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和新思路

人均GDP越过3000美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重要转折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和拉美的部分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便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日、韩等国进一步发展为发达国家，巴西、阿根廷等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则长期停滞不前，陷入所谓的“拉美化陷阱”。

现在，江苏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在这一新起点上，社会发展将呈现哪些新特点?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社会管理又该如何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和要求?

人均GDP3000美元后江苏社会发展的新特征

首先，江苏社会发展模式更加科学。2005年，在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同时，江苏的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环保等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进步，发展模式更加科学。

科研与教育的发展程度通常与产业结构升级密切相关。例如，日本在战后十分重视科研和教育的投入，从初期的进口替代、出口替代战略，到上世纪70年代大力发展以钢铁、汽车为主的重化工业，成功实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80年展重点转向微电子、精细化工和生物工程等产业，实现了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过渡。产业升级从根本上缓解了资源、环境的约束，从而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其间，日本经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江苏科技与教育的基础原本就好，其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03-2005年期间，江苏的科研机构数量、科技活动人员数量、科技活动经费数量、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分别增长37．6％、15．1％、64．6％、22．3％，多数相当或高于同期的经济增幅；2006年，江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5．6％，高等学校数、在校生人数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文化体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是老百姓对社会发展最直接的体验，其发展水平通常决定着老百姓对社会发展的主观评价。2005年，江苏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举办了第十次全国运动会并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率为85．6％；城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均达到90％以上；实现了城乡“低保”全覆盖；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面达到85．5％；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为95．8％，列全国第一；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为78．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6％，分别比上年提高2．1％和2．6％，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近期的社情民意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江苏百姓认为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较5年前有所提高，近九成人感觉幸福，老百姓对江苏社会发展的评价如此之高，充分说明江苏基本做到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人均GDP3000美元后，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是否协调?这是东亚与拉美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区别。日本等国较好地协调了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维持了更长时间的发展。反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社会问题丛生，社会管理失序，贫富的极端分化导致社会治安恶化，外资不敢进入，经济也就无法持续发展。

在江苏社会的发展模式更加科学的同时，社会关系更加和谐。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提出的标准，人均GDP3000美元左右为中下层收入国家向中上层收入国家过渡的临界线。据此，江苏的经济发展已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然而，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否能够被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呢?

经济增长反映到老百姓的个体层面就是收入增长。2006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084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4．3％；农民人均纯收入5813元，实际增长10．2％，均保持了较高增幅。与此同时，江苏城镇居民高低收入户间的收入差距由上年的10．7：1缩小为10．0：1。2006年11月的江苏社情民意调查显示，江苏百姓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满意率为65％，这也说明江苏的社会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在从时间序列上考察了英、德、美等国经济发展后，提出了“倒U型曲线”的假说，即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先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保持短暂稳定，随后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人均GDP3000美元的国家或地区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基本上处于“倒U型曲线”的顶点位置。但拉美的事实让我们看到，不公平分配恶化到一定程度，可能会中断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不公平程度与工业化有相关关系，但并非因果关系，工业化进程并不必然降低不公平程度，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责无旁贷。人均GDP3000美元后是社会关系能否更加和谐的关键时期，江苏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

人均GDP3000美元后江苏社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东亚和拉美不同的发展模式表明，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社会开始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既迎来绝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进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黄沙万里。

如何优化社会结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社会结构是指由社会分化产生的各主要社会地位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通常而言，社会结构主要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区域结构等。如同框架结构决定建筑物的布局与安全一样，社会结构决定着社会的秩序与稳定。

从阶层结构来看，最健康的结构形态为“橄榄型”或“纺锤型”，“中间大、两头小”，即中间阶层占据多数。基尼系数通常作为衡量阶层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一般而言，高度发达国家和极端落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很低，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则较高。1998-2004年，江苏的城镇基尼系数由0．26上升为0．36，农村的基尼系数由0．30上升为0．34。与同期人均GDP达3000美元的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江苏的基尼系数也许并不算高。2002年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有巴西等11个国家，1998-2000年间，其中基尼系数最高的为博茨瓦纳(0．63)，最低的为拉脱维亚(0．32)。但从纵向的历史比较来看，基尼系数迅速增大是一个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信号。根据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的一项研究，从1992年到2002年的10年中，阿根廷最富裕的10％人口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比重从34．1％上升到40．3％，最贫困的10％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财富比重则从1．8％下降到1．0％。2002年，阿根廷遭遇经济危机，基尼系数上升到0．551，社会矛盾也迅速激化。当年，阿根廷国内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无以计数，整个社会秩序失控，生产和生活都遭到了重大的破坏。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说明江苏有财富可以分配，但关键是如何分配?目前，从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在增加，但不能以“平均数”掩盖“大多数”，不能只是小部分人的收入增长，而应该是大部分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否则，中间阶层弱小，阶层结构畸

形，呈现“哑铃型”或“倒丁字型”，整个社会极易断裂。

从城乡结构来看，最健康的形态应该是城乡共同发展，互为促进。经济增长一靠投资，二靠需求。投资拉动的经济，通行“谁投资谁获益”的原则，必然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在实现全面小康、科学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应该主要由需求驱动。需求又分为外需和内需，如果主要依靠外需，系统风险太大，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事实上，美国、日本等世界上大的经济体，主要都是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它们的外贸依存度都在30％左右。近些年来，内需不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主要原因在于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缺乏购买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要让农业发展、农村致富、农民增收。可见，社会公平不仅是一个价值问题，还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社会结构的优化对经济结构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比较东亚和拉美的发展模式，可以发现，能否优化城乡结构也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上世纪70年代，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为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韩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反哺农业，农村得以迅速发展。反观巴西、阿根廷等国，城乡差距拉得过大，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出现了很多城市贫民窟，社会动荡不安。

江苏目前城乡二元格局依然继续，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如果按江苏全面小康社会的指标进行比对，农民增收一直是一个“软肋”，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连续3年未达到时序进度。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的难度更大。而与此同时，农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增长17．0％，恩格尔系数达44％，生活水平依然较低。目前农民收入的有限增长基本上属于恢复性增长，还缺乏有效的制度机制来保证农民收入持续性增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一个政策契机，江苏各级政府要抓住这个契机，优化城乡结构。

从区域结构来看，最健康的形态应该是区域共同发展，这样才会有整体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区域结构失衡将会导致很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分布不均衡，导致某些地区人口过于集中，住房、交通等公共资源紧张，间接引起社会各群体间的关系紧张；而有些地区人口过度流出，会导致土地抛荒，老人无人赡养。日本在发展中就经历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日本政府鼓励年轻人回到乡村，以缓解相关社会问题。江苏目前各区域发展并不均衡，苏南的发展水平高于全省1倍，苏北仅为全省的1／2，苏中则为全省的3／4。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现在农村的养老、子女入学、土地抛荒等问题都已经凸显出来，如果任其扩大，显然有违全面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原本之意。

如何管理社会风险?拉美的发展显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社会发展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目前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的巴西等国，在近10年内都发生过经济社会危机。从理论上讲，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为制造的社会风险开始显现出来，管理重大社会风险与保持经济良性增长变得同等重要。江苏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大学生失业、农民失地等引发的，房地产泡沫引发的金融风险，“矿难”、化学品爆炸等安全生产事故，以及食品、药品的质量安全事故等。其中，以最为棘手，各级政府要以很大的精力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要认识到，一场的暂时平息并不意味着妥善解决，可能积蓄了更大的破坏性能量。老百姓的利益诉求也开始多元化，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一场，安徽“池州事件”便是明证。

江苏可能的集中在大学生失业、农民失地这两个问题上。大学生失业是江苏最大的社会风险，江苏高校数量、毕业生人数、招生人数、在校学生人数均为全国第一，大学生就业压力原本就大。此外，由于江苏经济发达，其他地区高校毕业生大量涌入对本地大学生就业产生挤压。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一次签约率逐年下滑，工资水平逐年下降，长此以住，大学生失业将有可能成为继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后的第三次失业浪潮。农民失地也是江苏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快速城市化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由于安置补偿标准偏低或拆迁政策执行过粗，导致失地农民上访事件也时有发生。

人均GDP3000美元后江苏的社会管理

加强党的领导。拉美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个鲜明的教训就是缺乏强有力的政权，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政府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去解决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无法制定长远的规划来为未来的发展做出安排。因此，我们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保持社会稳定，集中精力实现全面小康、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

转变政府职能。人均GDP3000美元后的江苏社会，应该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江苏各级政府切实转变职能，由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优化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要稳步增加政府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切实解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的问题，建立公共服务体系，解决公共服务覆盖面不广的问题。尤其要重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就业、社会治安、交通等民生问题。同时要培育各类公益组织，将那些政府不便提供、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由公益组织提供。

实施科学发展。人均GDP达3000美元以后，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更加凸显。要转变发展模式，减少发展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改善环境质量，节约能源，实施可持续发展。各级政府要以富民为工作核心，真正为老百姓增收服务。要切实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培育风险意识。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江苏各级政府要培育风险意识，清醒认识当前的社会风险，不能麻痹大意。江苏的发展虽然走在全国前列，但诸多领域仍然潜藏着许多问题与不足，只有未雨绸缪，提前预判，才能防患于未然。

健全应急机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各类公共危机将会频繁发生，江苏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与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快速信息传递机制，完善应急决策流程，加强救灾、减灾工作，将损失控制在最小程度。要做好公共危机的善后恢复工作，善于从危机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使应急管理工作更加科学、有效、有序。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