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多维视角的思辨

2009年冬,正值岁末。尽管严寒天气横扫欧洲各国,料峭的冬寒却丝毫没有减弱来自丹麦小城哥本哈根人们的如火热情。在这场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气候谈判大会上,齐聚了超过85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多达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在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甚嚣尘上的今天,毫无疑问,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着人类未来的福祉和命运,而握有决定权的,不是别人,正是人类自己。

为期近两周的气候变化大会,见证了人类齐心协力遏制全球气候恶化的信心和决心,也凸显了在意欲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下各国难以调和的利益得失和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得到某些国家拒绝妥协的强硬姿态,能够真切体味得到某些国家亦步亦趋的观望表现,亦能够切身体察得到某些国家勇担道义之责、力挽气候之危的垂先风范。是什么促使不同的国家在关乎人类命运的同一个问题上呈现出如此众多的不同态度?又是什么让整个大会的进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又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反思?

一、人权观视角下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让我们先看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A国,人们开着空调在健身房中锻炼,然后再去桑拿室蒸个热气腾腾的桑拿;在经济远远落后的B国,人们只能砍几棵树,建造几间小工厂,依靠粗放型的能源消耗勉强填饱肚子。如此之大的反差在我们当代国际社会普遍存在,这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抑或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真实写照。这种巨大的落差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同样是消耗,同样要排放,一个为了生存而发展,另一个为了享受而消费,孰轻孰重?孰急孰缓?

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权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从第一代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过渡到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再发展到以发展权、环境权、和平与安全权等为主体的第三代人权,人权观从个人人权扩展到集体人权,从个别人权领域发展到了范围广泛的权利。对人权观念的违背,就是对全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的践踏。因此,小至个人,大到国家,所有的行为都应尊重基本的人权观,在人权观念的引导下从事国际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在现今国际社会之中,对发展的呼声、对环境的诉求与日俱增,而以发展权、环境权为代表的第三代人权也日益得到各国的重视。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博弈,让哥本哈根的会场多了几分硝烟弥漫与险象丛生。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一场以气候变化下的环境保护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但我们不可否认一切为促进全球环境改善的努力都应建立在符合基本人权要求,即发展权的基础之上,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固然不可剥夺,但是在没有实现发展权的前提之下,一切都是空谈。回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中明确规定:“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公约》肯定了生存与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一国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不能以扼杀生存与发展为代价。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印度年人均碳排放量为2吨,而美国是20吨。鉴于印度的发展水平,任何降低碳排放量的举措都会导致贫困的加剧。1/3以上的印度人目前仍没用上电。眼看着西方因高碳饮食而发胖,如今印度却被要求减肥。”这则评论很形象地揭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比现状。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一再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允诺的减排额,并要求其减排额度的量化应当满足“可报告、可检测、可核实”的标准,并力主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这不仅与《公约》的主旨和基本精神相违背,也是对发展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观的挑衅和践踏。

对于发达国家的这类主张,如果追溯到植根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我们不难发现,西方长久以来的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赋予了西方国家过分注重个体的意志和自由的高傲态度,而忽视了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互相依存、相互制约的共生机制。因此,当人类在跨入经济一体化、文化交流频繁、渐趋融合化以及全球信息、技术、资源共享化的今天,建立在这种彰显个人绝对权利基础之上的西方人权观,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性。西方传统人权观需要得到重新的审视和修正,也同样需要借鉴和吸收根源于东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化解各方冲突和矛盾,在将来的国际交往中营造更为融洽的氛围和环境。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立足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固有的和谐精神,与源远流长的西方人权文明传统相互交融、化合,将把人权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和谐权本位时代。和谐权要求人们在主张自己的人权时,必须加入自律的维度,也就要把尊重他人的人权作为行使自己人权的义务,把有益于公共利益的实现作为行使自己人权的义务,同时,作为整体的人类还要把善待自然作为发展人权的道德限度。在此意义上,人类社会对人权的诉求就具有与前三代人权迥然不同的视野与境界。

回归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实质上就是发展问题,减排额度的大小与一国的各项经济指标紧密相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和利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如果发达国家一味地坚持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在维持正常经济增速下无力承担的减排重任,那就等于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这无疑是单纯主张自己的环境权而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这是对发展中国家人权的无端蔑视。和谐权的人权观视角给我们解决争议提供了很好的价值引导,它要求发达国家在主张自己的人权时,必须加入自律的维度,要把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作为行使自己人权的前提。只有本着和谐的精神,双方的冲突和矛盾才能逐渐消除,转为共识,真正做到化干戈为玉帛。

二、利益观视角下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以“绿色复苏”为主旨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有如一针助推剂,在会议开始之前,就注定会启迪并增强全人类的环保意识,警醒并促发全人类的环保行动。气候恶化能否得到有效地遏制,环境问题能否得到有效地治理,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在关乎全人类未来福祉的环境问题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责无旁贷,不能袖手旁观。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在本次大会上,尽管代表国际社会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环境利益得到了各国一致的关注、呼吁和认可,但是,各国在具体的环境问题上依然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和矛盾,在谈判中不乏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之态势,以至于使最终协议的达成变得举步维艰。这不禁让我们产生疑虑:在关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为何会产生如此多难以调和的冲突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