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协议范文
时间：2023-03-13 03:23:29
哥本哈根协议范文第1篇
第一,同意科学界的观点,全球气温升高必须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为此必须加强长期合作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要建立一个包括国际支持在内的全面适应计划。
第二,各国需合作实现全球和各国的排放尽快达到峰值。承认发展中国家排放达到峰值所需要的时间更长。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仍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脱贫,低排放的发展战略对可持续发展也必不可缺。
第三,发达国家应提供充足、可预见和可持续的财政资源、技术和能力建设,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施适应行动。
第四,附件一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同时包括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和一些东欧转型经济国家)承诺实施2020年单独或集体的减排目标,并于2010年1月31日前将该目标提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发达国家在减排和资金方面的行动将根据公约缔约方通过的原则进行测量、报告和核查(MRV)。
第五,非附件一国家将实施减缓(Mitigation)行动,并自愿于2010年1月31日前将有关行动提交公约秘书处,此后每两年提交一次。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型发展中国家可自愿并在获得支持的基础上采取行动。非附件一国家将通报减缓行动的实施信息,并提供国际咨询和分析的机会。非附件一国家的减缓可寻求国际支持。得到国际支持的减缓行动也列入提交范围,并根据公约缔约方通过的原则进行国际测量、报告和核查。
第六,需支持通过森林减排,并应该为此建立一个机制,由发达国家来调动财政资源。
第七,要采取各种方法来促进减缓行动。
第八,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增加的、新的、额外的、可预见的、充足的资金。发达国家2010―2012年将提供接近300亿美元的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并承诺至2020年每年集体调动1000亿美元。通过建立一个管理机构来对新的多边适应资金做出有效安排。
第九,将成立一个高级别小组,来研究如何实现以上资金目标。
第十,决定建立“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作为公约资金机制的执行机构,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缓、适应、能力建设以及技术开发和转让。
第十一,决定建立一个技术机制,来加强技术的开发和转让。
第十二,呼吁在2015年前对协议的实施进行评估。
我们很难对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报以乐观评价。在这份协议中,并未明确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和到2050年的长期减排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移问题,协议的规定也十分模糊,只有欧盟和日本提出了具体将要提供的资金数目。发达国家在协议中做出不迟于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承诺,却未明确各个发达国家将出资多少以及这些资金的具体来源。在技术转移上,发达国家仍旧不愿无偿或低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技术。
哥本哈根协议范文第2篇
三页纸的《哥本哈根协议》由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牵头达成,它并未实现各方两年前在第14届气候变化大会时的期望,不是一份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协议。事实上,该协议是由少数国家达成的政治声明,获得了一些国家的支持,同时也被其他国家所拒绝。该协议今后会出现什么变化?在下次气候变化大会之间其正式的地位如何?这些都不得而知。
协议并未解决关键议题
该协议承认,世界需要遏制全球变暖,不让其温度上升超过前工业化时期的2摄氏度,但它并未具体说明发达国家应采取更深度的排放削减,而这是避免上述2摄氏度的关键因素。
该协议也宣布将于今后3年设立1000亿美元的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来实施减缓和适应措施。然而,所期待的资金水平远远不能达到世界银行、麦肯锡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等机构测算的解决适应和减缓问题所需要的水平。
《哥本哈根协议》中最为棘手的一个要素是排放削减的汇报和透明度问题。这一问题对美国至关重要,但是对中国则是充满争议。中国认为这是对国家的侵犯,也是发达国家控制竞争力的手段。
最终结果是,未接受国际资金支持的减缓行动将只是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项下的标准汇报工具――国别通报来报告,每两年一次。受到国际资金支持的减缓行动将注册登记,并接受国际测量、汇报和核查。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确保达成这些透明度工具,美国牺牲了由其提出并在协议最初文本中提及的“2050年前全球削减50%”的措辞。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项下的长期合作行动”(LCA)的推进以及《哥本哈根协议》的政治指示开始对LCA文本产生作用,这些要求的相关影响将肯定会被昭之天下。
贸易层面取得一定成果
为了达成一项直接影响消费和生产的全球协议,就需要考虑其对贸易的影响。事实上,美国未能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直接原因就是其国会存在关注,认为发展中国家无需受相同的生产标准约束,因此签署该议定书将使他们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目前,美国的工会和产业利益集团正要求采取边境措施,以此作为通过解决排放和能源问题法案的前提条件。这一问题导致一些评论家发出了警告,认为这次法案的通过将引发国家之间的“绿色贸易战”,会导致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介入并形成各国之间已经十分微妙的关系。
另外一个相关问题是,海运和空运所使用的燃料污染严重已经是臭名昭著,一些国家呼吁对这些舱载燃料征收关税。这些燃料并不受《京都议定书》相关规定的约束。然而,在一项新的气候变化协议中,这一情况可能会出现变化。有一些提案被提交,其内容从直接征税、设置上限到修改贸易体系不等。
边境碳措施
无论是叫碳调整措施(BCAS)、边境税收调整措施(BTAS)还是边境税措施(BTMS),它们最后都涉及同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国家特定产品的生产未做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应抵消”时,另外一个国家就可以对从该国进口的该产品采取单边措施。边境碳措施是充满争议的。另外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担心,如果在国内采取排放规定,就将鼓励一些产业在实施低水平排放标准的国家开工设厂。
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抵制这些碳措施。印度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Jairam Ramesh表示:“我们绝对反对这些措施,绝对反对。”
目前,有关方面正在探讨拟定一项关于应对措施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文本,以此来解决边境碳措施结果。有三个选择被置于谈判桌上:第一个是禁止其使用强烈措辞;第二是选择将借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5条的措辞,该条款则使用了《关贸总协定》第20条的语言;第3.5条规定:“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方法,包括单边措施,不应构成对国际贸易的不公正或不合理歧视,也不能构成变相的限制。”第二个提案也借用了第3.5条的措辞,就为缔约方提供额外的舒适度制定了具体的文字,这有可能成为各方可以接受的中间道路。
农业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前以及在会上,农业最终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受到了额外关注。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农业生产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至少对全球排放的14%负责;第二,该行业将受到全球变暖导致的气温上升、干旱、洪水以及降水不确定等因素的严重影响。行业方法谈判小组已经专门为农业单独拟定了一项文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该文本布满了括号,这表明各方共识几乎没有。到今天为止,情况仍是如此。
然而,在哥本哈根谈判中,该文本已经发生了变化,强调气候变化和食品安全之间的关系。该文本也承认传统知识的重要性,并呼吁专门为此制定工作计划。许多科学家和专家对林业和农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大为不解,其他类似议题包括土地使用、碳固存功能以及排放等。
技术和知识产权
在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中的最大障碍是全球减少石油依赖性的新技术研发的发展。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在普遍缺乏研发和获得相关技术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此项挑战尤为突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中,各方正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使绿色技术更易获得和更易使用。
缔约方正在考虑一系列的机制、基金和计划,其中一些措施反映了WTO中的有关动议。在此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哥本哈根协议》呼吁建立“技术转让机制”,旨在促进技术研发和转让。这样一个机制将需要进一步澄清,也需要采取实际措施,以便缔约方在LCA谈判中阐述其立场。
美国需要率先行动
显而易见的是,国际治理和联合国决策程序在哥本哈根遭到了打击。各缔约方离开时,对这些机制以及其达成成果的能力的信任度下降。由于缺乏相关协议,贸易问题将开始进一步侵入气候政策领域,尤其是在BCAS的演变和应对方面。
同时,由于在国际层面缺乏清晰的管理信号,碳市场虽然具有投资和技术研发的潜力,但仍将脆弱不堪,而且气候变化技术研发的资金流入也将明显不足。这些问题在《哥本哈根协议》中也未予涉及。
距离2010年墨西哥城的气候变化大会已经不远,前途并非一片光明。哥本哈根在推动对话和增进了解方面的成果可能值得一书。
哥本哈根协议范文第3篇
潘基文当天发表了一篇充满感彩的讲话。他说,过去的两天令人“筋疲力尽”。我们进行的讨论“时而有戏剧性,时而非常热烈”。
虽然《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但参加大会的各方代表并没有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行动、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达成具体共识。
解读《哥本哈根协议》
在经历了混乱的两周之后,188个国家最终在哥本哈根就共同努力继续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达成了一份有条件的协议。
本次会谈既不像确立了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1992年里约大会那样正式,又不像缔结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的1997年会谈那样成果卓著。各国领导人之间最后的会谈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混乱局面;英国首相与发展中国家组织77国集团的首脑之间关于将协议比作是大屠杀进行充满了火药味的最后谈判;以及委内瑞拉女代表紧握拳头地试图引起人们注意。
《哥本哈根协议》是一篇仅有1400多字的简短文件,其中对于具体细节及目标的叙述均十分有限。尽管该协议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1992年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内容,但是却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此外,该协议还反映了一个新的政治现实,那就是,无论是寻求实现《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的减排目标还是达成一个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目前都是不可能的。2007年在巴厘召开的气候会谈曾缔结了一份关于未来达成协议的路线图。由于《哥本哈根协议》仅仅是重复《巴厘行动计划》中设定的大部分目标,而不是就这些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 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的亚历克斯・埃文斯称其为“第二份巴厘协议”。
美中两国既是历史上给气候变化造成最大影响的国家,也是当前最大的排放国。而这两个国家也恰恰正是导致哥本哈根无法达成一个更具实质内容协议的根本原因。美方谈判员排除了他们或许可以接受高于目前正在参议院进行讨论的减排目标的可能性,尽管这些目标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目标。中国则仍然既不同意2020年后对其排放设定上限,也不同意为其排放达到峰值设定一个目标年限。
不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支持这一立场。图瓦卢,一个大部分领土不高过海平面一米的小岛国在哥本哈根峰会的第一周就上演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干预。在其他小岛国的支持下,图瓦卢呼吁形成一个《哥本哈根条约》,条约包括很多高远的目标:将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目标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建议的450ppm降至350ppm,以及温度上升不超过1.5摄氏度。中国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这意味着将要求中国很快达到排放峰值。
在会议的最后几天,之前阵线统一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一步出现了裂痕。包括G77轮值主席国苏丹在内的一些国家以及若干拉美国家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对协议作出了谴责,暗示协议是“傲慢”、“自大”的美国炮制的,中国则指责发达国家挑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很明显,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内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同比较脆弱的最不发达国家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界线。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选择强调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帮助达成协议方面所能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哥本哈根协议范文第4篇
哥本哈根毕竟闪烁着新希望
2009年12月9日，加时一天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通过《哥本哈根协议》后落下帷幕。虽然这份协议的内容只有3页12条，虽然这份协议在会议的最后一刻才出台，虽然这份协议既没有法律约束力，也没有满足所有国家的愿望……但它毕竟是一份与会各国予以通过的书面政治声明，表明了这些国家今后愿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与气候变化作斗争，从而避免了此次哥本哈根大会在未形成任何文字协议的情况下收场的悲惨结局。
由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共同提出草案的《哥本哈根协议》的最后文本，简而言之，内容主要有网点：将全球气候变暖的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共同努力，加大减排力度，尽快使全球减排量达到最高水平；设立发达网家强制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展开自主减缓行动；成立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未来3年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援助资金。在2020年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同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援助。
之所以说哥本哈根燃起了新希望，主要是因为它“将哥本哈根会议从彻底失败的边缘拉了回来”。2010年，联合同气候大会将在墨西哥召开。在两次会议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世界各国可以在《哥本哈根协议》的基础上继续商讨应对气候变化的“细化方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他有信心在2010年将《哥本哈根协议》发展成一份有约束力的条约。他特别强调，《哥本哈根协议》包含了对最穷国提供资金援助的内容。这样，在《京都议定书》中未受到足够关注的国家“现在进入了气候保护行动的中心”。他还说：“这份《哥本哈根协议》或许并不能满足我们所有人全部的希望，但这一决定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开始……许多大会说，它缺少宏伟目标。但不论怎样，大会已经取得不少成就。”
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这项协议是“史无前例的突破”：“未来行动的动力将建立在此次哥本哈根大会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已经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未来的道路将会更远。”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因为《哥本哈根协议》显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措施方面达成了一致。
但也有一些与会代表不那么看好《哥本哈根协议》。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她是带着“矛盾的心情”同意了该协议的――因为如果不同意，唯一的选项将是让会议以失败告终。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说：“协议内容与我们的愿望相差甚远。”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哥本哈根协议》的怨气非常大。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汤安诺说：“我们是来自南太平洋的小岛国，代表了，那些最脆弱的国家，我对这个无法得到统一意见的协议感到失望。”
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国家达193个，既有如中国、美国、印度这样的大国，也有图瓦卢、基里巴斯、马尔代夫这样的小岛国。这充分说明，应对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国家不论大小，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至少在过去的100年里，这还是第一次。
气候变化谈判应算清四笔“账”
哥本哈根不是终点，更多是一个新的起点，应对气候变化若要达成一份令人满意的协议，就必须着眼大局，算清四笔“账”。
首先，必须算清排放“历史账”。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发达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受影响更严重的却是发展中国家。从1900年到2005的100多年间，发达国家人口总数不到全球的20％，却排放了全世界80％的温室气体，其中1950年前排放的温室气体95％都源自发达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必须正视并承担历史责任，更大幅度地提高减排目标，并在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支持，这将是谈判能否成功的关键。
其次，必须算清排放的“人均账”。一些发达国家紧盯排放总量，无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的事实，试图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相同的减排幅度，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数据显示，2006年发达国家人口不到10亿，却排放了约129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6％，人均排放几乎为发展中国家的4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人均排放上的差异，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生存排放”，后者是“奢侈排放”。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需要，有必要维持一个合理的排放空间；而人均排放量更高的发达国家则应加大减排力度。这也是公平和正义原则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重要体现。
第三，必须算清减排的“法律账”。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非无法可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是对所有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不仅确立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且为发达国家确定了强制性的减排目标。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旨在为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以后如何减排达成协议。因此，原有的法律框架理应继续有效。一些发达国家试图现存_的法律框架“另起炉灶”，其目的无非是要让发展中国家也承担强制减排义务，这有违他们当初的庄严承诺。
最后，还必须算清减排的“民意账”。面对全球变暖所带来的严重威胁，尽快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呼声。参加气候变化大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代表都强调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原则，按照“巴里路线图”的方向，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在12月12日的“气候变化全球行动日”，10多万民众在世界各地举行不同形式的游行请愿活动，敦促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一份公平、有雄心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顺应民意，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取得成果，需要发达国家在减排目标和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作出更高承诺，这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致主张。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展现风范
1992年6月11日，在近百名记者的注视下，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上郑重签字，闪光灯顿时亮成一片。这是当时中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署《公约》的一幕。
17年后，《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现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出席。温总理展开密集的穿梭外交，真诚、务实、细致、耐心地做各方面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四点主张，积极推动会议取得效果。
最近3年，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尤为引人注目。中国先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成立了由总理挂帅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而建设“生态文明”也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在中国政府针对金融危机推出的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计划中，投向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的达2100亿元；用于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达3700亿元；而经国务院批准出台的10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也都对节能减排提出了明确要求。
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有望比2005年下降14％，正向“十一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的目标迈进。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过去4年间已关停淘汰约6000万吨落后炼铁产能、4000万吨落后炼钢产能、1.4亿吨落后水泥产能。此前，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与总理的电话交谈中对此高度评价：“这是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重要贡献。”
从数据上看，中国作出的减排承诺相当于同期全球减排量的约四分之一。国际能源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说，到2020年，全球需要削减38亿吨排放，而中国就将削减10亿吨。中国算过一笔账，从1990年到2005年，发达国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只下降26％，根据他们作出的承诺，到2020年这一指标也只是下降30％到40％。
据估算，如果到2020年要把碳排放强度降低40％至45％，中国差不多每年需要为此投入780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承担至少166美元，中国人需要勒紧裤腰带才能完成这个目标。即便“十一五”目标对中国也“很不容易”，因为中国现在采取的还是一些较为初级的手段，是淘汰落后生产力来实现目标。至今，中国人均生产总值只有3000美元，在世界各国排名中在100位之后，全国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
长期以来，西方舆论始终“聚焦”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或许有意或许无意地忽略了几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不足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更少；中国的排放大部分仍然是必需的“生存排放”；而目前大气中累积的二氧化碳绝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
哥本哈根协议范文第5篇
“关注气候变化是我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潘基文告诉《望东方周刊》，地球“生病”了，仅靠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无力有效疗伤。
年届七旬的潘基文已广发“英雄帖”，诚邀各国首脑4个月后齐聚纽约气候峰会。没有官方谈判，没有针锋相对，没有利益交换---潘基文希望各国“掌门人”“休战”一天，只管呈交本国“气候策”。
此时距离被媒体评价为“糟糕透顶”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已过去近5年。
九月峰会旨在分享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探讨未来行动方案，潘基文如是说。
担任秘书长以来最激动一刻
时间退回到2007年12月15日，上任将满一年，连姓名还不能被西方媒体“清晰而准确地认知”的潘基文，在巴厘岛气候大会上对各国代表达成协议表示感谢，“这是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最激动的一刻。”
2007年1月1日，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接替安南，成为联合国第八位秘书长，也是继缅甸的吴丹之后第二位出自亚洲的联合国当家人。
这是时而被称作“月亮先生”的潘基文任内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他的名字英文音译为Ban Ki-Moon，西方人以为他姓“Moon”（月亮）。
为期12天的会议阴云密布。美国代表团团长葆拉.多布里扬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说，美国将反对“巴厘岛路线图”，惊起嘘声一片。
“巴厘岛路线图”规定，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新的安排举行谈判，达成一份新协议。新协议将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2012年到期后生效。
欧盟原本希望会议能明确减排目标，即发达国家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相较1990年减少25%至40%。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反对这一目标。
作为妥协，最后文本删除了具体目标的表述，只是明确了“解决气候变化的急迫性”。此外，未来的谈判将讨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等问题。
巴厘岛大戏“加演”一天。潘基文用近乎恳求的语气呼吁各国达成协议：“不要浪费已经取得的成果。我们这个星球的现实要求我们更加努力。”
多布里扬斯的最终表态令众人长吁一口气：“美国非常珍视这次谈判，只是希望确保我们共同行动。主席先生，我现在告诉你，美国将向前迈进，同意这一草案。”
潘基文说，巴厘岛路线图“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我们必须完成更为复杂、漫长和艰难的谈判”，达成新协议。
里程碑意义堪比组建联合国
从巴厘岛路线图到哥本哈根协议，从2007年到2009年，新一轮谈判艰难推进。
未能设定减排目标的巴厘岛路线图从娘胎里带着缺陷。国际发展组织乐施会的气候变化顾问安东尼奥.希尔曾表示：“布什政府把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拉拢在一起，扔掉了指南针，还试图强迫我们所有人都乘坐一辆高油耗的四驱越野车去旅行，而不是全球都迫切需要的太阳能跑车。”
而潘基文理想中的哥本哈根协议需具备五个要素：发达国家制定更“有野心”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着力抑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增长；一个调适框架；财政和技术支持以及公正透明的管理。
谈何容易---自1992年6月，世界各国在巴西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的20多年已经证明，国际社会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难于上青天”。
2009年12月，潘基文抵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旋即呼吁各国“达成协议”：“此次峰会将同60年前于战火纷飞中协商组建联合国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我们再一次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他说，“世界人民的福祉危在旦夕。”
尽管周旋于各代表团积极游说，但谈判局面之复杂、进展之缓慢令潘基文无法展颜。
一份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决议草案被媒体曝光激起千层浪。包括中国、印度以及广大非洲国家在内的135个发展中国家拒派代表出席会议，他们指责发达国家企图扼杀《京都议定书》以逃避减排责任。
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之间的交锋火药味十足。美国代表团称“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中国代表团则迅速回击，要求发达国家“深刻地自我反省”---“为什么17年过去了，却仍不兑现其在公约中的资金承诺？”
为期13天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数度接近“崩盘”。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陷入僵局时，时任中国总理的从北京飞往哥本哈根展开“旋风斡旋”。潘基文同会晤时表示：“希望你可以继续发挥你的领导力，以促成这一协议的达成。”
各方代表经过马拉松式辩论，终于取得广泛共识，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潘基文当天解读这份协议时说，协议将采取自愿加入原则，这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开始”---但这与其期望中“五要素”俱全的协议相去甚远。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被批评为最失败的联合国大型会议之一。有分析人士将会议失败归咎于联合国的“DNA出错”；有欧洲官员甚至预测，哥本哈根会议失败所带来的最大冲击不是气候变化本身，而是联合国的体制。
曲线救气候
2011年伊始，英国《卫报》撰文称潘基文的工作重心发生“战略转移”：由亲力亲为推动气候变化谈判，转而广泛推广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
《卫报》指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潘基文逐渐意识到受制于经济发展，各国还无法就全球变暖问题达成完全共识---至少在最近几年会如此。
根据1992年成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议事规则，假如大会要达成任何协议，就必须获得193个与会国家全体同意---这是潘基文所代表的联合国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时力有不逮的制度根源。
作为旁证，《卫报》指出潘基文的气候变化咨询团队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增至十余人，如今却不足5人；与此同时他的可持续发展咨询团队正在“招兵买马”。
2011年1月14日，潘基文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将可持续发展排在气候变化以及人权问题之前，作为他本年度的头等大事。
但联合国官员和密切关注气候变化谈判的分析人士认为，潘基文并未放弃寻求气候变化的解决之道。“他的心还在这儿，他希望在其任期内谋求突破，”一名联合国官员说。
他们认为，潘基文已越发意识到，动员国际资本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经济，比说服大国首脑以经济发展为代价、抑制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更易操作；而发展清洁能源科技，提高能源利用率，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比谈判更具现实意义。
“某些国家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目光短浅。”一向奉行“安静外交”的潘基文在4月份出访比利时时说。
他“吐槽”道，有国家领导人会说“待我连任成功，便来助你一臂之力”。“到那时恐怕我就要卸任了。”
尽管如此，潘基文还是会把“气候经”念到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的历次谈判中，唱主角的多为各国环境部长。而即将于9月举行的纽约峰会提高了参会门槛---仅限首脑。
不再彼此“指手画脚”，而是“各说各话”---潘基文希望这种新“调调”能助推2015年年底达成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
2014年5月20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第七次访华的潘基文，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时再提希望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联合国愿同中国和其他各国一道，制订好2015年后发展议程，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潘基文说。
按照此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决议，世界各国将于2015年在巴黎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并由此成为2020年后各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依据。
哥本哈根协议范文第6篇
《哥本哈根协议》是由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所签订的多方政治合议书，其用意在于提供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架构，以集结现有气候变迁相关国家的承诺。不少环境学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当前的承诺还不足以达到将全球暖化控制在1.5℃～2℃的目标。的确，一项由美国气候仿真组织得出的分析结果显示，依照目前的承诺标准，全球温度在2100年将会上升3.9℃。
会议中也有科学家追随高尔的脚步，提出有有关格林兰冰川和南极冰架加速融化的报告。尤其冰架融化很可能导致2100年时海平面上升超过1米。
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院的经济分析结果显示，套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的标准，工业化国家在2020年的减碳量为10％～20％。若考虑效率和其他因素省下的成本，达到目标所需的金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5％。轻易达到目标意味着相应的碳价是多么的低廉，这将对未来数十年对抗暖化所需的研发创新造成障碍。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即使态度有所保留，到头来还是支持哥本哈根协议。毕竟少了协议，这个史上最大的环境会议将沦为空谈。马尔代夫是岛国联盟的一员，他们希望将暖化上限设在1.5℃。其总统纳希德认为，这次会议结果虽然不令人满意，但好歹是个开头。他希望所有国家都回归协议本身，不要让对话中断。
奥巴马的首席科学顾问贺准认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没必要去争论什么才算是未来5年的完美目标，只管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就是了。
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首次在新的会议框架下就单一议题的紧密配合，美国当然也没有缺席。早在2009年春季，美国参议院便已开始针对气候议题展开立法辩论。富国必须达成预定减碳目标，发展中国家有义务公开其减碳行动的具体情况，并将所得海外资助计划的实施细节交付国际组织核实。
作为对抗暖化以及持续发展的交换条件，发达国家2012年将提供300亿美元援助发展中国家，并承诺在2020年增加到每年1000亿美元。但协议并未明确指出资金的来源。这些数目是由世界银行估算的，不过许多科学家及发展中国家都认为这个数目远低于所需。
假如所有国家都顺利达到目标，依照《哥本哈根协议》所设的标准，距离理想温度上限仍有1.5℃的差距。 《哥本哈根协议》的目标之一，就是将暖化温度上限定为2℃。不过，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计划却明显遭到搁置。岛国联盟成功地将诉求化为文字，他们希望2015年的目标在提案审核中获得重视。
“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协调组织”主任帕乔里从办公室俯瞰哥本哈根的贝拉中心大厅，他说多国领袖决定与会令人振奋，虽然最后的承诺并不多。
哥本哈根协议范文第7篇
虽然哥本哈根会议已经结束，但是没有成为COP15的共识，而只是被注意(being noted)的“哥本哈根协议”，仍然是一个重大热点。根据大会决议，在2010年1月31日之前，该协议由各个国家自行决定是否签署。这是摆在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必要重新回溯此次哥本哈根会议，以及全面观察当前各国围绕哥本哈根协议的争论(不同国家的争论大不一样)，来思考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的国际气候政治。
根据政府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评估，地球对温室气体排放只有有限的容量，即有限的“排放量预算或碳的收支预算”。西方一些资深经济学家估计，温室气体排放的年预算在每年万亿美元的数量级：比如著名的“斯特尔报告”作者斯特尔爵士就在其新书中断言温室气体排放的年预算保守估计价值至少1.2万亿美元。全球目标和减排承诺的谈判就是为了解决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如何分享这个有限的大气资源的问题。因此，气候谈判关系着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之一。据一些在日内瓦长期追踪和参与各类国际谈判(世贸、知识产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的研究机构和组织估计，气候谈判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可能已经超过世贸谈判，成为现阶段不仅环境方面，而且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国际谈判。
此次哥本哈根谈判相当程度早就注定了谈不成，除非发展中国家单方面做出自杀性让步，甚至即使如此也都不一定能谈成。美国毫无减排诚意――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和布什一脉相承，只是公关做得更好，更有欺骗性，所以美国千方百计找借口――中国就是其最大的借口。说得夸张一点，即使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减到0，美国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减，因为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不可侵犯”。
由于没有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欧洲对美国毫无办法。而且因为美国不做，国内许多力量也不愿全力去做，欧洲也就乐得躲在美国后面只是三心二意地减排。但是全球一定要大力减排，否则将来大家一起深受其害，欧美就因此逼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大力减排，即使逼得他们“去工业化”也在所不惜――欧美国内本来就有相当一部分力量想借此限制新兴经济体发展。西方相当一部分环保主义者，没有原则，没有骨头，完全放弃公平原则，也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和欧美政府穿一条裤子。所以从欧美国内来讲，其实一开始就注定很难谈成。他们早就布局媒体到时全面开动，包括大量对欧美政府小骂大帮忙的NGO，要把这个道义责任尽量推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至少是让中国和美国分担――美国本来就是最大责任方，把中国抓来陪绑分担，当然也不错。
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中国不管如何做，都会被作为替罪羊，那么，更好的应对可能是，不理会西方压力坚持自己立场，同时改进公关，加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纵连横，尽量揭露西方的双重标准。
目前国内对中国饱受毫无道理的攻击，以及西方的双重标准的报道和分析还非常不足。拿NGO的例子来说，此次哥本哈根会议国内有不少环保NGO工作者与会。结果，亲眼目睹两个星期肮脏的国际政治，有不止一个人发出疑问“看来说气候变化是西方制约中国发展的阴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是不是错了?”
其实，政治很肮脏，并不意味着气候变化的科学不成立。中国大力减排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国际压力的结果。国内环保NGO以前的工作没有错，但可能不完备，不全面。现在意识到环境政治里面也有不少虚伪和双重标准，与此做斗争也应该成为国内NGO工作的一部分。这一次对许多国内NGO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但要真正摆脱西方NGO的话语霸权，发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声音，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哥本哈根协议出台前后
12月18日晚上11点，奥巴马在记者会上宣布达成哥本哈根协议。更确切地说，这个草案应该叫做“奥巴马提案”，而不是哥本哈根协议。它由奥巴马主持起草，26国首脑或者谈判代表参与(苏丹代表一开始参与，后来出走，不包括在内)。在11点之前，26国之外的国家代表根本没有见到这个文件。于是，我们在现场看到在奥巴马宣布哥本哈根达成共识的同时，许多国家的代表冲向复印机，复印这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却正被奥巴马宣布为共识，而且丹麦主办国告知他们只有一个小时决定是否接受的文件。这种做法本身就不符合联合国民主机制和各国平等原则。而且，奥巴马的记者招待会时间正好选在G77国闭门会议期间，打断了77国内部的通报和协调。现场不少NGO观察员都怀疑美国是有意为之。
在19日凌晨3点多开始的讨论中，争论激烈，阵线分明。以美国、英国为首力推，想把协议变成共识，而且一再强调只有协议变成共识，许诺援助才有可能实现。一些被收买的小国，或者被空口许诺的援助所诱惑的国家附议。明确站出来反对的尽管只有图瓦卢、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古巴代表等几个小国，但他们以减排力度不够或者违反民主规则等原因批评美国提案时，包括“基础四国(BASIC)”不少代表团成员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拼命鼓掌。当发达国家占尽上风时，基础四国中巴西和南非代表撑不住，说了一些服软的话，比如这个协议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也可以是进一步谈判的基础；但最后尘埃落定，这个协议只是被注意(being noted)，而不是成为会议共识，这些国家又试图往回扳：比如南非代表又发言说这个协议是奥巴马总统的提案，尽管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参与帮助了起草，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一定全盘同意和愿意签署。这些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发言，凸显了发展中大国面临的状况：他们之所以没有像苏丹那样出走，只怕更多的是不愿意被无端指责要为哥本哈根失败负责。西方媒体公开报道的基础四国首脑会议被奥巴马强行打断，也是发展中国家被胁迫的另一个旁证。
简单分析一下哥本哈根协议，就知道谈判现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其立场为什么那么不同。比起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发展中国家不断让步，而发达国家责任减少很多：
1、发达国家没有近中期(2013～2020)量化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整体和国别的减排指标。每个发达国家自行填入承诺减排量，且发展中国家也要将国内减缓行动目标和政策纳入附件，在同一协议文件下与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一并予以反映。这进一步模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是对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中所一再重申的“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极大削弱。而坚持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轨机制一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底线。
2、发展中国家自我减排(没有任何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的自我减排)每两年通过国家信息通报进行汇
报，“……准备为国际咨询和分析(提供方便)”(奥巴马总统在其新闻会中四次强调了最后一句)。尽管也说了国家信息通报要确保国家得到应有的尊重，但这已经为西方借此提出更多要求，干涉打开了一个口子。
3、尽管协议把将全球升温限制在两度之内的目标写入，但完全是画饼充饥。发达国家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如此之低(比如美国2020比2005减14％～17％，只比1990年减0～4％)，有不同的NGO和科学机构都估计我们是直奔3～4度而去。中国和印度都属于全球变暖的十大受害国，将因此大受其害。更不必说77国中大量没有什么碳排放可减，但深受全球变暖危害的小国，更是觉得被出卖。
由于委内瑞拉等几个小国的坚持，哥本哈根协议没有成为COP15的共识，只是被注意(being noted)，在2010年1月31日之前由各个国家自行决定是否签署。包括参与起草的基础四国，也有了再次仔细考虑重新决定的机会。
基础四国该不该签哥本哈根协议?
中国需要认真吸取一个逗号的教训：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自行减排是否MRV(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验证)，是这次谈判中的一大争论焦点。这一争论其实只是来源于巴厘路线图中的一个逗号。在京都议定书中很明确：发展中国家只有得到国际技术或者资金援助的减排才需要MRV。
从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过程和相关上下文来看，也是重申了这一规则：据多名发展中国家代表和现场NGO观察员回忆，当时谈到MRV只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得到援助的减排。但在巴厘路线图的相关英文文本中，有一个放置得非常巧妙的逗号(a strategicaliy placed comma)，使得其解释有可能发生歧义。美国抓住这个可能的歧义大做文章，终于把自发减排是否MRV问题做成了这一次谈判的争论焦点。发展中国家对此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对现在的哥本哈根协议文本，不能一厢情愿地只是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读，而是要每个词每个细节都要有专家(谈判专家、法律专家、语言学家等)仔细推敲，从最坏的方面打算。
现在，一部分美国主流媒体依然大力赞扬奥巴马总统在谈判最后几天力挽狂澜，打破僵局，领衔起草哥本哈根协议。但一部分美国媒体，以及绝大部分欧洲媒体，都不得不承认哥本哈根会议失败。尽管发展中国家做了大规模让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的责任重点开始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目标以及相应的全球减排量是如此之小，远远低于IPCC计算的升温不超过两度所需要的减排量，甚至没法向支持环保的那部分西方民众交代，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失败。
现在舆论宣传的焦点之一，就是谁要为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负责。其中以英国的媒体最为典型。一方面，英国大力赞扬奥巴马的正面作用，并试图以此进一步削弱联合国的作用。另一方面，对减排量太小，推出Miliband(能源与气候变化部长)、Lynas(英国人，由欧盟付钱作为马尔代夫代表参会)等人大造舆论无端指责中国要为此负责。
同时，现在一些作为气候变化受害者的小国和弱势群体，以及自认为和他们站在一起的NGO，也开始大力谴责协议。他们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一部分把火力集中在美国和西方，也有的把所有参与的26国都一起谴责，更有人指责参与协议的基础四国出卖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欧洲内部关于哥本哈根会议的评价也开始有种种不同声音，如果操作得法，也许可以引导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政治变化，但其前提条件是基础四国不要因为哥本哈根协议和美国绑得太紧，下面会详细分析这一问题。
哥本哈根协议现在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情况是不死不活，“被注意到(being noted)”，在1月31日之前由每个国家自己决定是否承认和愿意签署(sign onto it or not)。
现在摆在被胁裹进参与起草的基础四国面前的问题，就是签还是不签这一个两难，以及如何签，在什么样的前提下签。在我看来，签的结果是：
1、落实了在协议中对发达国家的单方面让步。
2、依然会继续受西方媒体攻击，被欧美当作哥本哈根协议不足之处的替罪羊。在西方生活有年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温良谦恭让不会被感激，只会被得寸进尺。这一次已经有了前车之鉴。中国拿出最大诚意，提出了40％～45％的强度减排目标，其力度之大连许多欧美相关专业人士也不得不同意：比如在12月16日的一次讨论会上，英国气候大使JohnAshton就承认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某些方面规划目标已经超过欧盟现有规划。但是西方依然找到种种借口围攻中国。
3、作为气候变化受害者的小国和弱势群体，将更多的把中国和美国做为他们共同的施害者加以谴责。
4、基础四国本身也会因为西方实际减排量太少而深受其害。中国和印度都是气候变化十大受害国之一。因为气候变化，喜马拉雅冰川群是世界上消失速度最快的冰川，许多冰川的消融之迅速达到了每年15～25米。随着这些冰川融化甚至消失，水资源减少并且降水变动性的增加，中印两国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已经在恶化中。空谈两度，但实质上直奔3～4度而去的哥本哈根协议，将使这个问题雪上加霜，也是对已经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广大农村的弱势群体利益的过大损害。
5、落实了基础四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卖”，失去盟友，制造可能的敌人，对下一步谈判非常不利。对一些碳排放很低，但深受全球变暖危害的小发展中国家，承认这样一个口头上说力争全球升温不到两度，但实质上直奔3～4度而去的协议，将是对他们利益极大的侵害。本来这些国家更有可能和基础四国联合要求欧美深度减排，同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和资金援助力度――这是苏丹的立场。如果方法得法，基础四国其实可以争取更多的小国到这个立场，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战，下面一节中有更多分析。但如果通过哥本哈根协议落实对发达国家的让步，他们对发展中大国失望，同时发达国家减排力度太小已经难以改变，那么他们将来更可能和欧美联手，给发展中大国过大而不公正的压力减排。这将对所有基础四国都非常不利。
6、欧美将利用基础四国对协议的支持进一步削弱联合国，把谈判重点更多的转移到双边或者经济大国论坛(MEF)之类更方便其施加强势力量的场合，这同样对基础四国不利。
如果不签，结果是：
1、协议中的让步作废，到墨西哥重头再谈――这应该不是坏事，无论是对让步太多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对许多因为减排力度太小而失望的环保主义者。
2、继续受西方谴责，但和签的结果没有本质区别，顶多是挨骂的方式有所不同。
3、气候变化受害者的小国和弱势群体，有更多的理由把中国和美国分别对待。
4、不会失去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盟友。
5、需要对参与协议起草、而不是像苏丹那样出走
做出解释。这个应该不算太难，正如南非代表所说这个协议是奥巴马总统的提案，尽管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参与帮助了起草，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一定全盘同意和愿意签署。这也是谈判现场的事实。欧美一些媒体这一次极力打造G2印象，这其实是把中国架到火上烤，让我们和美国分担失败的责任，对中国不利。我们应该把事实说清楚，其实许多事情是美国主导，中国并没有参与共谋――比如基础四国首脑会被奥巴马强行打断就是明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打破欧美媒体打造的G2虚幻光环，也符合我们一向韬光养晦的外交传统。
两相比较，个人认为不签可能是更好的结果。
中国可以做的实事和公关
一方面，中国要有西方舆论攻势的思想准备――反正不管做什么都会被西方主流媒体找到理由谴责，那就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坚持我们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怕挨骂。但另一方面，也要改善公关，把立场明确友善地表达出去，尽量建立广大的统一战线。
1月31日之前中国如果不签哥本哈根协议，西方估计会发动下一轮媒体攻势。中国可以做出以下应对：
1、团结好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支持他们坚持立场，反对哥本哈根协议出台的不透明、不民主，强调西方减排力度不够，技术和资金转移不足，等等。
2、凸显中国作为气候变化受害者的一面，比如青藏高原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冰川消融、草地退化，宁夏等地由半干旱向干旱发展，等等。指出接受一个实质上全球升温远远超过2度的协议将极大的损害中国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
3、中国可以考虑建立中国气候基金(China Climate Fund)，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适应。中国做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但本身要大力减排，现在也有能力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一份贡献。同时，中国超过两万亿的外汇储备与其大量放在美元债券上缩水，拿出其中一部分投资于中国气候基金可以是更好的选择。这可以帮助中国的低碳技术和企业(风能，太阳能热水器和发电，沼气池，等等)走出去，同时资金和技术支援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和环保的双重目标。这是真正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赢的事情。
基础四国谈判策略的可能改进
谈判期间，图瓦卢、马尔代夫和苏丹三个小国强烈要求1.5度，在谈判中起到了四两拨千斤而又截然不同的作用，值得我们深思。
图瓦卢在谈判前期提出1.5度目标，被西方用来大力打压基础四国(要求发展中大国同样有国际减排目标)，让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观察者都怀疑该国代表(此人英国律师，出身绿色和平组织)是否代表西方利益。但在奥巴马推出糟糕之极的哥本哈根协议之后的大会讨论中，图瓦卢代表第一个站出来大力抨击。他引用圣经故事，说正如犹大被许以30金币出卖耶稣，他现在也被许以30金币出卖国家，但他的良心不容许他做出犹大的选择。如此有原则有尊严的争取生存权，值得尊敬。图瓦卢为了自己的生存权，至少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高标准严要求，所以现场大量发展中国家代表为他鼓掌：包括有不计前嫌的基础四国代表团成员。确实，当时的情况下图瓦卢站出来质疑美国以及哥本哈根协议的道德合法性，发出了对气候变化问题责任很小、但却深受其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的真实声音。
而另一个小岛国则完完全全被西方收买用来打击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样在最后讨论期间，这个国家的代表先是声泪俱下地讨伐某些发展中国家(暗指中印)只肯2度，而不是1.5度，置小岛国生死不顾。但马上又说奥巴马领衔的哥本哈根协议，尽管也只是2度，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开端，恳请大家一定要通过。前后一分钟内自相矛盾都不带起承转合。
前面也说了，奥的两度完全是画饼充饥，根据发达国家自己现在提出的减排目标(比如美国2020比2005减14％～17％)，全球升温现在是直奔3、4度而去。该小岛国如此裸地被西方当枪使，对中印高标准，对西方低标准，冠冕堂皇言辞之下出卖本国人民(3、4度状况下该国早就不知道淹到哪里去了)，现场为他鼓掌的大都是发达国家代表，也是事出有因。当时欧美一些代表立刻跟进，给哥本哈根协议大唱赞歌，一度现场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
也许有人会说图瓦卢等小岛国都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提出了要求，它们对发达国家持何种立场已经不重要，未必如此，看看苏丹就知道了。
苏丹这一次对维持77国团结极为重要。前期欧美用图瓦卢打压中印，是苏丹大使Lumumba站出来强力反击，指出欧美政府以及一些西方NGO试图把发展中国家分而治之，把危害控制到最低。其实，苏丹也同样要求1.5度，但苏丹同时大力强调公平原则，说1.5度意味着西方应该2017年减52％，2020年减65％，2030年减80％，2050年100％以上(不但减到0，而且要有碳汇)。而且西方除了自己做这些，还要大力对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
图瓦卢被欧美拿来打击中印，但其实它只是要求全球减排力度大，并没有像某小岛国那样自己跳出来帮助西方把减排责任的大头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而且最后是图瓦卢自己站出来反击欧美。这样比较中立的立场，如果基础四国和它真诚沟通，可以把它更加拉向苏丹立场，要求大力减排的同时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统一战线。这些小国，只要不是像某些小岛国那样完全被西方收买，他们自己或者稍加沟通就明白，他们要求西方国家强力减排的立场，只有和基础四国联合才有实现或者至少部分实现的可能。
发展和减排，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中印两国，由于国内发展的巨大压力以及西方技术转移口惠而实不至的现实，都把这个妥协点选在了两度，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在谈判策略的操作上，可以更加灵活一些：苏丹1.5度的表述方式，不但不损害发展中大国利益，甚至可以互补。比如在技术转移的谈判方面，苏丹和图瓦卢等小国如果利用其道德优势挑战西方知识产权制度实质上造成的知识垄断，将会是对基础四国立场的巨大帮助。这些小国也能够明白这是真正的互惠互利：许多西方高价的环保技术，只有经中印等大国消化和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后，才有可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负担。
现在有不少最前沿的减排科技，由于其过于高昂的专利费用，使用范围往往局限于西方。全球变暖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挑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创造来消解危机。如果有更多的环保和减排技术能够向公共领域开放，全面推广，对全人类都是共赢。但目前的西方知识产权制度，造成知识和科技过分商品化垄断化，这是气候谈判中技术转移问题进展微小的本质原因。要打破这个僵局，需要发展中国家结成统一战线，同时和西方国家中的进步力量联手，共同挑战西方大公司和大财团所坚持的知识垄断。
另外，一些人把气候变化简单地理解为阴谋论，由此认为基础四国的谈判底线只是不被逼减排更多就行，
哪怕为此放纵美国的不负责任，个人认为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前文以及提到，中国和印度都在气候变化十大受害国之中。在青海、宁夏、云南等地，本人都看到，了解到了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国内林而达等专家，这方面更有系统而详细的研究。中国政府的强力减排措施，绝不是某些人理解的做做样子对付外界压力，而是因为政府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中国发展的严重威胁。
哥本哈根协议空谈两度，但欧美短期减排承诺如此之小，不但抵消了中国减排的巨大努力(相比之下中国现在的减排力度不小，欧美都不得不承认，所以这一次只好在MRV上做文章)，而且实质上直奔3～4度而去，中国将因此受到的气候变化危害将大大加剧。尤其是农业方面，可能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造成难以应对的威胁。林而达、居炜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全国平均温度升高2.5～3度之后，气候变化将导致我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产量持续下降。在温室气体高排放情景下，中国基本粮食供给可能在2030年前后出现缺口；在中低排放情景下，基本粮食供给将不存在问题，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粮食需求仍将可能无法得到满足。而世界粮食市场稻米年交易量只是中国年消费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中国粮食供给因为气候变化等原因出现大的缺口，从世界粮食市场购买只怕也是杯水车薪。
美国人少地多，农产品过剩，所以这方面它短期内不在乎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人多地少的中国粮食安全至今仍然是紧平衡，农业方面丝毫疏忽不得。如果只是为了中国自己有足够的碳排放空间而对美国以及美国带动的整个西方减排力度太小有所纵容，只怕是过于短视。
所以基础四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应该立场，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尽量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相对公平的碳排放和发展空间――这方面做的不错，另一方面是利用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强大的国际力量，合纵连横，要求西方尽量减排，同时加大资金和技术转移，在要求发展中国家足够和公平的碳排放空间同时对美国减排力度太小不能纵容――这方面做的不够。
这两方面的诉求，看似矛盾，其实对立统一，如果操作得当其实可以互补。
据了解，这两方面的不够平衡，已经在印度国内引发争议。其政府内部和NGO圈里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批评印度首席代表为了基础四国自己足够的排放空间过于忽视全球减排量(尤其是放纵美国方面)，实质上是忽略了印度国内大量因为气候变暖受害的弱势人群。同时因为印度人均排放大大低于中国，NGO圈中有人已经开始提议推动将来在谈判中将中印分开处理。印度国内这种试图和中国分道扬镳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只怕危害不小：这正中西方分而治之的下怀，将不利于中印两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
国内潘家华等专家碳预算、碳公平方面的工作，也许可以进一步完善和推动成为中国谈判正式提议(同时和玻利维亚气候债的提议互为补充和呼应)，促进上述两方面诉求的对立统一。
G2虚名之害
美国在气候谈判方面一直以来力图打造并相当成功的G2印象，这一次让中国受害不浅。本来，中美做为两大排放国，在减排技术方面当然应该大力合作，但在谈判和政治方面，中国一直坚持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和原则下的多边谈判。可惜，中国的这个立场，被美国政府、媒体以及一些其支持的NGO刻意抹杀。美国这一策略，这一次收获甚丰。哥本哈根进展微小，实质原因是美国毫无减排诚意，并引发西方国家向底线赛跑(race to the bottom)，但被西方媒体成功地扭曲报道为中美之间的僵局才是问题的焦点。中国很难左右谈判期间议题(比如中国关心的技术转移问题完全被美国阻止得毫无进展)，却被拉入G2陪绑，有苦难言。
美国的下一步，自然是继续削弱联合国，把谈判重点进一步转移到双边或者经济大国论坛(MEF)等更有利于美国施加其影响的地方。中国要避免继续受害，必须对此做出应对，更加清晰地表述对联合国多边原则的支持，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和美国划清界限。
欧洲这一次多少也有苦难言。其环保和减排诉求被美国大力削弱，尤其是丹麦主办方不得不多次扭曲或违背联合国规则以求迎合美国，丑态百出。欧洲关于哥本哈根有种种不同声音，基本上都承认失败，有批评中国的，也有批评丹麦的，欧洲的，美国的，不一而足。英国作为美国喉舌大骂中国，多少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英国的根本利益，究竟是和美国一致，还是和欧盟一致，其自身定位一直犹豫不决，所以这一次作为美国出头骂中国也是表现之一。所幸欧洲其他国家并没有全力跟进。其实，欧洲在过去几年气候政治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严重不足。欧洲做为发达国家减排努力的先行者，中国做为发展中国家减排努力的先行者，应该通力合作共同向没有减排诚意的美国施压，并由此推动全球的减排行动。而且欧洲短视地没有看到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共同点，也不仅限于气候政治：比如在这一次的经济危机中，欧洲如果和中国合作，可以推动国际金融秩序向更公平、更有利于双方的方向转化。
这一次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有助于欧洲部分有识之士看清欧洲的错误，反思并调整方向。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欧洲人至少对这类批评更有开放心态。但如果中国为了G2之类的虚名，继续和美国捆在一起，将不利于欧洲心态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化。
NGO内部的争论与走向
在气候方面做工作的世界各地NGO组织，有各种不同的联盟和网络，其众多的成员里聚集了相当一部分专家，多年来紧跟谈判，专业分析能力相当强，还有不少人是各国专家团成员。同时不少NGO善于公关，对媒体影响力不小。所以公民社会在谈判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些国际大型主流环保NGO，在多年与欧美政府既对抗又合作的过程中，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公平问题，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如何理解等――不断让步，有时候甚至到了对欧美政府小骂大帮忙，联合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地步。公民社会中就此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在巴厘谈判期间就已经达到白热化地步。当时在一次NGO闭门会议上，一位印尼NGO活动家质问多名西方NGO关键人物“你们和西方政府联手，要求中印大力减排，对此我没有异议。但我不满你们的双重标准，你们为什么不也和77国联手，对美国施加同等压力?如果发展中国家的NGO能够让中印的自我减排目标达到京都议定书和IPCC建议范围的上限，你们发达国家NGO能不能保证美国减排目标也达到类似的上限?”这个问题问得西方NGO领袖哑口无言。一语成谶，这次基础四国提出的自发减排目标都达到IPCC所建议的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比BAU(business as usual，一切照常)减排15％～30％的上限，而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量远远低于WCC所建议的2020年比1990年减排25％～40％：美国只有3％～4％，发达国家累计只有8％～12％。
奥巴马上台，许多环保组织对美国新一届政府寄予厚望。但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在NGO的内部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坦言失望，认为新政府比起布什政府换汤不换药，并无实质性改变。但同时不少人强调奥巴马至少名义上关注气候变化，NGO应该与其合作而不是对抗。出于这种策略上的考虑，不少NGO尽管内心失望，却依然替奥巴马摇旗呐喊，对外宣传的和内部评估并不一致。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公民社会内部一直存在着极大争议，包括对哥本哈根协议本身的评价。一些主流环境组织试图继续为美国和哥本哈根协议涂脂抹粉，但不少组织和个人直言哥本哈根失败，并指出一些主流环保组织对西方政府妥协太多，放弃公平原则，对美国的问题视而不见，也是哥本哈根失败原因的一部分。更有组织重新提出“没有公平，就不能实现环保”的议题，提出环保运动需要反思自身的问题。
哥本哈根失败了。失败本身并不可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可以为走向成功做准备。比失败更糟糕的是一定要把失败伪装为成功。是否直面失败，以及反思环保组织在其中的作用甚至错误，是现在公民社会内部争论的焦点。
哥本哈根协议范文第8篇
被称为童话故乡的丹麦没有再续写精彩的童话。
2009年12月19日下午3时30分左右,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经过11天连夜鏖战,各国代表仅以一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遗憾收场。对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哥本哈根协议》将是一个不可或缺开始,我们将努力在2010年尽快达成一份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协议。”
世界各主要媒体亦多表失望。英国《卫报》的标题是“哥本哈根会议以失败告终”;《纽约时报》认为,许多目标并未达成,富国穷国都不满意;《巴黎人报》说,哥本哈根会议的历史定位将是“一次错失的良机”。
《哥本哈根协议》了无新意
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能给世界带来曙光。电影《2012》在看过的人心目中都留下特别的情结,它让人们看到了最不愿看到的“绝望”和冰冷的“自利”。本次会议在无休止的分歧争端中,展示的只是一个微小侧面。
围绕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到底该怎样分担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问题,全球已经形成了三大阵营:一是欧盟;二是以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三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在内的77个发展中国家。
《哥本哈根协议》是三大阵营博弈的结果。从协议文本的内容来看,其主要功能在于重申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以及一系列会前即已提出的中长期目标。协议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但并未规定具体各国的减排量,只是要求各国在2010年1月底前向联合国申报减排目标;协议沿用了此前提出的到2020年发达国家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援助的中期目标,但没有规定各个国家的出资份额;协议规定未来三年,发达国家将提供3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其中欧盟出资106亿美元,日本110亿美元,美国36亿美元;此外,根据协议,发展中国家需要每两年向联合国提交报告,汇报减排进展,并接受一定程度的国际监督。
显然,这样一份语焉不详且不具法律效力的协议很难取悦国际社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行动负责人吉姆?卡斯坦恩地尖锐指出,哥本哈根会议几乎是在老调重弹,经过两年的谈判,我们现在只得到了一个无力的协议,“距离完全失败只有一步之遥”。
77国集团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对发达国家在本次会议上缺乏诚意大为不满。绿色和平组织全球执行干事库米?奈都批评这份协议“雄心不够且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这次失败主要是由富裕的发达国家造成的。同时,对于气候变暖,发达国家也应承担最大的历史责任。”
2020年减排目标越来越模糊
世界各国的在本次气候大会上都努力盘算自己国家的“得与失”,使得《哥本哈根协议》无法达成具有法律意义、让多数国家满意的协议,致使2020年的减排目标没有达成应有的目标,被视为一纸空文。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度减排。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此次会议上表示,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中长期行动规划要求,到2020年,发达国家至少要减排25%～40%,中国和G77要求发达国家至少减排40%,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小岛国则要求发达国家至少减排45%以上。因为发展中国家首先是要发展,要有发展与排放的空间,发达国家必须给发展中国家将来的发展和排放腾出更多的空间。
不过,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作出的口头承诺仍远远不够,在减排问题上态度比较积极的欧盟的中期减排目标也只有30%,而且还表示不是无条件的。美国方面,总统奥巴马的承诺估计也是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与1990年的基准相比,则更加低。加拿大方面,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就目前发达国家所作的承诺而言,作为一个整体,离到2020年减排25%的最低目标仍然有距离。
倒是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没有到位的前提下,积极采取减排行动。印度、巴西等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也都相继提出了国内减排的目标。中国政府更是负责任的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中国在1990-2005年间,单位GDP的能耗降低了47%。
世界或将面临大规模气候移民
“气候移民”的话题在此次气候会议已被强大的“争端”淹没。或许人们只把它当做猜测,或当做“一种说法”。但真是这样吗?国际移民组织(IOM)告诫说,“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已在全球范围引发迁徙或转移,世界必须为因发的移民群大规模增加作好准备。”发出声音的这一天是12月18日,是气候首脑会议的最后一天发,也是国际移民日。
IOM负责人威廉?莱西?斯温说,专家们仍在苦苦估算全球因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而选择或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数。来自亚洲、非洲、中美洲和拉西美洲战乱地区的大规模移民也将会对发达国家机构重大挑战。
往前推半年,也就是2009年6月1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二轮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谈判上,来自国际关怀组织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共同进行的一份研究报告《寻找避难所:绘制气候变化导致人类迁移和重置的影响》称,全球变暖将使人们不得不离开原有的家园,并将导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到2050年将有2亿人口因为环境压力而不得不进行迁移,而有些预测的数字则高达7亿人口。
对这一现象,民间相关科学研究机构已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联合国大学的可可?华纳说,上述报告的研究者对23个国家的2000多位移民进行了移民目的调查,结果十分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即环境压力已经成为人们迁移的主要原因,而且它将成为“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在这份报告中,研究者分别对大河三角洲居民、沙漠居民以及岛国居民进行了研究。这些地区的居民分别会遭受到冰川融化、日益干旱以及海平面上升的影响,甚至会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整个国家。该报告说,如果海平面上升两米,就会有40个岛国全部或部分消失。在印度洋中由1200个珊瑚环礁构成的马尔代夫已经计划放弃一些岛屿,并在另一些岛屿上建设防御工事。而且,该国已经很有可能要将所有30万人口迁移到另外的国家。同时,喜马拉雅山脉融化的冰川引发频繁的洪水,并危及到恒河、湄公河、长江和黄河河谷。这些地区共有14亿人口,占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将近1/4的人口。报告说,当季节性冰川径流不再流入这些河流中时,又会出现干旱。在墨西哥和中美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干旱和飓风就已经导致人口迁移的现象发生,而且这种情况还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哥本哈根协议范文第9篇
3月1日,全国政协举办学习讲座,邀请中国气候谈判首席谈判代表解振华作有关报告。再次显示中国对气候谈判的重视。
已经提出辞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长德波尔说,迄今已有109个国家就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发表的《哥本哈根协议》向秘书处作出积极回应,其中包括中国。
2010年联合国首次气候变化谈判将于4月9日在德国波恩举行。此外,联合国计划今年再组织两次主要谈判,一次于5月31日至6月11日仍在波恩举行,另一次于11月29日到12月10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
2010年的三场气候会议,最具挑战性的还是年底的坎昆峰会。目前,人们对坎昆峰会最为关注的有五大疑问。
疑问一:会议程序能否透明?
在联合国内,各国代表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下一步气候变化谈判的程序。发达国家坚持认为应提高谈判的效率,继续以小团体形式进行谈判。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认为气候变化涉及每个国家的利益,必须保证所有国家的参与性才能保证最终成果的公正性。
哥本哈根会议最为人诟病的就是程序问题。有专家认为,这既与东道主丹麦想青史留名而试图主导会议进程有关,也与哥本哈根会议期望值被无限拔高有关。根据联合国议事规则,如果某国代表要求就程序发言,会议主席应马上请该代表发言。
2009年12月19日凌晨4时,部分对“协议”不满的国家要求就会议程序问题发言,但丹麦首相拉斯姆森置之不理。某拉美国家一位女代表情急之下,拿出刀子将自己的手指割伤,并愤怒地说,“难道你们只有在看到我们的鲜血之后,才能重视我们的要求吗?那现在我就让你们看一看!”会场顿时乱作一团。
目前,坎昆峰会的东道国墨西哥正在紧张地与各方接触,期望从中找到既可以发挥最大作用,又不违反议事规则的捷径。但事态如何发展,气候会议是否会再出现血淋淋的场面,值得关注。
疑问二:联合国能否发挥关键作用?
2010年,在潘基文的日程表上,气候变化仍是头等大事。他不断与各国领导人会晤,推动谈判进程取得进展。但潘基文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最终坎昆会议的结果会不会还像去年哥本哈根会议那样饱受争议,最后使秘书长成为大家指责的对象?
在2009年初联合国施政报告上,潘基文把2009年称为“气候变化年”,发誓要在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推动各国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为此,他奔走南极、北极,专门考察因全球变暖而导致的冰山融化情况,试图以此唤起国际舆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
潘基文还任命了数位前国家领导人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特别代表。特别代表的任务就是说服各国领导人提升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从最高层面推动气候变化议程的进展。但哥本哈根的谈判进程令秘书长一直焦虑。他数次与各国领导人、东道国领导人进行沟通,试图借自己的影响力劝说各国做出妥协、让步。
当最后的协议出来后,潘基文非常兴奋,但他没有想到拉美部分国家对此并不买账。因为协议从实质、程序上来看,都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当拉美代表血溅会场后,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要求东道国领导人出面,直接跟部分拉美国家领导人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与合作。但这一要求未能获得东道国的认可。
万般无奈之下,秘书长本人出面,逐个与反对协议的国家领导人面谈,甚至就会议出现的程序问题向对方道歉。2009年12月21日,当潘基文在联合国大楼内向各国代表介绍哥本哈根会议情况时,面对部分国家的指责,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疑问三:欧盟是否会被美国继续代表?
哥本哈根谈判的失败方中应该包括欧盟。
欧盟向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积极,当前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欧盟在主导。客观地讲,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履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上比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做得好。所以,欧盟也一直认为自己最有资格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言。
但欧盟的实力不是美国的对手。在谈判中,也只能看美国的意愿行事。美国认为,当前的国际合作框架不公平,没有纳入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大国,如果希望美国加入强制减排的话,必须要求中国、印度也一起加入。为此,欧盟便不遗余力地帮着美国向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施压,要求他们也加入强制减排,而全然不顾既有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此外,欧盟早早宣布,欧盟在2012至2020年间的减排承诺为20%,还表示,如果其他大国都加入减排,欧盟愿意把这个指标提高到30%。临近哥本哈根会议时,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奇等相继宣布了提供资金等政策,试图从多个层面主导国际谈判的进程。
鉴于此,欧盟以为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果――最起码取得如欧盟所愿的成果,应该问题不大。但没有想到,会议开始后其进程便完全脱离了欧盟操控。首先,丹麦、英国等组成的“哥本哈根承诺小组”起草的谈判文案遭拒绝。欧盟广受批评。到会议最后时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会谈时,向四国领导人拍胸脯保证,他可以代表欧盟的意见,如果他与“基础四国”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他说服欧盟各国领导人没有问题。于是,本来希望压服美国的欧盟被美国“代表”了。
会后,欧盟各国领导人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但又不敢指责美国,于是找中国发泄,指责中国应为哥本哈根会议未达成如期目标负责。不过,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域努力多年,基础雄厚。在新一年里,欧盟应该会吸取哥本哈根的教训,免得再被甩到一边。然而,谈判现场瞬息万变,欧盟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仍是未知数。
疑问四:美国是否会再出风头?
美国国会的态度将直接决定奥巴马政府在国际谈判上的表现,而2010年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年。每到选举年,美国国内政治趋于消极。已有消息人士指出,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气候变化法案的可能性为零。
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以来,美国的消极表现就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而奥巴马上台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希望。奥巴马宣布的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的指标,虽然离《京都议定书》和国际社会的期望值都相距甚远,但比布什政府姿态要高一些。不过,美国国会的态度非常明确:不能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和印度必须跟美国一样强制减排。没有国会的合作,奥巴马将一事无成。
《哥本哈根协议》让奥巴马赚足了分数。虽然最终大会没有通过这个协议,但协议毕竟使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自愿基础上参与减排,这将对美国政府推动国会改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完全取消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的有区别的责任,而且对经济发展不产生任何影响,恐怕任何国际协议都不会取得这个效果。
疑问五:中国会否进退为难?
在排放总量上,中国已逼近美国;在人均排放量上,中国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强制减排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与此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也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同时,美国已把国际社会的目光全都聚到中国身上:只要中国参与减排,美国就参加。可以说,全世界都在瞩目中国。
2009年9月,奥巴马在联合国老调重谈,联合国大会厅漠然。中国国家主席走上讲台后宣布四项措施时,各国领导人沸腾。美国媒体异口同声称赞中国。早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中国政府宣布的减排指标已与发达国家做出的承诺不相上下。
然而,发达国家认为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多。在减排审核机制方面,某些国家对中国抱有误解,心存疑虑。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有些国家要求中国自主减排目标应接受国际核查。为了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中方强调已经将减排行动写入《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受国内法律和舆论监督。同时,中方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改进减排信息的披露方式,增加透明度;也愿意自愿地、主动地做一些说明或澄清,可以考虑与各方进行国际交流、对话和合作。
这些表态体现出,中方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为达成协议,在非原则性问题上,也需要有“妥协”精神。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妥协,正是展现了参与全球气候行动的最大诚心。
哥本哈根协议范文第10篇
10月4日至9日,联合国气候谈判今年第三次会议在中国天津举行。这是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坎昆谈判之前的一次关键会议。
坎昆会议能否沿着巴厘路线图,完成哥本哈根未竟之事业,在2012年年底《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之前,续以新的协议,保护全球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成为今年以来人们关注、频繁发问的一件大事;天津会议要为坎昆的谈判定基调,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坎昆谈判走向。
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以东道主身份主办气候谈判。尽管这只是坎昆谈判前的一系列准备会议之一,但是各国都生出额外的好奇:中国为什么要主动承办?是为了影响哥本哈根之后的国际舆论,还是向世界表示中国走低碳之路的决心与成绩?大家对东道主为中国的这次会议,期望的是怎样的一个结果?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分别于6月、8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另两次谈判中,基本的努力方向就是把在最后一刻夭折的《哥本哈根协议》带回谈判桌。但收效甚微,两度提议都遭到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等产油国的强烈反对。会上,沙特阿拉伯的铭牌被暴怒的环保分子扔进厕所马桶,并拍照公诸互联网。《哥本哈根协议》中各国将各自减排目标在联合国合法化的内容,也被否定。
不过,在6月有争议的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主席草案,在8月毕竟有了进展,一份70页的文案获得通过。这个文本为12月坎昆气候变化大会所准备,其中包括有数百个括号说明,实际上也就有了众多的谈判备选方案。
而天津谈判的内容,便是期望逐步去掉这些括号说明――从根本上说,是进一步淘汰目前为数众多的备选方案,以使坎昆谈判能够在一个可执行的范围内进行。
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特设工作组进展缓慢,发达国家减排行动没有新的承诺,灵活机制也使碳市场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天津会议如约而来,谈判的艰难也如期显现。一个个谈判小组相继进行磋商,来自190多个国家的代表竞相发言,然而结果悬而未决。各国代表们的每一轮发言,都伴随着多种问题的出现,会议时间总是不够用,会议主席不得不一再建议各方代表增加新的会期,继续磋商。
大部分与会国家都表示,天津谈判尚未、也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大使黄惠康在会上表示:“我们非常担忧气候谈判进度如此缓慢,我们希望加快谈判进度,但是目前的情况令人失望。”他表示,问题在于有些国家想消除双轨制,抹煞《京都议定书》。他说,中国在气候谈判的基本原则上决不会妥协,在双轨制上也决不会妥协。
一位新西兰代表表示,他们需要看到更加清晰的条款, 才能考虑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南非代表说,我们似乎没有足够的空间达成一些共同决定,希望增加会谈时间。
但天津会议时间有限,剩下的问题,只好交到坎昆去解决。这份文案,注定要带着诸多的括号走向坎昆。
世界似乎尚未从哥本哈根的打击中恢复元气。其实,人们知道,推动下一轮谈判最根本的动力来自美国。去年,人们曾美好地想像:各国乘势在哥本哈根达成框架协议,奥巴马行政当局回国后,今年上半年参议院通过气候法案,并通过与众议院先前通过的法案整合,形成美国国内法,然后继续为哥本哈根框架添加骨血,在2012年年底前由各国签署,2013年生效。
但事实并不如人所愿,哥本哈根链条一经断裂,便不知何时能再续上。
而美国就是那根穿起零落珠子的线。有谈判经验的人都知道,谈判的成功往往不是对努力工作的回报,而是一旦形成气势,便势如破竹。然而在通过医疗法案和银行法案之后,奥巴马总统的政治资本似乎已经耗散大半。参众两院中期选举后,美国国内反倒没有了气候立法的日程期待,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会轮到气候。
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坎昆,谈判路途依然艰难;甚至较哥本哈根还要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