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我们的采访权

主持人：赵金

嘉 宾：吴飞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

赵：吴教授，您好！近年来，媒体记者因采访被打、遭遇“封杀”的事件层出不穷，新闻媒体甚至把2003年称作是“记者被打年”。今年1月份，中国足协对广州《足球报》“封杀”一事引起媒体和学界对采访权的再次关注。那么，在新闻理论上是如何定义采访权的？采访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吴：一般认为，采访权是以记者向大众传播新闻为主要目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选择采访对像和采访方式进行自主调查，获取新闻事实材料的权利。但事实上，正如我国新闻传播法专家魏永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言，“采访并不是记者才拥有的特权。人人皆有言论自由，人人也就皆有采集信息的自由”。这就是说，采访权是公民依法可以享有的一项基本的权利。

可以认为，这项基本权利是来源于宪法对于表达自由的保护。一般认为，表达自由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权利：一是表达方式的自由，即可以通过寻求、接受和传递的行为方式来进行表达，其中“寻求”、“传播”作为表达方式是表达者的主动表达行为方式，“接受”是表达者的被动表达行为方式；二是利用传播媒介的自由，表达者可以自由地使用传播媒介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内容，这些媒介包括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采取艺术形式等等传播媒介，表达者使用传播媒介的自由保证了表达者能够通过媒介来自由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内容；三是表达内容的自由，即表达者可以表达他所想要表达的信息和思想，只要这样的信息和思想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的义务限制，主要包括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

我们可以看出，对表达自由的保护，包括了对于信息的“寻求”的保护，这里的“寻求”可以视作是“采访”的代名词。

赵：建国以来，我国的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因而记者采访工作也是党政工作的一部分，任何人接受采访亦被视为责无旁贷的“任务”。现在情形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去年的报刊治理中，党政权力退出了少数党报党刊以外的较为广泛的传媒市场，这种新情况下应该怎样认识“采访权”？

吴：你提的这一点很有意思，事实上，这一转变是很有价值的。中国以前的传媒机构是政府权力的一部分，因此，媒体具备了一定的“权力”，但权力这种东西往往是对下的，所以中央级的媒体就比省级的媒体有更大的权力，包括采访的权力（请注意这与采访权不是同一概念）。

今天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用“法治”来取代“人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在这一社会体制下，媒体将不再是一种“权力”部门。那么媒体赖以安身立命的，就不再是媒体本身的级别和依附于不同的权力阶层而形成的养护关系，而应该是法律对于其权利的保障。媒体的正常态度是要借助法律的保障，经营自己的信息和意见产品，从而获得社会影响力和信誉，并同时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这一结果，对于媒体来说，会进一步发展壮大；对公众而言，我们有可靠的信息通道和意见通道。

所以，新的情况才真正带来媒体的“采访权（利）”，在此之前是无所谓采访权，而只有采访的权力。

赵：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针对“封杀”事件曾解释说，足协只是说不欢迎《足球报》采访中国足协主办的一些比赛，不发采访证，不接受采访而已，并没有取消《足球》的什么其它的资格。这里提到的“采访证”，现在很多行业搞活动都有这种做法，自己制作一种采访证件发给媒体，而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反而没有采访资格。据我了解，国际上也使用采访许可制度，通过发放采访许可证来保证或控制媒体活动，这种做法是否是侵害了记者的采访权？

吴：采访证的发放确实是一个普遍的做法，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因此，对其做法，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采访证的发放动机之一是有目的地选择媒体，大多数的采访证的发放者总是乐意将证发放给那些比较“配合”的媒体，而不愿意给那些不太听“招呼”甚至唱反调的媒体。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基于这一目的而发放采访证是不合法的，也是有害的。因为从民主法制、从社会资源配置、从人民的根本利益等不同的角度看，对于异常观点的重视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密尔在其著作《论自由》中已经讲得很清楚。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有言：“报刊是把善与恶混在一起的一种奇怪的力量，没有它自由就不能存在，而有它秩序才得以维持。”

采访证的发放动机之二是因为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限制采访的人数。如采访场合有限，每次只能接受一定数量的采访者。这是可以接受的一种限制。问题是这种限制必须是合理的，正当的，而不能是带排斥性的或是不公正的。那么怎么做到这样的公正呢？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我想可以通过协商，通过抽签等方式来解决。

具体到这件事情来看，显然，中国足协的采访证发放动机不是第二点，因为在中国的足球报道领域里，《足球》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足协不给《足球》报发采访证的理由又缺乏正当的法律基础，所以这种做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动机只能是第一点，因为《足球》不听话。而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赵：中国人民大学胡锦光教授曾就这一冲突发表评论说：“从宪法精神来看，一般群众团体是无权规定哪些媒体可以报道哪些媒体不可以报道……”恰恰是在如何给足协定性问题上，各方面争论很大。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管理中心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后者是官方机构，但中国足协在民政部注册的是社会团体，不具有官方性质。不过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足协履行的是行政管理事务，从一些具体行为来看，它更像一个行政机关，比如它对违规俱乐部的罚款，只有国家行政部门才能行使罚款权。那么，中国足协的性质对于能否干涉媒体采访真的具有决定意义吗？

吴：没有决定性意义，如果它是一个民间组织，是一个群众性的团体，只要它对公众利益的影响很重要，它就要受到公众的监督。足协现在管理着大量的足球俱乐部，这些组织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私人组织，因此，公开接受监督是必然的。如果足协是一个国家行政部门，那它就更应该接受广泛的监督，因为它们是用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办事的。作为一个普通的纳税人怎么知道他们办事是否得力，是否公正。从世界法律的发展趋势看，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也就是说，它虽然有权力“对违规俱乐部罚款”，却没有权力干涉媒体的采访权。

赵：2003年11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封杀6名记者，其根据是广东省高院7月份制定的《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共有八条，被当地记者称为“八条规定”，其主要内容为：“依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单位采访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审判活动，必须经省法院新闻办公室审查批准”，等等。其实许多地方法院都有类似这种“规定”或“纪律”。这是否有违司法透明精神，是否妨碍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的实施？

吴：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确实相当复杂，其间涉及的是社会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价值，即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可以说这两者之间是有冲突，也有互利合作。一方面，媒体的监督是维护司法独立的一支力量。当司法活动受到外部势力的不当干预，自由舆论可以批评干预，以保护司法独立。司法权是由人而不是由神来行使的，没有制约的司法权力将导致腐败。自由的舆论可以及时地揭露司法过程中的腐败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媒体的监督与司法独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冲突。陈力丹教授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其中的原因。媒体对案情的倾向性报道和“媒体审判”可能会产生这几个弊端：一是给法官以先入之见，使法官对案情的认识和对法律的理解发生偏差；二是造成法官屈于舆论压力、民愤左右司法的后果；三是引起领导超越法律的干预。

因此，对媒体作适当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中国司法制度并不完美、法官不是职业化的情况下，这种限制对广大人民的利益来说，是有利的。比如，对于电视庭审直播，应该限制，但却不能限制文字记者的采访权。其实国外也有一些类似的限制，如英国的《藐视法庭法》就将藐视法庭的行为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的藐视法庭是指不遵守法庭的命令；间接的藐视法庭，是以言辞或行为妨碍或试图妨碍司法活动。媒体虽然可以监督司法活动，但其行为必须注意：一是不能影响公正审判；二是必须确保司法权威 ；三是不能妨碍当事人的正当诉讼权利。

赵：足协曾声称，此前多次封杀事件和这次封杀事件，是因为媒体有不实报道。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规定》作出的解释是，案件在法院未宣判之前，媒体就大肆报道，会给法院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干扰，比如“张金柱案”。应该说这些说法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但这是否能作为“封杀”记者或媒体的理由呢？

吴：先说足协以报道失实为由封杀《足球》报，之所以说其错误，有三方面的理由，其一，“报道失实”，不是仅凭足协的“一家之言”就可以判定的，而是应当由中立的司法机关通过合乎法律程序的裁判才能判定，这是一项基本的原则。设想，如果所有机关或组织都可以“报道失实”的理由取消媒体采访报道资格的话，那么新闻报道权就毫无保障，新闻报道也就不成其为“权利”了。其次，我们知道，凡公众人物或者公共机构，皆强势人物和组织，他们极可能利用权势阻止干扰监督，所以更需加大监督力度，权力越大，监督力度越大。监督中难免有误会、误伤和夸大其辞的情况发生，只要不是恶意诬陷，就是允许的。因此，即便《足球》的采访报道确实存在“报道失实”的情形，也不能因此而剥夺它的报道资格，只要他们不是出于恶意。其三，这似乎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即《足球》是不是存有恶意呢？这一方面，美国在1964年出台的“实际恶意”原则可以参考。“实际恶意”不是一般的过错，它几乎接近于“故意”和“明知故犯”，是一种“重大的过错”。那么，《足球》是否存在“实际恶意”呢？要证明这一点，足协需要承担举证的责任，即足协必须“明白无误和令人信服”地举证来证明，《足球》具有这一恶意。而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最终由法院来作出判决。而在此之前，足协是没有权力来限制《足球》的采访自由的。

“张金柱案”涉及的是司法公正问题，这确实是媒体应该反思的事情，但我认为，即使媒体的非理性鼓动，仍然只能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因素。其中，更大的压力是上级部门，而不是媒体。进而言之，一个法官，如果因为媒体的非理性言辞，就同样非理性起来，那只能说他的素质不行。他判决的失误，盖在于自身，不能拿媒体说事。

我同意这一种说法，即媒体的监督给司法活动带来的好处比它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社会从中得益时必然也要付出代价。为此，全社会包括司法机关对新闻监督应持一种宽容态度。言论的错误最好是用言论来纠正。新闻监督里出的问题在新闻领域里解决就是一个好办法，即将错误在新闻媒体上予以更正。虽然媒体也应该为司法公正和独立尽责，但司法程序和司法制度完善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赵：足协声称不是取消《足球》的采访权而是不接受其采访。我们知道，媒体有采访权，但并不是所有的被采访者都应该无条件地接受采访。记者在行使采访权时应受到什么限制？

吴：按照宪法关于权利与义务相辅相成、对等共生的原则，采访权无论是作为“权力”还是作为“权利”，都需受到相应的限制。如英国“报业投诉委员会”的记者行为准则就有一系列的规定。（1）摄影记者不允许用远距离镜头拍摄新闻人物在教堂、饭馆或海滨的活动。（2）记者不能侵扰新闻人物，特别是他们正在参加葬礼、感情悲痛或精神受到刺激的时候。（3）记者禁止用金钱引诱孩子接受拍摄。（4）报刊禁止刊登使用非法手段拍摄到的照片。

具体说来，媒体的采访权要受到如下方面的限制：

首先，不得从事非法采访。即记者不得直接介入恶性新闻事件中成为当事人，与新闻事件构成紧近的违法互动，以此诱导他人甚至设置陷阱来达到其事先设置议题的采访和报道。其次，慎用偷拍偷录手法。所谓偷拍偷录，就是不征得当事人的许可而自由地拍摄、录音，在估计当事人不会许可的情况下则采取秘密方式强行摄录。魏永征教授认为，新闻采访活动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乎道德。国际新闻界认为，偷拍偷录的最大害处，是降低公众对于媒介的信任和尊重。有些偷拍偷录的节目，从眼前看，也许是成功的，从长远看，却有可能造成媒介公信力的下降。最后，不得侵犯他人隐私。除非为了社会公益，揭露社会丑恶的目的，不得侵犯他人隐私。如某人婚外恋，与情人幽会，并未妨碍社会公益，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记者跟踪采访便是错误的。即使是公众人物，下列隐私还是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的：1）其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侵扰 ；2）家庭生活和正常的私生活不受监听、监视；3）正常婚姻和夫妻生活不受他人的干扰；4）正常通信自由不受侵犯；5）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事项不受侵扰。

赵：谢谢您参与此次话题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