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及其追求

摘要：科学史中，信念一直处于被科学驱除的地位，原因是它与科学的客观追求相违背。但在SSK中，信念的作用得到迅速加强。事实上，科学史中的许多事实表明：信念是不可靠的。现代科学活动中，正是坚持大统一理论追求的坚定信念，决定了目前科学探索的主要方向。不过，信念也有它无法达到的空间。而在协调论中，信念的作用只是作为背景协调力而存在。信念可以通过其影响思维协调力的上升或下降而发挥作用，这与科学史中信念的实际可在较大程度上相符合，信念在此得到了公正的对待。这也为SSK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通道。

关键词：信念；追求；SSK；协调论

中图分类号：B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2－0026－09

不久前，201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三位科学家saul Pedmutter、Brian P.schInidt和Adam G.Riess获奖，理由是“通过观测遥远超新星发现宇宙在加速膨胀”。该奖项一经公布，便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对此展开热烈的讨论。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不管人们对这一研究的理论与对象――超新星是否理解，就像当初人们对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即使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会深信不疑。可以说，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在科学史上，科学不断进步的过程与人们对世界的信念的不断转换是相伴随着的。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SSK的推动下，信念在科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科学史中的信念

信念是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人们对世界的主观印象和看法的升华。作为人的主观意志的一种表现，信念在漫长的科学史中，一直处于被科学驱除的对象的地位，原因是它与科学的客观追求相违背。科学是一种求真的活动，真即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和隐藏在现象之后的不变的规律，在求真的道路上，人的主观意识总是或多或少地对科学探索活动产生影响，信念也在其中。

从科学史中可以看出，信念的产生往往与一些神秘的因素有关，比如说、图腾崇拜等。这在人类早期人们对世界的探索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毕达哥拉斯学派便是典型，“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表现了一种直接从奥菲教义得来的神秘态度”，他们把数的抽象观念提高到突出的地位，相信数是实在世界的基础，并致力于用实验来研究数的比例关系，试图以此来建立他们关于世界的理论。在古代，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的和谐的追求，体现了一种神秘的自然观，这种信念引导着他们的科学探索活动的方向。事实上，这一信念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文艺复兴以后，哥白尼和开普勒再次提出关于数的重要性的见解。……阿斯顿(Aston)的原子数量说，莫斯利(Mosely)的原子序数说，普朗克的量子说以及爱因斯坦的关于万有引力等物理事实不过是局部的时空特性的表现的说法，都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的一些见解的复活”。用数学来推演宇宙运动，这在当代的宇宙探索中仍然盛行，包括霍金的宇宙观。

信念的这种神秘主义来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有明显的表现。亚里士多德是坚持地球中心说的，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样认为，似乎与人们的经验有关，尚可解释。但他在物质及物质的发生和毁灭的讨论中认为，“相互对立的原则冷和热、湿和燥两两相互作用，而产生了火、气、土、水四种元素。除了这些地上元素外，他又添上了以太。以太作圆周运动，并且组成了完美而不朽的天体”。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等天体都是围绕地球作圆周运动的。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认为天体运行轨道只会是圆周运动，而不是其他?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神秘原因而坚定不移地相信圆的完美，这无法知晓。但这一信念奠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体系的基础。

不可否认，这些神秘的因素与宗教有关。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近代以后，科学逐步将宗教从自己的领地上驱逐了出去。无处不在的、无所不能的上帝也逐渐地被人们抬升到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中去，或者说，它只能作为一种好的信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而与此同时，信念在科学的发展中所体现出的影响力却丝毫不减，甚至还有加强的迹象。这是耐人寻味的。

二、SSK视阈中信念的作用

在SSK的主张中，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的成因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作为社会主要因素之一的信念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因此得以凸显，被抬高到了一个新的位置。

(一)强纲领视野中信念的地位

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中，SSK的代表人物布鲁尔通过强纲领的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的解释，使得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非合理性、成功的和失败的、真实的信念和虚假的信念之间不再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之间具有同等的地位。然后，又通过因果性原则的单向解释，使得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产生的过程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在强纲领的四项原则的解释中，科学知识的成因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了许多，相对主义在这里大行其道。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科学哲学领域中，被冠之以“相对主义”名称的人和事，大多具有贬义的性质，相对主义往往都是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才提出的。所以，SSK强纲领的相对主义的大量运用，也就成了众多批评者矛头指向的软肋之所在。而事实上，在传统的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相对主义是一直都存在的。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曼海姆主张，“人类认识过程并非按照内在规律合乎逻辑地发展，它在许多关键方面都受各种超理论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知识的形式和内容，而且还决定着我们的经验与观察的范围和强度，即主体的‘视角’。因此，对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我们理解知识的本性来说，还是必要的”。这就是知识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基本研究纲领。当然，这一纲领要求所有知识都可能，也必须从社会境况来说明――即知识社会学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而坚持其普遍有效性，就等于说，知识社会学视角中的所有知识都是相对主义的。对于这样的结果，曼海姆又不愿意承认，因而辩称，“把个体的思维与一个特定的历史――社会主体的整体结构联系起来，这不应当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混为一谈，后者否认任何标准的效力和世界秩序存在的有效性”。他欲通过声称自己的理论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关联论，试图掩盖自己的相对主义主张。

相对于曼海姆的前后矛盾的态度而言，以强纲领为指导原则的SSK学者们似乎要坦然许多，他们并不回避相对主义，甚至大多数人都曾经公开承认自己就是相对主义者。布鲁尔坦言，只要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立场范围内，只要在不违背强纲领的原则下，相对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大量运用。

SSK学者们的这种耐人寻味的表现，其实是由这一学科的最初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选择所决定的。从最初开辟该学科的研究领域时，布鲁尔他们就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看待科学与科学知识的，他们要求科学知识及科学家们的信念应该被同样当作一个“自然现象”来对待，“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

的那些信念组成的。社会学家将特别关注那些被人类群体视为理所当然的，被人类群体制度化的，或者被人类群体赋予了权威的信念”。这里的“被人类群体视为理所当然的，被人类群体制度化的，或者被人类群体赋予了权威的信念”，就是指科学家们所坚持的信念。在这里，布鲁尔模糊了科学知识与科学家信念之间的界限，进而用科学家信念取代了科学知识，为他们的相对主义立场打下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布鲁尔选择了科学之外的非科学因素，即社会因素，作为解释某个科学家或某个科学共同体所坚持的理论或信仰的理由。这些影响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信念的社会因素，主要是社会利益。因为他们坚信：科学家是属于社会的人，而科学家的信念控制了科学知识的制造，所以社会因素也就影响了科学知识的产生。这样，科学知识产生的客观基础，诸如实验过程中的证据等都被社会因素取而代之。信念取代客观性、取代真理，一跃成为科学知识的根本，成为对科学知识真伪判定的依据。

(二)SSK信念作用的加强

科学理论的变化表现为信念的转变，信念在科学中所起的作用就从影响科学知识产生的外在因素转化为内在因素。随后，信念的这种作用迅速得到加强，这主要归功于SSK的努力。

对于阿赞德人社会的分析是表现SSK中信念作用加强的一个典型事例。阿赞德人是中非的一个原始民族，这个民族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请示一种神谕：毒药神谕。请示神谕的做法就是给一只小鸡喂少量毒药，而后对这个神谕提出一个可以用“是”或“否”来作答的问题。根据经验，这只小鸡可能幸存下来，也可能死去，小鸡的死活传达了神谕对他们所提出问题的回答。有趣的是，为了保证神谕所提示答案的准确性，对于许多问题，阿赞德人会连续提问两次，如果神谕的两次回答是相同的，都是“是”或“否”，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两次回答前后不一致的话，这在我们看来，这种神谕理论就要被人们所抛弃了，因为它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自相矛盾的理论。然而，阿赞德人的神谕理论并非如此简单就会破产了。因为阿赞德人为该神谕提供了多种解释，因此不管小鸡是两次都活，两次都死，还是先活后死，先死后活，每一种现象，神谕都会有相应的解释。也就是说，神谕理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从阿赞德人的信仰和行为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浓厚的原始。但在布鲁尔那里，科学与宗教是受到同等对待的，布鲁尔通过对科学进行迪尔凯姆式的探讨，认为科学与宗教具有相似性，科学和宗教一样都是一种信念，一种社会意象。他突出强调社会性是一切文化的共同特征，而科学与宗教都是社会活动，这样，科学合理性与就等同起来。当然，客观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科学家的信念在科学中的地位就得到了强化。

三、SSK信念的问题

在SSK中，功能受到强化了的信念被SSK学者运用到科学的各个角落，亦即成为SSK学者们解释一切的工具。但深入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SSK有关信念的主张存在诸多问题。

(一)信念对人的蒙蔽

在近代科学领域，由于实验方法的广泛运用，导致机械决定论在许多人心中生根发芽，直至四处蔓延开来。特别是到了牛顿时代以后，牛顿的理论在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科学各领域都取得了全面成功。牛顿理论体系的精确解释和预测能力是惊人的，且其成果中的大部分是如牛顿所坚持的那样，能够为人们所观察或者可通过实验加以验证的。牛顿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据统治地位，以至于人们普遍地把它看作是不变的信条，认为它能给整个宇宙以终极解释。牛顿经典理论体系的巨大成功，导致拉普拉斯确立了坚定的信念：宇宙是完全决定论的。这一信念的确立使得拉普拉斯的眼中只有牛顿体系，而不再看到其他。

其实，这种情形也同样发生在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伟人的身上。直到20世纪20年代哈勃发现了红移现象之前，人们甚至不曾想过宇宙是演化的。由此可见，人们之所以追求一个静态的稳定的宇宙模型，不惜牺牲宇宙的和谐，即使是在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中，也是如此。宇宙膨胀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发现。然而，“何以过去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一点?!牛顿或其他人早就应该意识到，静态的宇宙在引力的影响下会很快开始收缩。……19世纪、18世纪甚至17世纪晚期的任何时候，人们都可以从牛顿的引力论预言出宇宙的这个行为。然而，静态宇宙的信念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的早期。甚至爱因斯坦于1915年发表其广义相对论时，还是这么肯定宇宙必须是静止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形的产生?是信念蒙蔽了人们的眼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蒙蔽仍然广泛地存在于当前的科学探索活动之中。

于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中，在涉及到客观性问题的讨论时，作为一个科学家出身的布鲁尔，本能地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的，是坚持客观性的，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认为客观性根本不存在，那么就没有必要系统论述一种用来说明它的理论了。但他同时又认为，客观性与人们所设想的东西完全不同。这里他所指的“人们所设想的东西”，就是指传统的科学形象。在传统的视角下，人们心目中的科学是自然物质世界的客观反映，它向人类展示了自然物质世界的真实面目，为人类提供了最客观的知识，而科学合理性与理性的科学思维则是科学最本质的特征。布鲁尔所指的客观性与“人们所设想的东西”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他所坚持的客观性与传统科学客观性是不一样的。他的客观性的不同之处，是因为其中包含了社会的成分，并且社会性还是他所坚持的客观性中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分，进而认为客观性是一种信念和社会意象构成的东西。

随后，为了说明自己结论的合理性。布鲁尔又以与一位国外的人类学家共同探讨“谋杀”与“杀人”之间的区别为例：在国外的人类学家的眼中，谋杀者就是一个人故意杀害另外一个人的人，那么他们对那些前来轰炸的飞机定会挥舞拳头，并且追随其后大喊“谋杀者”。但在西方人的眼中，轰炸机的飞行员是在履行一种责任，而这种责任是经过那些政府专门认可的。正如阿赞德人为自己的神谕理论辩护是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基础免遭厄运一样，西方人为了使自己的社会结构免受威胁，就会把军人的特殊角色和其他杀人角色区别开来。在布鲁尔看来，这只是两种不同的逻辑，两种不同的科学合理性罢了。把客观性等同于信念和社会意象的看法使得信念的蒙蔽性得到空前加强。

(二)大统一理论信念的追求

对于一个一劳永逸的可以给人类所生存着的这个世界一个终极解释的理论的追求，从人类之初就存在着，近代以后尤为明显。爱因斯坦在他的后半生中，也一直努力追求建立一个大统一理论，欲以此来将他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囊括到一个理论当中，遗憾的是最终没能实现。事实上，直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世界的描述仍然是基于三个部分理论之上的：牛顿的力学体系、量子力学理论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沿着爱因斯坦的大统一理论追求的道路，以霍金为代表的科学家们致力于量子引力论的探索，欲以此来结合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并取而代之。看来正是坚持大统一理论追求的坚定信念，决定了目前科

学探索的主要方向。

其实，大统一理论是否存在仍然是个问题，霍金认为这存在三种可能：

1、确实存在一个完备的统一的理论(或者一族交叠的表述)，如果我们足够聪明的话，总有一天会找到它。

2、并不存在宇宙的最终理论，仅仅存在一个越来越精确地描述宇宙的无限的理论序列。

3、并不存在宇宙的理论：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之外预言事件，事件仅以一种随机或任意的方式发生。

虽然霍金也一直致力于大统一理论的追求，但霍金对于大统一理论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他认为“即使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备的统一理论，由于两个原因，这并不表明我们能够一般地预言事件。第一是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给我们的预言能力设立的限制。对此我们无法克服。然而，在实际上更为严厉的是第二个限制。它是由以下事实引起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根据数学方程来预言人类行为上只取得了很少的成功!……一个完备的协调的统一理论只是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完全理解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件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大统一理论的解释力在目前看来是有限的。

同时，不确定性、复杂性、偶然性等与大统一理论是无法相容的。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所生存着的这个世界本性上就是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对世界的终极解释或许是不存在的，大统一理论的追求或许只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误区。倘若此为真的话，爱因斯坦、霍金等的努力就白费了。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主要是由于信念所指向的理论的机械的追求。

(三)信念的极限：无法逾越的奇点

托勒密的宇宙模型是基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地心说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产物，即使是在当时，这就是一个存在问题的理论，因为该模型中月球的轨道与整个体系是不相容的，但它还是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事实上，仅就此理论而言，信念的长期的不良影响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

1、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2、天体总是以圆周为运行轨道的。

多少年来，人们对于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而对于信念的第二点影响几乎不曾有人考虑过。从这一理论的后来发展上，我们可以看出信念所存在的局限。哥白尼的日心说摧毁了地心说理论，但在他的日心说理论构建中，哥白尼理所当然地认为天体是沿着圆周轨道运行的，对此他没有过丝毫的怀疑。后来，开普勒修正了哥白尼的理论，指出行星不是沿着圆周而是沿着椭圆轨道运行。以圆周为运行轨道的这种千百年来不变的信念，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普勒在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他本人并不喜欢椭圆的轨道，“就开普勒而言，椭圆轨道仅仅是想当然的，并且那是相当讨厌的假设，因为椭圆显然不如正圆那么完美”。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开普勒发现椭圆轨道可以与预测相符合。由此可见，信念与客观存在有时并不处于同一方向上，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信念并不总是正确的，即使是正确的信念也存在局限。

更有意思的是，信念还有它无法达到的空间。当前，在用于解释世界的三个部分理论中，人类所持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基于时空是光滑的和几乎平坦的基础上表述的”，而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宇宙的密度和时空曲率都是无限大”。所以，目前的科学理论“在时空曲率为无限大的大爆炸奇点处崩溃”。上述考虑自然会得出结论：“即使在大爆炸前存在事件，人们也不能用它们去确定其后所要发生的事件，因为可预见性在大爆炸处崩溃了。”很明显，奇点成了霍金的信念无法逾越的极限状态。这里所谓的“可预见性”是指科学理论的“可预见性”，“可预见性”在大爆炸处崩溃，也就是理论不能解释或预见大爆炸之前的事。当然，奇点之余的时空理论、相对论和各种理论模型，以及这些理论的种种佐证，如红移、蓝移等现象，都只能到大爆炸处就无法再向前追寻了，最起码说，以人类现在能力和想象力是不能够再向前了。奇点之外的世界或许属于上帝，因为这里连信念也无法企及。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SSK将不可信的信念抬升为科学知识成因中的主导因素的主张显然是不合适的。

四、对SSK的批判及其可能出路

SSK的信念观一经提出，便遭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该主张中内含的诸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协调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切入，其主张为SSK下一步走向指明了一条可能的出路。

(一)对强纲领相对主义的批判

客观地讲，SSK的主张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作为认识主体的科学家们所处的立场和拥有的价值观，其科学活动所处的社会条件，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因素，对其所产生的科学知识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强纲领学者们对“科学活动中科学家与社会机构之间的磋商对科学知识作用的研究，社会集团利益对科学知识作用的研究，科学家获得更多信用的科学目的对科学知识作用的研究等等，都是很有新意的。”这些研究使得科学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股活力，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加深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这些研究正是在强纲领相对主义的框架内，从不同角度，运用社会利益作为着眼点，揭示了科学知识的相对性。

然而，把科学知识看成是社会因素主导的产物的观点，使得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在变小，甚至不再起作用，尤其是坚持强纲领主张的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许多代表人物都公开声称自己是相对主义者，甚至还以此为荣。一个人一旦承认自己是相对主义者，出于为自己辩护的立场，他就必然会强化相对主义的功能，不由自主地运用相对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进而欲建立相对主义霸权，无形之中就变成了极端的相对主义者或绝对的相对主义者了。用这样的相对主义来研究科学知识，难免会使科学知识的面貌变幻莫测，科学事业也就让人捉摸不定了。

正因为如此，相对主义成了哲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们攻击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目标。牛顿・史密斯指出，相对主义不仅不能对人类行为提供解释，而且还排除了对人类行为的任何解释。劳丹从布鲁尔的强纲领着手，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进行了批判，他把对称性论题分解为三个子论题：认识对称性、合理对称性、实用对称性。从三个角度，对布鲁尔的相对主义进行剖析。劳丹发现：布鲁尔和巴恩斯似乎经常从“所有信念都有原因”轻而易举地滑向“所有信念都有同类原因”。SSK的相对主义否定了科学合理性，否认科学真理的存在，使科学事业没有了前进的方向，使整个科学探索活动缺乏基本的动力，最终使整个科学领域一片混乱。

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摆脱强纲领研究范式所面临的困境，SSK转向了社会学有限论，但社会学有限论的提出，正如强纲领主张提出的初衷一样，绝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同样要使用该理论来解释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家的活动。社会学有限论与强纲领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其基本立场和社会学解释科学知识的手段和策略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科学知识社会学由强纲领主张转向社会学有限论，原则上是想为SSK的发展寻求新的发展契机。但事实上并未触及SSK理论的症结所在，所以这种转变是不能挽救SSK的衰落趋势的。由此看来，我们有必要对信念在SSK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审视。

(二)协调论的主张

事实上，信念虽然对科学事业的进步有着一定的影响，有时候正如SSK主张的那样，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无可争议的是，对科学进步的影响因素有许多，信念只是其中的一种，且并非是其决定作用的一种。在我国学者马雷提出的协调论中主张，“凡协调的就是合理的”。理论协调力包括经验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和背景协调力三个部分，即经验、概念和背景三个方面在科学理论的进步共同发挥作用，信念的作用只是作为影响背景协调力的因素之一而存在。

从科学发展的过程看，在不同的历史时刻，由于科学进步的方向并不总是和信念相一致，所以分别表现为思维冲突或思维协调两种状态。也可以说，信念总是会通过对思维产生影响，而导致理论的思维协调力上升或下降。当哥白尼的日心说刚刚诞生时，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是难以认同自己脚下坚实的大地一直处于运动当中这一事实的，所以当时日心说面临着严重的思维冲突。但对于布鲁诺而言，结果却是截然相反的，因为布鲁诺对日心说所持的信念与日心说后来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特别当1609年伽利略在其天文望远镜中发现了木卫体系后，人们开始逐渐接受了这一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和布鲁诺一样支持日心说的人，他们的信念对日心说理论思维协调力的上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信念的公正待遇

在SSK主张中，由于一味地强调信念等社会因素的作用而陷入困境。事实上，在科技创新活动中，信念的作用的确不容小觑。当信念与科技创新活动方向一致时，科技创新呈现为思维协调状态，信念的作用显现为科技创新的思维协调力上升；而当信念与科技创新活动方向相左时，科技创新呈现为思维冲突状态，这时候信念对科技创新活动会产生很大的阻力；但和SSK相比较而言，协调论中明显不同的是，协调论从经验、概念、背景三个方面对理论展开研究。也就是说，信念只是背景的一部分；而且，理论的局部协调力的上升或下降，并不能决定理论的生与死，因为理论的综合协调力的评价指标有多项，局部协调力的高低不能代表理论的综合协调力的高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论的协调力还处于变化之中，我们最多可以说理论在某一特定时刻，或某一时段内，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理论的经验、概念和背景数据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信念在SSK和协调论两种理论中所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对信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能发现当前SSK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消解策略。在协调论中，人们“可以通过理论与理论之间的不对称性比较来呈现理论协调力的高低，为科学的进步指明前进的方向”。信念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得到了公正的对待，而不是如SSK主张的那样，一味地强化它的功能，最终走向极端。这从一个侧面，为SSK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解决，甚至是它的下一步走向，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