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纸艺术 第1期

【摘要】文章探讨了中国女性与剪纸文化动态精神的重要关联性。并剖析了剪纸艺术作为传统女性表达自我的最自由最广泛的文化媒介，在女性艺术史上所承载的深刻记录价值。

【关键词】剪纸；民俗文化；女性艺术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142—01

一、剪纸文化渊源

在对剪纸艺术的理解上，大众常常将其限定于“一种民间艺术门类”。诚然，和传统所界定的工艺美术种类（如陶瓷，丝绸，漆器，青铜器，金银器，玉石器等）相比较而言，剪纸在表现技法，观赏价值，工序制作，文物传世数量，史料记载等方面，明显是薄弱的。可倘若从文化形式出发去挖掘剪纸艺术，便会发现，这看似简单的“一种民间艺术身份”下，其实蕴涵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文化集合体。其作者之众，功能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是其他艺术种类难以相比的。因此，对剪纸的纵向文化质的分析，即剪纸源流的考察，必须要在完整的民俗文化体系中进行，而不可仅仅局限于静态成品本身。

二、剪纸文化环境中的女性人格体现

纵观女性地位的历史变迁，夏商是母系制残余和父系制的发展。西周开始，礼教使父权制典章制度化，虽然魏晋隋唐时期性别制度有所松动，但却在宋元到明清时期出现了变本加厉的普及和强化。因此在男权结构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女性角色扮演受到了严格的礼俗制约。

当中国女性被剥夺笔与墨的使用权的同时，便宣判了与主流文化意识的传承拉出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人们很难在政治，文学，绘画等主流文化史上寻觅到女性的踪影。即便是偶尔闪过几颗耀眼的流星，也不足以划亮中国女性集体性文化消寂的历史夜空。然而，作为“女功”重要构成的剪纸，却能成为中国女性人格最自由最广泛的表达媒介。因为从主流意识形态出发，剪纸只是点缀附庸而不是主导艺术，只是边缘文化而不是主流文化。而且从剪纸的创作功能出发，能很好的为女性树立“被观者”的物质基础做技术支撑。所以中国男性很自然的将剪纸文化的主导驾驭权过渡给了女性，并且在话语权上显现出了“观者”肯定的姿态，这些都是女性能积极进行剪纸创作的源动力。

因此中国女性既是历代剪纸艺术中坚的创作力量，又随着历史变迁不断丰富着剪纸文化年轮。例如历史上，有姜氏齐庄公之女，创作“晋国鞋”和“宫花”，成为晋国上下女嫁必备之物。。在考古史上中国境内出土年代最早的一批剪纸文物——北朝团花剪纸，经考证均出于女性墓主或是其女性亲属之手。而在工艺美术史上，《潘氏纪闻谭》在对盛于唐代的夹缬印染工艺有这样一段史料记载：“玄宗柳婕妤妹适赵氏，性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后渐出遍天下，此似始夹缬之制也。”又有宋代著名的吉州窑极具特色的贴花剪纸器物，据《矩斋杂记》，《青原山杂记》等史料推断，应该是舒翁之女舒娇将剪纸同绘画结合所创新的一种瓷器装饰技法。清代秦淮名妓董小宛，因其精于女红，擅长剪纸，镂金等技艺，所制的剪彩扇子精妙绝伦，而被载入史册。在文化精神的传承方面，古有宋代始于江西民间祭祀邹氏太婆的女性集体大型剪绣活动“百花帐”，此习俗至今仍在延续。而近代河南著名的“精气神剪纸”，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清代，以“母亲传授女儿”的方式代代相传，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再来看古代女性鲜有涉足的专著方面，竟出了一本《吉金绣谱》，为清代女子郭梦手刻绣花样粉本。抗战时期，力群和石桂英合作创作的新窗花“织布”，“骑兵”等，则开创了画家与劳动妇女艺术合作的先河。这些丰富的例证表明，中国女性剪纸艺术如同封建男权压迫下顽强绽放的一朵娇艳奇葩，因为她跨越了民族，身份，地域，历史的界限，横向记录下女性创造性的智慧光芒，纵向承载女性人格延续的关联性价值。女性以剪纸艺术作为媒介，积极表达自身，并结出累累硕果。这在中华文明中女性群体集体性失语的大背景下是极其罕见的。

三、后现代消费主义语境下女性剪纸艺术的价值转向

虽然当代女性已经从封建礼制的束缚中完全的解放出来。却随即掉进了后现代消费主义的陷阱中，心灵被后工业化导致的一系列衍生物如强烈的购物欲，狂热拜金主义所侵蚀。这意味着女性剪纸艺术面临着文化整体价值的断层甚至消解。近年来，包括剪纸在内的原生态艺术“备受青睐”。常常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头衔，加以保护和发展。可往往过于挖掘其所能带来的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了最为根本的文化关联性建设。这就丧失原生态文化“浑然天凿”的本质特性。就剪纸艺术发展状况而言，从风格多元化，地域特色明显，突出材质的拙扑感，体现了性别的参与性，发展到现今模式单一，地域特征消解或是消亡，过分强调技法，导致风格非常繁缛，并且完全消解性别赋予的文化内涵，变得极其中性。而在剪纸文化研究主流领域，女性剪纸艺术文化作为中国女性艺术文化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的价值是没有被明确确定的。所以，在现今重重危机下，女性剪纸艺术文化价值迫切需要要先得到女性群体自身的强烈认同和珍视，才能谈其在后现代的重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