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主妇回归家庭必要性和可行性探析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比日本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是对女子教育和女子教育目标定位的失误。主张家庭主妇回归家庭可以减少离婚,满足孩子的安全感,减少问题少年产生,缓解就业压力使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家庭主妇回归家庭也有可能出现如丧失经济来源引起的心理失衡,男性的低工资难以养家,回归家庭感到生活苦闷等问题。政府应从国家利益出发,从理念上鼓励家庭主妇回归家庭,当教育母亲,认同家务劳动的价值,从政策上解除家庭主妇回归家庭的后顾之忧。

关键词:家庭主妇;回归家庭;教育母亲;贤妻良母;男女平等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031-05

提倡男女平等是我国一贯执行的政策,为了提高妇女地位,我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现实中存在着妇女作为“女强人”和“贤妻良母”双重社会角色的冲突,笔者认为家庭主妇回归家庭有利于社会发展,家庭主妇回归家庭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一、日本经济腾飞与造就教育母亲举措有关

近代以来日本重视家庭主妇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提出“教育母亲”观。尽管中日两国妇女在受歧视和压迫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日本人自古提倡妇女识文断字,日本女训集大成者《女大学》把“智浅”作为女人的五种“毛病”之一。这一点和中国的“知文字乃为淫之始”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幕末日本女子教育的普及程度与同时期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相比是较高的,但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就低多了。因此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提出“脱亚人欧”理念的时候,就对女性提出了把家庭主妇教育成贤妻良母的方略。

明治维新后,启蒙思想家们批判儒家女子道德,把一夫一妻制之下与男子具有同等权利、在教育子女方面颇有见识的西欧的女性作为理想的形象,提出造就在人格上与丈夫平等、具备足够的教育子女的教养与知识的母亲是社会的重要任务。日本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在就任御儒者时发表的《造就善良的母亲说》的文章中指出“子女的精神心术大体与其母亲相似,连后来的嗜好癖习也多似母亲,人民改变情态风俗进入开明之域必须造就善良的母亲,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而“造就善良母亲要在教育女子”。中村还提出,为了实现“造就善良母亲”的目标,就要男女受到一样的教育,实现共同的进步。他亲自创办同人社女学校,将米尔的《男女同权论》、斯宾塞的《教育论》、基佐的《文明史》作为教材。

1885年,启蒙思想家森有礼就任文部大臣,更强调振兴女子教育的重要性。1887年,森有礼在视察歧阜县的教育情况时明确指出:“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管理家庭、熏陶子女所必须之气质才能。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之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直接关系。”从封建时代视妇女为“借腹之物”到近代的“教育母亲”,是日本女性观的明显变化。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胜,女子教育从此进入迅速发展时期。

当年中村正直提出“造就善良母亲说”的时候(1875年),女子小学就学率只有18.6%,仅仅经过32年,到开始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的1907年(明治40年、此前为四年制义务教育),女子小学入学率已经达到96.1%(男子为98.5%),几乎达到适龄女子全部入学的程度。也就是说,当时日本的家庭主妇基本接受过六年制义务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

曾几何时,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东隅小国突然间令中国人刮目相看。“甲午受创,渐知兴学”。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学习日本,并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在1905年前后兴女学时引入了日本的贤母良妻主义并把它与中国传统的女子贤良主义相结合,女子教育有了一定发展。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事业之所以能较快发展,得利于政府的大力推动。而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振兴中国女子教育的主张尽管已经比日本迟了二十多年,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直到1906年,迫于高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压力,清政府才不得不开始将女学列入学部职掌。1907年,始拟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据此,女学堂和女师范学堂才开始在各地设立。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政府第一次倡办女学。在同一年,日本女子小学入学率已经达到96.1%,而且女子高等教育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据统计,解放前几年我国女童的入学率仅仅不足15%。而日本在颁布《学制》的翌年即1873年就达到了这个水平(15.4%)。因此,从女子教育的普及情况来看,旧中国要比日本落后将近80年。

清政府在1907年颁布的女学堂章程中第一次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性,但保留了明显的封建性。如在《女子小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国女德,历来崇重,今教育女儿,首当注重于此,总期不悖中国懿嫩之礼教,不染末俗放纵之僻习。”在《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要求“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诸经典史册,先儒著述,历历可据”,要求学生“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并将《列女传》、《女诫》、《女孝经》、《内训》等历代女训经典列入修身科目中。

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贤妻良母的声音越来越响。反贤母良妻主义者认为,女子教育不在于养成贤母良妻,而在于养成比贤母良妻更广大更重要的“社会的人”。她有和男子同样的“做人”的目标和担负社会改革的责任。他们鞭挞过去的女子教育只从女子自身考虑,强调为母为妻的训练,根本不为女子的命运着想。陈以益在《女报》发表文章说:贤母良妻“实则男子之高等奴隶耳”。“吾国之男尊女卑,以女子为奴隶,其奴隶仍下等之奴隶,不适于用;今之贤母良妻,、先与女子以少许之教育,而仍奴之,此所谓高等下女教育也。譬之佣工婢女,一识字,一不识字。识字者,可使之取书来,亦可使之取物来,不识字者,不知书名,仅能使之取物来。在主人,因以识字者为最便利;而在婢女,则二人固同为婢女也。今贤母良妻,犹识字之婢女,而其子、其夫,犹主人。贤母良妻之教育,犹教婢女以识字耳,虽有若个之学问,尽为男子所有”。所以,她“谨告女界,其勿以贤母良妻主义,当以女英雄女豪杰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