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遇上创意

摘要：中国的很多地区都拥有具有浓郁历史文化氛围的街区，囊括产业链各个环节。这些街区是具有开放性和独特性的文创产业集聚区，它们各自营造着特有的场所感和认同感，散发着地区的魅力和活力。本文选题的立足点和研究对象是以历史街区为基础，以及依其相生的文创产业集聚区。这不包括历史街区中只有单一保存而没有在保护中进行合理有效经济开发的博物馆区等，也不包括与历史街区无关、开辟新区而专门建立的创意产业园区和集聚区。文章通过布迪厄的“象征资本”理论和哈维的“垄断地租”理论，结合陈征的社会主义垄断地租理论与现象分析(“地租”的涵义不一定来自于土地)，梳理了文创产业在历史街区中集聚的角色和效能，提出对文创产业集聚区进驻历史街区的一个警觉性的面向――即以文创产业集聚区的进驻作为历史街区保护和振兴的一条出路，难以避免各方面的问题、质疑与挑战，我们必须深究街区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以审慎的态度掌握介入的尺度和方式。

关键词：历史街区；文创产业集聚区；行进过程

中图分类号：FD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2－0111－10

一、历史街区及其相关概念

“历史街区”一词源自1933年的国际雅典会议，会议上首次提及保护“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此后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法规越来越明确地提出了保护历史街区的意义。

1986年，我国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时，也正式提出了历史街区的概念，即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者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个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等。

本文认为，历史街区是指在城市(或村镇)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代表城市(或村镇)文脉发展，能够反映城市(或村镇)特色的历史街巷，以及旧厂房、旧仓库、旧码头等闲置空间集合。历史街区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特征，普遍保持了风貌的完整性，历史街巷甚至还兼顾了生活和工作的延续性：

(一)历史街区聚合了历史建筑，其构成的道路骨架、市楼、城墙、传统民居群等物质空间形态可称为历史街区的“客体形态”。历史街区不仅包括“有形文化”的建筑群，还包含蕴于其中的“无形文化”，如世代生活在街区中的人们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组织结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际关系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无形文化”更能体现历史街区的特殊文化价值。

(二)历史街区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片区，区别于独立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区在城市历史文化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也许其中有许多建筑都达不到文物保护的级别，但总体上拥有完整而浓郁的历史遗存，形成了较完善的传统风貌和集中反映地区特色的建筑群。

(三)在具有物质属性的同时，历史街区还具有社会属性，两者同样重要。历史街区的社会属性包括居民群体及其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形态，与“无形文化”共同形成了历史街区的“主体形态”。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是历史街区乃至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居民)与历史遗存(街区)之间的互动和协调，保持了历史街区在物质形态发展过程中的连贯性和和谐性。

可见，历史街区包含了街区中的所有建筑及其环境整体的历史传承和街区文化特征，由于历史的发展演变和街区所处的区位差异，历史街区的土地利用功能和存在模式(如用于文化、商业、居住、工坊等)也各不相同。

二、文化创意产业与产业集聚理论

(一)文化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出现于《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1998年出台)中，该文件提出：创意产业是指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得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

最先使用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则是台湾地区，台湾于2002年制定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行动方案以及若干个专项计划，并将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为：源自创意或文化积累，透过智能财产的形成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潜力，并促进整体生活环境提升的行业。

在参考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北京于2006年12月出台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从产业链的角度，第一次界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级产业形态，着眼于动态知识管理，跨越行业和领域对创意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具有文化性、原创性、创新性、高科技性、高增值性和集聚性等特征。

(二)产业集聚理论

产业集聚理论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一书。马歇尔在观察英国兰开夏和约克郡的中小型纺织业集聚现象后，尝试着解释这些企业通过协同集聚带来的外部经济效益。

结合本文的研究立足点来看，产业集聚主要指同一类型产业或者不同类型的相关产业在一定区域内集中和聚合，形成互补与合作，促使产业通过从分散到集中的空间转变，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产生孵化效应和整体辐射力等。

产业集聚能够通过研究和技术方面的协同效应、辅行业以及知识和人力资本，使产业在更大的规模和范围内，以更高的效率创造效益，从而更加有效地提高行业整体乃至区域的生产力和综合竞争力。因此，产业集聚的发展模式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发展战略，也是适应经济竞争由单个企业竞争走向价值链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产业集聚理论研究也伴随着产业的地理布局和集群发展的实践而逐步深入。

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一)文创产业符合集聚发展的内在要求

首先，作为新兴产业之一，文创产业具有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行为特征，因此具有降低成本、减少交易费用等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而集聚化的发展模式能为其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提供可能。其次，从总体上来说，文创产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高新技术行业，符合产业集聚对于较高技术水平的要求。第三，文创产品的高新技术特征使其存在形式不再仅是实物，还以音乐、图片、文字、视频等信息形式传播，兼具传统集聚和网络式集聚的功能，文创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急剧下降，产品价值也在使用规模的扩大中迅速提高。第四，文创产品的生产者(个人或企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偏好差异而不断细分文创产品市场，产品的多样化、差异性和国家专利制度的维护使文创产业趋向于垄断竞争，加速了产业集聚。第五，文创产业的集聚能够带来迈克尔・波特所谓的“集体财富”并改善“创新条件”，还会形成由地方特色性文化和文创人群所创造的不可传播的外部效益，更加显著和突出于一般的现代产业集聚。

(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概念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负责集聚区评审工作的机构，于2006年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概念做了定义：“集聚一定数量的文化创意企业，具备一定的产业规模和自主创意研发能力，具有专门的服务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能够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区域。”

文创产业形成集聚区比传统园区或集群更具开放性和独特性，既包括由文

创个体和工作室的集聚而形成的集聚区(前端)，也包括由特定文创产品生产制作而形成的集聚区(中端)，还包括由不同种类文创产品的收集和交易而形成的文化消费区域(后端)。我国的文创产业集聚区囊括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既有文创人群工作和生活的空间，也有文创产品化的生产区域，还是文化经济的重要消费场所，以文创产业本身的特殊性形成经济价值文化，通过集聚效应，制造创意氛围，促进和推动产业的发展。

(三)文创产业集聚区对历史街区的偏好选择

从798艺术区到英国伦敦沙德・泰晤士街区；从8号桥到美国纽约苏荷(soHo)区；从苏州河南岸M50创意园到圣路易斯克莱德码头区；从泉州德化“月记窑”国际当代陶瓷艺术中心到日本京都府舞鹤市红砖区……我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创集聚区的发展都偏好于大中型城市的旧厂房、旧仓库、旧码头等闲置空间和贫民聚集的历史街区，因为它们的内部空间往往可塑性较大，也因为旧屋群和贫民聚集区的房租往往比较低廉，还因为这些地方往往能够带来相对宽松、自由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这些被注入了文创产业的集聚空间，被赫顿(Hutton)称为“新生产空间”。根据赫顿的分析，不同的文创设计和服务行业分布的空间也有区别。知名设计企业一般集中于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中央商务区)(如位于上海建国中路8号桥)，而一般的文创设计企业则多数分布于CBD边缘和内城区域(如位于北京酒仙桥一带的798艺术区)，生产业则普遍向内城区域、中等规模城镇扩散凹(如泉州德化县“月记窑”国际当代陶瓷艺术中心)。

由于文创产业集聚区初期往往是一些尚未成名的、较贫困的艺术家以低廉的房租集聚于历史街区，渐渐发展成为颇具影响和规模的艺术集聚区域，进而逐渐发展成为消费较高的创意时尚区域，往往导致了房屋租金的上涨，于是许多未成名艺术家被迫选择迁移到周边其他历史街区……这就形成了文创产业集聚区的扩散、转移和循环(如北京798艺术区附近延伸的797、751艺术区、草场地艺术区等)。

四、依历史街区相生的文创产业集聚区之行进过程初析

(一)价值与挑战：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历史街区

1、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分析

当下我国的历史街区存在于全球化这一动态概念之中，其所被投入的情感和认同其实没有摆脱我国特定社会形势和权利的束缚。换句话说，历史街区的价值判断和保护观念是无法完全融入全球化概念的，总还有其他脉络会对历史街区的意涵产生影响。我国历史街区的多方面价值，必然涉及多方立场和各社会角色的竞争。

我国对于历史文化遗产和单体建筑的有意识保护可追溯到很早之前，但是对于历史街区及其文化生态的全面重视则是近年来才开始的。历史街区因为古老而珍稀，因为其作为过去所留下的有形遗产，传达着场所感和连续性而体现着特殊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美学价值、建筑价值、历史价值、区域文脉价值和场所感价值等多方面价值。

(1)历史建筑的美学价值与街区建筑的多样性密切相关

许多历史建筑坚固和优美兼具，如以古典形式和雕塑加以装饰的立面，展现了石工和雕匠的传统技艺和个性魅力，这在以丧失个性为代价换取物质上的舒适感、廉价的产品和安全性能的如今倍显珍贵，也难怪绝大多数人在潜意识中其实都对注定要磨损风化的自然材料具有本能的认同感。但这些历史建筑的美学价值也需要在历史街区中不同时代建筑的多样性和现代建筑的单一性中形成对比，否则无论多么精彩的片段也经不起时间和重复性的考验。换个角度来看，历史街区及其多样性建筑的存在，使得相对平凡世俗的历史建筑也有可能为现在乃至将来的区域景观贡献出美学价值，并为环境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2)历史街区所带来的文脉连续性和场所感价值是对美学价值的扩展

历史街区保有历史文化记忆的连续性，其作为过去社区生活和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带来的文脉连续性和场所感价值，是对历史街区美学价值的进一步扩展。每一个历史街区都有其特殊的场所认同感，反过来场所认同感也具备发展变化的文脉连续性。如今人们对一定场所范围内的历史文化记忆越来越感兴趣，这主要来源于全社会对现代街区丧失个性、趋于雷同的焦虑，和对全球文化同质化倾向的抵制。

但是根据上文提及，全球化形势下我国仍然难免受特定社会形式和权利的束缚，导致历史街区文化记忆连续性的关注被人为地利用，使其在保护和振兴的过程中被赋于特殊的政治意义和被扭曲的价值观，保护怎样的历史文化记忆，会被拥有选择权的人按照自身对历史的认识来决定。

(3)经济价值是历史街区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

关于我国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振兴的探讨往往停留在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等方面，很少牵涉实际的经济价值和商业价值，然而商业利益和经济利益往往是历史街区保护和振兴的动机基础。承载多样性价值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历史街区，必须具备有效的经济价值，这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保护和振兴终归需要依赖合理的经济和商业目标来维持。一旦缺乏商业性理由的支撑，市场往往无法有效保护和延续被公众认为是值得保留的历史街区。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历史街区要具备经济价值，也需要具备稀缺性、购买力、需求和实用性四大特性。作为具有丰富多样的不可再生历史文化建筑和记忆的历史街区，稀缺性是必然具备的；而购买力、需求和实用性则牵涉到历史街区的保留和振兴是否比其他替代方案更具经济价值的问题，换句话说，历史街区的使用成本必须比它们的竞争对手低。这就涉及历史街区与现代需求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协调的办法可以通过功能的重组、更新和多样化，在原有历史形式中增加经济效益功能，合理有效的植入物质结构或经济活动。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用以描述我国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化的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其具备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

(1)地理空间在当下的经济价值

历史街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一些问题，首先是地理空间在当下的经济价值问题，地产商等资方角色处于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中，必然希望土地得到他们利益基础上的最有效安排，但其安排未必符合多数人的最优选择，此时地产商等角色便会企图通过耗费最小成本的方式来说服其他人。我国政府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角色，面对市场权利的掌控所表现的实际行动，面对地产商等资方角色和多数民众的最优选择，该何去何从?

在我国，与历史街区的存亡息息相关的地产开发和社区营造长期以来为民众所诟病，而土地的使用也往往被政商关系权力结构所扭曲。我国的地区财富很大比例用于建设，政商关系的扭曲和建设的巨大投入使得地产商和建筑公司臭名昭著，经济等多方面原因也使历史街区拆与保的斗争难分胜负，“建设性破

坏”屡见不鲜，这其中隐藏着区域规划的大量问题。珍贵的土地作为商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具备浓烈的政治性，在效率最大化的追求中难以避免地牺牲了多数民众的利益，更牺牲了许多历史文化的记忆。这样的区域规划是否公平?我国的市场体系是否真的统一开放?政府作为客观调控体，以间接手段为主，能否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调节器?

(2)当下经济价值基础上的“过时”

上文提及我国的历史街区具有多方面价值，其多样性增加了历史街区所在区域的个性和特色，更使这些具有历史文化记忆的场所历久弥新。但是以当下的经济价值为基础也引发了一些“过时”问题，正如史蒂文・蒂耶斯德尔等学者所分析的：“许多问题与建筑本身和／或地段过时有关”。城市(或乡镇)的变化和街区建筑结构与区位的相对固化终将难免因周围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使用年限的超过而“过时”和降低使用率。如果采取单一的限制性保护和规划，又可能对历史街区的发展产生抑制甚至阻碍，妨碍其获取合理的或者最大化的收益，导致作为历史街区基础价值之经济价值的实现。

这种历史街区的“过时”是以现代的标准和期望值来衡量的，包括街区及街区建筑形象、物质结构、功能、地理区位等方面。

形象“过时”是固化的历史街区及街区中建筑的外在形象和空间结构已经不再适用于它原来服务的各种功能，虽然由于价值观的改变和发展，部分历史街区因其特有的外在形象、传统性和可识别性特征反而备受欢迎。可以确定的是，历史街区的保存与振兴需要严格审慎的形象设计。物质结构的“过时”是历史街区及街区中的建筑在气候、时间、交通振动及地基变动等各方面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发生的，可见物质结构的“过时”强烈依赖经济基础，必须通过彻底修复和持续保养进行维持。功能“过时”是历史街区及街区中的建筑布局丧失了过去的使用功能，甚至也无法适应当下的使用需求，例如缺乏电梯、空调系统、现代化通信设施以及充足的停车场等等，功能的“过时”会导致技术的缺陷和地产商竞争力的下降。地理区位的“过时”普遍源于城市(乡镇)格局的变化，其相关的供给、市场、交通的配套设施随之发生了变迁，因此这些固化的历史街区则无法适应格局变化的冲击。

(二)困境与出路：文创产业集聚区导向的历史街区振兴

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历史街区以经济价值为基础的多方面价值，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遭遇的种种困境，我国的历史街区一直在积极摸索保护街区整体环境的振兴之路。正如上文提及的，“毕竟不可能将所有历史建筑和街区都改造成博物馆和博物馆区，因此必须在敏感的文脉和环境中、在限制和激励中设法振兴历史街区，将他们融入到地区的整体功能当中”。历史街区的振兴，目标在于对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源分配逐渐僵化之后历史街区所产生的各方面问题的综合性解决，隐含着各种途径和可能性。目前的尝试和实践表明，文化创意产业如果能够合理有效的进驻历史街区，“在经济发展变革和保护需求对物质环境所做出的限制之间找寻到平衡”的话，文创产业集聚区就有机会“在创造场所感和保护良好环境的同时，通过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为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改善提供财政支持，重建历史街区的经济基础”。

1、旧街区中的新产业，挑战全球文化同质化

随着世界各国不断走向现代化，文化趋同愈演愈烈，在历史街区中引入文化创意产业，建立文创产业集聚区，是对全球文化同质化的挑战。在国际文化体验、文化行为、文化消费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日益趋同和全球文化性格的逐渐同化中，街区的老旧与文化创意的富足在城市(或乡镇)中同时呈现，这也许是超现实主义试图在历史街区中表现的、历史街区保存与振兴的一种可能性，也是研究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一种尝试途径。

2、“大众文化”充斥中对新裂痕的试图修补

早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著名学者塞托(Michel de Certeau)在其著作《每日生活实践》中就提及了他对文化“退化”和社会民众作为被动消费者的角色时被“文化大众化”所同化的焦虑：“……在这样的(每日生活)实践中，人们在(文化生活的)丛林中被同化，落入陷阱，看不见的征服者(大众化、同一化)貌似已经赢得了胜利……”

当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大众文化的形式，大众文化的无处不在，似乎是“为了掩盖并隐藏日常生活的不连续性而进行的活动”，这些不连续性，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破洞，大众文化在修补人们当今生活破洞的表象之下，却不断创造着新的文化裂痕(如单调、平淡、庸俗等)，这些裂痕渗透于四面八方，致使当下我国学者连连爆发“中国文化的生态危机”、“中国当代文化的荒原化”、“中国文脉的断裂性”等诸如此类的呼喊。

根据上文内容可知，具备多方面价值的历史街区正面临着街屋“过时”、高地价、人们在生活的不连续性和大众文化的充斥中对感官刺激的过分追求等问题和挑战，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新兴力量之一，其进驻正是对大众生活的城市(或乡镇)历史街区中道道裂痕的试图修补。

3、公平分配的平台

公平分配是人们对自己应有权利和利益的公正知觉，这并非否定区域、群体或个人所得的差距，关键在于差距是否合法、合情合理、合乎民生发展等。无论是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振兴还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作为社会发展内容的一部分，其终极目标也是对人们真正权利和利益的追求，是对公平分配的努力。

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振兴在此起到了一种平台式的作用：以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为导向的历史街区振兴，以振兴之名抛出一种新形态的方式供以调和与共处。这有可能处理我国历史街区目前普遍面临的一系列公平分配问题：例如增强了对于资本占有者掌握历史街区定位权或拆保权等相关权力时的不正义行为的抵抗力量，甚至可能担负起缓解历史街区生存困境和重筑其经济价值的重大责任。

(三)警觉与跳脱：社会主义制度下象征资本的累积与垄断性

1、布迪厄的“象征资本”

“象征资本”是法国著名学者布迪厄(Bourdieu)继“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之后提出的概念，当这三者被感知并得到认同，象征资本就会显现出来，象征资本是这三种资本所带来的信用和权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再生产本质的剖析。

用布迪厄的象征资本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社会，学界主要是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黄宗智教授和清华大学的张小军教授的研究为代表。他们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在中国社会革命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是表达性结构而非客观的现实社会结构起决定性作用。”布迪厄的象征资本理论说明了客观价值的不可认知性，这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同样适用。我国社会文化中的很多价值判断，同样也不是完全客观、超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振兴还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同样都有众多权力关系的介入，而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就是拥有操控象征资本权力的一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对历史街区的进驻，其以文化艺术为基础特征和以经济价值为支柱性价值的特性必然促使其不断追求个性化和

差异化，加上文化同质化的趋势下个性化和差异化更为凸显，促进了象征资本的累积。在历史街区中，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作为一种差异性符号，使街区空间获得了更多的象征资本，并建立了垄断性，这其实也是象征资本拥有者的终极目标。拥有者会努力使人们感受到垄断物的独特，将文创产业建立于历史文化等有形与无形资产再利用的基础之上，进而发展象征经济学。

2、哈维的“垄断地租”与“文化商品化”

英国地理学家哈维(David Hanrey)提出的“垄断地租”概念，是用以解释“文化商品化”(即当下的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在其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矛盾。人们都在通过占有并利用某些关键的、具有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的资源以获得收益，哈维认为目前日益增多的“文化商品化”现象，其实就是通过“垄断地租”获得利润的一种表现。“垄断地租”背后的资本累积逻辑，又使象征意义的斗争更显尖锐。对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振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保护的宗旨必然不希望破坏其历史纹理和文化记忆，但振兴往往容易导致失去街区原初独特性的危机，必将甚至已经引发出种种关于“应保存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美学品味”的无休止争论。此外，“文化商品化”的实践要求不断开发创意和推陈出新，而推陈出新的“创意”过程又难免挑战到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文化霸权)。当然，我们希望并努力在关于文创产业集聚区进驻历史街区的美学辩论中，吸引越来越多进步力量的介入，创造出属于人民的场域，而非资本的场域。

哈维用“垄断地租”分析“文化商品化”的手法，其实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内在批判”传统的体现。即从事物本身内在的发展逻辑着手，去看其逻辑的内在矛盾及可能引发的冲突，并由此看到有心改造社会者的积极介入、联系和实践。而非站在遥远的地方批判尘世的污浊和不义。对于不断受到文化与经济的对立和融合干预的文创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来说，哈维的理论不啻为一种思考上的新的可能。

3、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垄断地租”

我国的资本论研究专家陈征在《论社会主义城市垄断地租》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土地所有权、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出租者和承租者之间的土地租赁关系，也存在着商品经济和土地市场等，这些都是构成垄断地租的社会经济条件，垄断地租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是对土地经营权垄断所带来的收入。另一方面，城市(或乡镇)中地理位置优越、公共设施齐全或交通方便的地段，其经营能够带来较高的超额利润，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这种远超于其他地段营业额所形成的经济效益，使得该地段取得了垄断价格即高价房或高价房租的形态，其高价除了建筑物本身的投资之外，还包含了高额垄断地租。而这在我国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显然是客观存在的。目前我国文创产业集聚区对历史街区的进驻，和进驻之后部分商业性较弱的文创团体或艺术家的被迫转移，以及商业性较强团体的再次进驻，往往就是象征资本的逐步产生乃至垄断地租的出现所致。

当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垄断地租，在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促进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合理进行收入分配等方面，也是具有一定调节作用的。陈征认为，资本主义的垄断地租和社会主义的垄断地租是有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的垄断地租体现着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关系，而社会主义的垄断地租则体现着国家、企业团体和劳动者之间的合理分配关系。企业团体和个人将使用土地所取得的超额利润以垄断地租的形式交给国家，是为全民谋利。这不是企业团体和个人支出了更多的劳动量，而是该地区的优越位置带来的结果；但如果企业或个人将其占为已有，那便是不劳而获，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

本文从布迪厄的“象征资本”和哈维的“垄断地租”概念出发，并结合陈征的社会主义垄断地租理论与现象分析(“地租”的涵义不一定来自于土地)，梳理文化创意产业在历史街区中集聚的角色和效能，旨在提出对文创产业集聚区进驻历史街区的一个警觉性的面向――即以文创产业集聚区的进驻作为历史街区保护和振兴的一条出路，难以避免各方面的问题、质疑与挑战，我们必须深究街区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以审慎的态度掌握介入的尺度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