开后党的工作时所说的那样，“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按：指中共一大时期），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12〕。因此，中共二大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间点。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长期的历史过程 毋庸讳言，就理论、政策和实际举措而言，中共二大确实存在着诸多未曾触及的问题，如党的领导权、独立性问题、极端重视农民的问题等。但是，党的成立仅仅一年，期求她能解决革命中的所有问题，显然并不切合实际，也有求全责备之嫌。况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品质有关，也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有关，更是与深处历史中的人物的思维和认识的局限性有关。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性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亘古不移的教条，相反，它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科学性和生命力就来自于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即必须根据实践的变化，尊重和遵循客观规律，不断超越前人和自己的认识。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这一理论品格，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具有长期性。

就以第一次国共合作而言，对此问题的认识还并不一致。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是将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看待的，这一点在党的一大纲领中表现最为明显。但共产国际二大则指示中共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甚至结成联盟。很明显，这样的指示让中共无法理解和接受。实际上，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所阐述的结盟策略带有很强的原则性，落实到中国，其中最不确定的是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必须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第二，究竟哪些群体或集团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第三，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合作方式？这些问题，亟须共产国际作出回答。

远东一大对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这一分析高屋建瓴，是中共认识中国革命中诸多问题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共才理解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共产党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对于哪些群体或集团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问题，共产国际尽管经历了反复的试探和选择，但最终还是确立了孙中山所代表的作为合作对象。无论当时的中共党人对有多少成见，但在孙中山经历了诸多挫折，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道路之后，中共对其革命性还是认同的。

关于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合作这一问题，中共开始只认同党外联合，并不同意党内合作。1922年4月，陈独秀就曾向维经斯基提出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的六条理由，条条都有道理。到了6月底，即中共二大召开前夕，陈独秀还在致信维经斯基，对孙中山和陈炯明所主导下的南方政府表示忧虑，认为要和中共携手共进的希望“很少”〔14〕。即使“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赞成共产党应该援助民主派进行国民革命，但中共所认同的国共合作方式仍然只是党外联合而已。在这一问题上，马林最终以中共应该遵从国际纪律为由，迫使中共接受了党内合作这一方式。

但也正是因为这一合作方式是在马林的强硬推动下完成的，实际上并未得到中共党内的普遍认同，因此，整个大革命期间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许多矛盾。甚至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也多次提出要退出进行党外联合，或者干脆完全断绝与的关系。在陈独秀看来，党内合作方式蕴含着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例如无法处理好发展与发展共产党的关系），这在很多时候限制了党的发展，使党无法大展拳脚，党的独立性也在这一合作方式中逐渐丧失。直到大革命失败，党内合作这一方式都未能被中共所普遍接受；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为该不该进行党内合作而争论不休。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不可能要求一次就能完成，它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二）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性

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双重夹击下形成的复杂局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上不再完全独立，经济上受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冲击，文化上受到资本主义文化挑战，整个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压迫。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发达、文化上的独特也拨动着国人的神经。由此不难发现，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全盘西化”，种种救国主张纷至沓来。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又相继出现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战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三次大论战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由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但并非当时唯一的救国之路。种种救国主张和论战的出现，深刻说明国人对中国国情认识上的分歧。

就在中共二大召开前，由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团参加的华盛顿会议结束。此次会议由美国建议召开，实际是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召开的会议。但会议决议案也规定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协议改善关税制度暨治外法权等。日本被迫与中国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同意将其攫取的山东部分归还给中国。因此，“当时一般人多抱乐观，认为华盛顿会议开辟了减轻外力侵凌的途径”〔11〕。是年四五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失败，被迫退回关外，这一结果多被国人看作是日本在华势力受到实际打击，代之而起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则被看作是反日爱国将领的代表。许多人觉得长此下去，完全可以扭转第一次欧战以来日本企图的趋势。

因此，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国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多样性。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名流学者开始对吴佩孚寄予厚望，又端出“好人政府”的主张，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所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实行废督裁兵、财政公开、尊重国会、制定宪法、联省自治、停止内战以实现和平统一等措施。这一主张提出后，竟然获得了舆论的普遍支持。即是也曾认为，好人政府是当时混乱局势中一种无可如何的选择；而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党外人士，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11〕。

尽管中共根据远东一大精神对好人政府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但并不是说人们对于当时的中国国情就有了明确认识了。就算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高层，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也存在极大的分歧。如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反对派就认为中国只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封建主义仅是残余；而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多数派则坚持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面临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到了1927年革命陷入低潮，莫斯科更开始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这样的分歧和论战当然会极大地影响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也会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策略、途径、目标。

实际上，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中国革命始终是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走过来的。正是因为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中共党内曾经出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以及三十年代的教条主义错误，造成革命的重大损失。而正是因为有了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正确认识，也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三）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性

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中共的领导者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普遍较低、远离中国的莫斯科对中国国情的不够了解等方面。正因如此，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才在革命过程中犯了各种“左”的或右的错误，而纠正错误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及政策水平明显不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党的一大提纲中对资产阶级的态度。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也曾承认，“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以至于犯了很多错误。如：“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12〕正如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所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15〕因此，不仅是党的领导人理论和政策水平不足，整个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更是不足。

除此而外，由远离中国、不了解中国国情复杂性的莫斯科来指导中国革命，很难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确认识的形成也需要长期的过程，即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也并不能完全搞清楚中国的情况。例如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时，列宁在他所草拟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中，就曾认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过于落后，以至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只能是“未来的”，即还不具备当下就成立共产党的条件〔16〕。但来自东方国家的印度人罗易和具有爪哇工作经验的马林对列宁的观点进行了纠正和补充，认为当前在东方国家首要的和必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共产党。列宁接受了罗易和马林的观点，并在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中有所体现。另外，在远东“一大”召开期间，张秋白曾要求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就明确表示“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甚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11〕。

实际上，无论是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还是中共党的领导，都是在经受革命洗礼和锻炼后逐步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往往是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碰撞和探索造成的；而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也是在多次失败的基础上取得的。因此，在评价中共二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评价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时，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允许探索，允许缺陷，甚至允许失败，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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