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问题初探

摘要：文章以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为分析框架，论证了我国经济回落的主要成因，从深层次揭示了我国经济下滑的主要根源，指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主动适应形势、宏观调控主动出击、结构调整顺势而为的结果，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文章以首都经济发展为例，在对其转方式、调结构以及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后，认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前提下，能够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创新投融资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切实破解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

关键词：新常态 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 资源配置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除2010年略高于两位数外，其余年份均降至个位水平，呈现“七上八下”新格局，至今仍不见逆转端倪，这似乎昭示着我国经济发展正步入一个新阶段去年上半年，在河南考察时就经济增长做出了“要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的重要指示，指出今后经济发展要尊重客观规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通过改革释放活力，通过打造新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深刻理解的这一重大论断，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对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经济回落成因浅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关于经济回落成因，社会各界认识不甚一致，分歧主要集中在到底是周期性还是趋势性因素导致了目前的经济形势。持周期性观点的学者认为是当前经济下滑是周期性因素所致，一旦国际经济回暖，我国经济增速将重新焕发生机；持趋势性观点的学者认为，人口增速放缓、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是当前经济下滑主因，与日韩等发达国家相似，这种下滑符合国际上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有人认为，当前经济下滑是两种因素交织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等。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经济下滑成因，事关不同的政策取向，直接影响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关于趋势性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增速放缓、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以及资源环境不可持续问题，然而，进一步分析会发现，趋势性因素不应是导致我国经济回落的直接原因。从劳动力看，受刘易斯拐点影响，我国自2011年起，的确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然而人口变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应该是渐进的，这显然与2007-2008年我国经济增速的断崖式下降相矛盾；从全要素生产率看，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革也都是渐进的，一般来说，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会骤然下降。而且，无论是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投入加大，还是本届政府改革加速，都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退一步讲，即使在技术引进上碰到了天花板，也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此外，还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受制于我国生态、资源、环境约束，不具有可持续性所致。然而，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并非是在环境保护硬约束下发生的，事实上，我国迄今仍未形成环境评价一票否决的发展机制。显然，依此断定我国当前经济下滑是趋势性因素所致，还缺乏说服力。

一般来讲，波动性、间歇性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以美国为例，在其1845年 2009年长达16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总共经历了33次周期波动，经济衰退月份高达579个。显然，其经济增长是非线性的。至于经济发展为何具有周期性，有很多种解释，不过需求因素往往是肇因。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3个的经济周期，几乎都与需求扩张有关，尤其是2000年左右开启的第三个周期更为明显，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高达20%，然而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我国经济亦难独善其身，由于“收入是一连串的事”，因此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绝非出口增速下滑那样简单，再加上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重大的房地产市场，在空前繁荣之后出现了持续性回调，最终我国市场上出现产能过剩、商品价格疲软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有效需求不足是我国经济下滑的导火索，当前经济下行属于周期性回落。

二、我国经济回落的深层根源

（一）投资效率与风险制约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重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资本积累实现，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实现了大规模持久性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客观讲，高投资增长模式在工业化初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投资也具有较高效率，但受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影响，投资效率迟早会出现拐点。用GDP增加额/投资总额的方法来核算投资效率，可以清楚看到我国投资效率早已进入了下降的轨道，对1981-2011年投资效率进行三年移动平均发现，波动中下降趋势显著。

除了投资效率下降外，高资本形成率积聚的金融风险亦不容忽视。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中蕴含的风险开始逐渐暴露，主要表现为部分企业债务率过高、产能过剩、不良贷款上升、高收益理财产品兑付违约风险加大、金融业网络和信息安全存在隐患等。几类风险通过影子银行、土地、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渠道，相互交织、相互传导，构成了一个风险传递循环，任何一个“风险点”应对不当，都会影响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和资产质量，甚至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二）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始于我国上世纪90年代末的住房改革和2003年的土地“招拍挂”，令国有土地出让价格显性化上涨，土地出让、抵押融资在很多地方发挥了第二甚至第一财政作用，然而这种发展模式短期对经济发展促进效果明显，长期则蕴含较大风险。截至2013年6月我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20.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6.7%，低于国际通行60%安全标准。然而，与2010年相比债务风险在逐渐加大。一是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较快，三年间总共增加了38679.54亿元，年均增幅接近20%。二是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度高，截至2012年底，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高达3.49万亿元，占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9.36万亿的37.2%。三是受影子银行影响，地方政府债务信息隐形化，提高了国家宏观调控难度。此外，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拐点的临近，致使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增幅急速下滑，土地出让净收益亦大幅减少，进一步弱化了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致使在部分地区潜在风险显性化。这一新情况无疑昭示了土地财政已是穷途末路，构建新型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三）受客观经济规律支配

从国际上看，高投资高增长是工业化初期典型特征，符合工业化发展一般规律。二战后日本、韩国先后经历了23年和36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万美元时，都出现了经济回落，经济增速约下降50%。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已接近这一水平，经济增速放缓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国经济回落的历史时点正悄然降临。我国以往经济增长投资拉动特征显著，然而经过多年发展.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固定资产投资空间急剧减少，投资触顶回落难以避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增长，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制度安排以及经济政策等要素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具有内在要求，决定了经济增长必须依靠要素效率提升。这种调整和切换表面上是经济回落，背后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接力，是经济增长“去产能”、“去杠杆”的过程，是消费、服务业和内需取代高投资、逐步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同时伴以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过程。

三、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动力转换实践

自2011年北京经济发展主动降速以来，多个季度GDP增速保持在7.7%-7.9%区间内，经济运行平稳。2013年，北京社会劳动生产率达到17.3万元/人，同比增长5.6%，位居全国前列，表明北京劳动力要素产出效率在全国具有较高的水平，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其中，全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12年的8%：22 7%：76.5%变为8%：22.3%：76.9%，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的服务化、高端化、集聚化、融合化特征日趋显著。然而北京今天的成就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主动适应新常态的结果。

（一）经济发展规律决定首都经济换挡升级

北京经济增速曾长期位于全国中上水平，但随着总量增加，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难以为继，2011年北京GDP增长速度仅为8.1%，在全国31个省市区排最后一位。应该说，首都经济较早就遇到了经济增速下滑的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快慢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客观经济规律支配的结果。从世界范围看，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备不相同。一般来说，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为起步阶段，经济加速发展；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1万美元期间为追赶阶段，经济高速发展；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进入了平稳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呈中等速度，直至低速稳定发展。2008年，北京人均GDP 9.286美元，接近1万元水平，经济增速由2007年的14.5%降为2008年的9.1%，增幅回落近40%，应该与北京正处于这一时期、受这一发展规律影响不无关系，同时再加上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出现加速下滑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经济降速是北京主动转方式、调结构的结果

北京为了追求GDP增长，也曾上了很多重工业项目，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代价，较早遇到了发展瓶颈，交通拥堵、人口拥挤、成本上升、环境恶化，并影响到了首都职能的发挥。在各方关注之下，北京开启了转方式、调结构之路。房地产、汽车曾对北京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这些产业毕竟与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存在冲突，事实证明北京也不适宜发展这类产业，因此成了首要调控对象。受之影响，2011年上半年北京GDP增幅减少2.1个百分点，转方式、调结构壮士断腕之决心可见一斑。为减少经济调整阵痛，北京加强了投资在轨道交通、医疗卫生、棚户区改造等的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投资力度，旨在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夯实经济发展基础，使投资与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提高城市承载能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相适应，进一步发挥投资的稳增长作用，、

（三）科技文化创新双轮驱动提升了北京经济质量

除了减法外，北京还加大了做加法的力度，明确提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双轮驱动战略，在遵循“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原则，不断完善相应政策措施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前提下，加快了以中关村为龙头国家创新中心建设，在协同创新路径探索、激发创新活力、打造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方面进行了大胆地尝试，藉以推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向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转变。在文化创业产业发展方面，思想上重视、战略上支持、要素上支撑，主动发挥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设施完善，各类专业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实施文化创新战略，在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大做文章，以提高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产品竞争力。得益于双轮驱动战略地推进落实，北京经济质量迅速提升，以2013年中关村园区发展为例，总收入突破3万亿元，实现增加值4，2277亿元，同比增长15.9%：园区企业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35 8%；在文化创业产业发展上，近10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3%，2013年高达2，406 7亿元，占全市GDP比重的12.3%，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大国内外影响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四）适应新常态后的首都经济发展新特征

如今的北京，从增长格局看，房地产、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高端服务业正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2008-2013年，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批发与零售业、信息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金融业在全市各行业增长速度中位居前列；从产业结构看，正在由“三次产业间调整”转向“产业内部优化”。1994年北京三产比重就开始超过二产，服务型经济格局初步确立，三产比重稳步提升，2013年达到76.9%，目前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已转向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在工业内部，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占比逐渐下降，高技术制造业、现代制造业行业地位不断上升。在第三产业内部，传统行业占比在下降，高端行业地位在上升；从需求结构看，正由“投资消费双轮驱动”转向“消费主导”。以2006年为节点，消费率超过投资率，到2013年领先投资2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特征显著，以通讯产品、汽车、住房为代表的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启动，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加快；从经济效益看，宏观方面，财政收入稳步增加，2014年全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027.2亿元，比2013年增长10%。微观方面，企业利润较快增长201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493 2亿元，比2013年增长18.5%。规模以上第三产业企业实现利润19720.4亿元，增长11%.效益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从发展方式看，北京人均产出效率不断提高，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达到32万元左右/人，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0%的同时，资源消耗总量却在不断下降，能源、水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2008-2013年，全市以年均3.1%的能耗增长和0.7%的水耗增长支撑了8.8%的经济增长，2014年，规模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10.9%，万元GDP水耗下降3 9%.集约型发展方式特征日益显著。

总体上看，进入新常态的首都经济经受住了转型的考验，尽管目前经济增长还存在一定下行压力，投资结构仍有待进一步优化，新的消费热点尚需挖掘和培育，但这并不能掩盖首都经济目前积极向上、稳中有进而又富有活力的良好发展态势。

四、结语

通过北京转方式、调结构，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的例子可以看出，新常态并不可怕，尽管短期内需求减少会引致经济下滑，但面对新形势，只要敢于打破凯恩斯、新古典主义教条，并警惕新自由主义的渗透，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好政府在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中的作用，我们完全有可能把握住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实现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实践中，一是要要准确识别风险，树立底线思维，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毕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阶段顺利转换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二是要主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切实增强供给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稳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市场出清，确保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的不断优化。三是要积极创新投融资机制，进一步挖掘投资对经济拉动潜力。一方面继续发挥政策性金融体系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支持作用；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创新投资运营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弥补财政资金不足问题。四是要坚定立足我国国内需求，加速消费主导的经济社会转型。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尽快启动收入分配改革，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解决百姓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五是要以宏观经济整体思维去把握问题，从总供给改善、总需求扩大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坚持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不放松，要把握好刺激力度，应充分发挥总需求扩张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作用；另一方面要全方位推进社会总供给调整进程，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两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进入国际市场，加大力度化解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