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说起

中文提要：

在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甚嚣尘上的今天，毫无疑问，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着人类未来的福祉和命运。因此，气候变化问题本应是最能体现全球概念的“全球化议题”。虽然为了人类的未来，国需要作出不同妥协甚至牺牲，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但是从冗长的会议时间、争论不休的会议现场以及最后艰难达成的协议可以看出，这次大会更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势力竞相显示姿态的“国际舞台”。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在“气候政治的战场”上的博弈远没有因为会议的落幕而结束。事实上，无论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整个博弈的过程蕴涵着今后较长时期内南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路径。

当气候变化问题从一个“科学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时，其背后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的角力，是发展中国家在打破国际旧经济秩序道路上的新挑战。虽然在哥本哈根这一回合的博弈中，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意愿声明，但还是可以说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艰难中前行。

在这场没有结束的博弈中，无论是南北对话还是南南合作，如果都一味强调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那么，各国就会为了实现本国利益而置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于不顾，将出现的是“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而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就是对国家的挑战。

关键词：

气候政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对话合作全球化

一、引言

2009年的冬天，一场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气候谈判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上演。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型会议齐聚了超过85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多达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见证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以及最后阶段《哥本哈根协议》艰难出炉的过程。

在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甚嚣尘上的今天，毫无疑问，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着人类未来的福祉和命运。因此，气候变化问题本应是最能体现全球概念的“全球化议题”。虽然为了人类的未来，国需要作出不同妥协甚至牺牲，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但是从冗长的会议时间、争论不休的会议现场以及最后艰难达成的协议可以看出，这次大会更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势力竞相显示姿态的“国际舞台”。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在“气候政治的战场”上的博弈远没有因为会议的落幕而结束。整个博弈的过程蕴涵着今后较长时期内南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路径。

二、“气候政治”的背后

从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再到2001年美国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一个“科学问题”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气候政治”。

在这场全球性的“气候政治”博弈中，要达成一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协议就无法绕过下列问题：

第一，发达国家2020年减排目标，即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在2007年“巴厘路线图”中作出的“在2020年应比1990年至少减排40%”的承诺。目前，仅有挪威承诺2020年比1990年减排40%。欧盟承诺到2020年比1990年减排20%，日本承诺25%，但美国只承诺4%左右”。①

第二，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减排问题。这些发展中大国正处于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之中必然导致能源消费的增长幅度大。对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它们不具备承诺绝对量目标和排放量峰值的准确时间。

第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必需的技术和资金来源。由于发达国家对于气候变化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不仅要率先减排，而且要在资金和技术上等方面基于发展中国家必要的支持。但是发达国家却雷声大雨点小。

第四，气候变化谈判的框架和原则。2009年9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谈判中，欧盟等国家主张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分别举行谈判（即双轨谈判）合并成一条轨道，试图彻底抛弃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减排目标的《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重新谈判制定一项单一法律文件，试图抛弃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2012年以后为发展中国家设定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要求它们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减排责任。

而在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美国和法国已经先后提出了以征收“碳关税”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所谓征收“碳关税”，是指发达国家提出的对高耗能进口产品征收的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碳排放问将温室气体排放缩小了一项具体的指标上，但其实质上还是发展问题。因为减排额度的大小与一国的各项经济指标紧密相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和利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按照《京都议定书》“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温室气体排放额度。因此，显而易见，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围绕“低碳”这一关键词构筑新的经济秩序。对于以“高碳生产”为特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就意味对它们设置一道冠冕堂皇的贸易壁垒。这不能不说是发达国家打着“绿色环保”旗帜下经济霸权的新形式。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将成为气候变化的核心议题，关于这些议题的协商成果将对国际金融体系带来巨大改变。” ②“气候政治”的背后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的角力，是发展中国家在打破国际旧经济秩序道路上的新挑战。

三、“气候政治”下的南北对话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间的关系通常使用“南北关系”这一地理政治概念。在南北关系中政治和经济是两条主线。“南北国家之间实力不等、利益不同，在它们的关系中既存在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也存在依存与合作的一面。”③

南方国家在经历了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后，从北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逐步成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独立一角。但是南北国家间围绕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发达国家利用其现有优势地位维护在现有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国家利益。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国际秩序中“游戏规则”制定权的诉求。独立后依旧不平等的地位使得发展中国家能要求打破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冷战结束后，东西关系朝着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方向发展，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在经济领域中，南北国家间存在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而随着全球化脚步的加快，南北关系在矛盾斗争的同时，依存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在推进南北对话过程中，欧洲共同体国家推行现实主义的、开放的南北政策，支持和参加南北会议。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普遍优惠制度，在国际贸易中第一个实行“非互惠”原则。《洛美协定》的签订为南北关系开创良好的先例。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国际体系本身存在矛盾。经济繁荣取决于全球化是否取得成功。但全球化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有悖于本来目的的情况。此外，与全球化有关的人几乎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④他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就应该消除世界政治经济间巨大的落差，“有必要使各项国际经济制度适合解决目前的经济与社会课题”。⑤

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而有了更多的对话的基础与条件，但是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这种对话依然充满了不平等。2008年，由美国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实现经济平等，与发达国家国家一道，平等地参与和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决定，行使经济、改革国际贸易制度、取消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的诉求越来越迫切。

因此，原本不分国界的气候变化问题，遇上各国的经济发展及政治考量时，长远的整体利益总是无法超越短期的个体利益。气候谈判表面层次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谈判，更深层次则涉及到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欧美发达国家气候谈判的实质就是试图占有未来新型能源技术和市场，垄断环境容量划分，最终实现对低碳经济的控制。为追逐利益而进行的气候变化问题主导权的争夺也就在所难免。

四、“气候政治”下的南南合作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人们在争执不休的吵闹声中发现了这样一个利益集团――“基础四国”。所谓“基础四国”是指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因四国的英文首字母可组合为英文单词“基础”（BASIC）得名。这四国代表曾齐聚北京，共商这次气候大会上的基本立场。当发达国家抛出“丹麦草案”时，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中印等发展中大国的“三可”承诺（减排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作为发达国家拿出1000亿美元资金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先决条件，试图“分裂”发展中国家阵营时，“基础四国”的出现，再次让发达国家看到了发展中国家“抱团反击”的中坚力量。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面对激烈的争吵，发展中国家抱团取暖以求得集体突围。为南南国家将就共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提供了又一合作典范。

南南国家合作是发展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和实现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也是确保发展中国家公平而有效地参与新兴全球经济的办法之一。

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产生了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但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南南合作的步伐。它们意识到只有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南南合作，增强集体自力更生的能力，并用一个声音与发达国家谈判，才能与发达国家的博弈中保持竞争性。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性南南合作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而且更加灵活。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基础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和巴西都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的领头羊。这些国家连同俄罗斯被称为“金砖四国”。“金砖四国”一词最早由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11月20日发表的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中首次提出。因此，当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国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时候，其分量是不言而喻的。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雷认为，“世界权力分配正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二战以来的美国霸权时代结束了。华盛顿正在上演的疯狂混乱场面标志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终结，那些抵制美式放任做法的市场经济体将最能安然渡过风暴。但显而易见的是，权力正加速流出美国，它的全球领导力正迅速衰弱，而新的世界正悄然形成”。⑥

但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认为，历史上“兴衰史”的教训之一就是大国的崩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们之所以能继续支撑，通常是因为新兴的力量还不知道如何去取代它们。⑦

在保罗・肯尼迪教授在其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将“新兴的力量”定义为未来的世界领导大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和巴西代表着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当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面前形成合力时，也就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博弈中的核心力量。这可以说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分歧中寻求合作的一种尝试。“新兴的力量”正在寻求一种构建新的规则以取代现有大国的“游戏规则”。

当然，在南南国家中，立场还是“多元”的。在这次大会上，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可以细化为“77国集团”（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目前正式成员134个）、“小岛国联盟”（代表43个海岸线低洼的国家）和“雨林国家联盟”（由非洲和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国家组成）三个方阵。但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南南国家的博弈中形成的“中坚力量”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斗争而带来的新气象。

五、结语

今天全球仍有20多亿人以煤炭、木炭、秸秆为主要燃料，有16亿人没有用上电。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安排，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但必须看到的是气候谈判之所以艰难还因为从地理位置来看，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涨，对岛国（图瓦卢、马尔代夫）和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影响比较大。相反，气候变暖将会为一些国家在短期内带来效益。例如俄罗斯和冰岛等国家。全球变暖将使得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被更多地开发利用。更暖和的气候导致冰川融化，使冰岛的水力发电企业生产出更多能量。

因此，解决气候问题贵在将心比心。但在21世纪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原则仍应是至高无上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基于国家而产生的各项国家利益，依然是各国一切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但同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革，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在大踏步向前发展的同时，也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问题的困扰，如气候变化问题、人权问题、和平与安全问题等。这些问题往往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紧密相连，而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地解决，对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来说也是至关重要。

在这场才刚刚开始的博弈中，无论是南北对话还是南南合作，如果都一味强调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那么，各国就会为了实现本国利益而置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于不顾，将出现的是“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而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就是对国家的挑战。

注释：

辛本健.哥本哈根大会要过“四道坎”.载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第1版 2009年

②刘丽娜、李学梅.征收“碳关税”背后的玄机. 载北京：新华网 2009年12月28日

③畅征，刘青建.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P108

④ 、⑤亨利•基辛格.需要增加八国集团峰会正式成员.载日本：《读卖新闻》2008年7月7日

⑥约翰・格雷.美国权力衰弱过程中的崩溃时刻.载英国：《观察家报》.2008年9月28日

⑦保罗・肯尼迪.美国时代终结了吗.载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8年10月11日

参考文献

1、畅征，刘青建.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玉玺.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气候政治”博弈的新起点.载广州：广州日报网站.2009年12月20日访问

3、约翰・奈斯比特（美）.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4、主编李景治，林.当地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保罗・肯尼迪、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6、新华通讯社主办.参考资料（内刊）.2008

7、主编景跃进，张小劲.政治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