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象思维:对新型城镇化的一点思考

摘要：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共识。超越资本逻辑的工业化、市场化需要一种生态型的思维方式。在人类思维方式中，科学理性思维和文象思维具有同源性，表现为以逻辑和语言为思维的基础，同时又具有差异性，表现为科学理性思维是一种陈述性的思维表达方式，而文象思维是一种描述性的表达方式。科学理性思维更注重结果，注重客观规律，而文象思维更注重过程，注重身心与万物的交融。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才真正代表了生态文明的精神和理念。进而论证，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心和抓手在于城镇化。

关键词： 文象思维；生态文明；城镇化

作者简介：赖华先（1976—），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象思维的研究工作。（江西南昌 330077）

一、文象思维的概念和内涵

中国文象思维是人类思维的中间阶段。在人类思维历史中，原始人类的思维称之为“原始思维”或前语言逻辑思维，法国哲学家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通过一种叫做“互渗律”的表象关联原则来进行。“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1]集体表象是原始人类在一定社会组织形态中通过长期的观察对事物进行认识总结的产物。事物自身或事物之间具有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是相互关联的，对此最好的解释比如原始人类的祭祀、宗教、图腾之类。在这种认识方式中，人们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原始人类没有成熟的语言文字，他们交流不一定全部依靠语言文字来进行，但是，在语言文字的形成、成熟过程中，一些辅助的手段比如声音、图像、手势会逐渐让位于一种特定的、约定的符号。这种符号配上固定的声音，就是语言文字的雏形。当语言文字成熟之后，集体表象中的大部分意义会进入其运用当中。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语言文字极易通过国家的功能得到发展和传播。作为一种文化的现象，经验、知识和语言文字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后天的学习过程又总是和当事者的切身体验是密切联系的。因此，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在以语言文字为主要交流工具和知识载体的过程中，“集体表象”、“互渗律”一直如影随行。其实，从原始人类开始到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或者说在以崇尚科学理性精神的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之前，整个人类思维都普遍呈现出重视经验和现象关联的显著特征。

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使得现代科学的各个分支得以建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在英、法、德、美等国家的建立，世界文明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从此，人类思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农业文明时期的整体性、关联性思维向工业文明的科学理性思维转向。恩格斯说：“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2：进行自然科学研究需要一种分析思维，这种思维我们习惯称之为“概念逻辑思维”。顾名思义，概念逻辑思维建立在事物严谨的概念和逻辑之上。海德格尔对“逻各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我们也还能在历史学上确定在场的全部变化，即在场显现为起统一作用的唯一的一，显现为逻各斯，即保存着一切的采集，显现为相，在场，实现，（substantia）实体，（actualitas）现实，（perceptio）知觉、（Monade）单子，显现为对象性，显现为理性、爱、精神，强力意志意义上的自行设定的设定性，显现为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的求意志的意志。在历史学上可确定的东西能够在历史（Geschichte）的内部找到。”3：可见，概念思维习惯于将世界对象化、事物实体化，习惯于从“单子”意义上、从科学实验意义上去将事物进行设定。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人类与自然界“共处”的本质关系。

西方概念思维是建立在西方文明传统的基础之上，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来临，这种思维方式所孕育的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文化形态已经形成了一种“一元”模式，即价值观上强调所谓“民主自由”，政治制度上实行所谓“代议制”，经济上实行“市场化”、“资本化”。这种“一元”模式推行的结果是全世界都在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掌握着世界话语权。他们通过产业转移，将低端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矿产资源方面，他们通过跨国企业控制开采权、定价权；在国际商业贸易方面，他们通过先进的技术、经营管理、垄断扩张等手段来获取商品的增殖收益；在金融领域则将实体经济虚拟化，通过股票、期货、债券等方式获取收益。

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家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反生态的，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4：。《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24日刊登题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超越资本逻辑》一文认为：“摆脱被资本利益引导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成败的关键，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实现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形成新的伦理价值观、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超越当前资本主导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形态。”5：应该说，当代国际社会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意识越来越强，对由“资本逻辑”控制的人类发展生存方式的反生态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清醒，但是，如何超越“资本逻辑”及其科技、知识神话，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改变目前以科学理性思维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对此，郇庆治指出：“在当代世界中，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被公认为21世纪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传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本质或不可持续性已暴露无遗，而同样清楚的是，在从根本上改变智力支撑着现时代的物质主义生存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模式之前，人类很难找到一条通向明天的现实的道路。”6：

要改变智力支撑着现时代的物质主义生存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模式，并朝着生态文明的目标前进，学术界认为目前有两个选择项，一种是生态社会主义，一种是生态资本主义，这是从社会政治制度而言；从更微观的思维方式上而言，资本主义的科学理性思维被证明本质上是反生态的，而作为人类文明轴心之一的中华文明，不仅传统文化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化，而且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也被认为具有建立生态文明的优越性。但是，如何从现代学术范畴的层面定义中华文明的传统思维模式，却仍是一个还在争论和探讨的课题7：。

在吸取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人结合西方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命名为“文象思维”。8：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有：1、人类思维以语言文字为主要的思维载体，同时，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象”；2、“象”是人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象”不仅是直观的物象，由于和语言文字结合，象还延伸到象数、象理、象意、象律等更高层面的认识领域。综合言之，文象思维是一种语言文字和象结合的思维，是一种符号化了的具有在场和相融等意义的思维方式。在人类思维历史中，与概念思维具有同源性，又有差异性，同源性表现在人类思维要以逻辑和语言为基础，差异性表现在思维的表达方式上，文象思维以描述性为主，而概念思维以陈述性为主。

二、文象思维与生态文明

人类思维具有同源性，那就是以逻辑和语言为基础，但是不同的文明造就了不同的思维表达方式。概念思维以陈述性的表达方式为主，而文象思维以描述性的表达方式为主。从语言学角度来说，任何语言在它的起源阶段都是在形象化的语言符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成语言文字的。比如英语语系中的“W”象水波的形状，“A”象拉弓射箭的形状等等。由这些具有象形意味的字母组成词根，然后再组成各种单词。但是，由于英语是表音文字，其字母的组合千变万化，客观上也只能是一种记号或符号，有约定性和设定性。因此，表音文字更倾向于对事物的命名，文字本身和事物并没有直接的形象关联，不象表意文字从文字本身就有形象性和关联性。比如汉字的“六书”，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9：中国的象形文字具有显著的对事物进行描述的特征。事实上，从认识论来说，人类对世界的感知首先要通过人的感觉系统，即感官，经过人类感官投射的事物就称为象，但是，正如《周易》所说：“象者，像也。”，我们看到的事物都是一种人造之像，是一种虚象。换句话说，世界和人类之间本来是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的一种关系，但是当人类去认识去言说世界的时候，世界万物对人类来说，其本来面目即实象就隐藏起来了，但是这并不表示它不存在。人类通过语言和感官去获取这些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描述性的，这种描述性的反映世界的方式更注重获取的过程，一种是陈述性的，这种陈述性的反映世界的方式更注重获取的结果。而且，陈述性的思维表达方式本身就含有一种设定性，即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即实象。因而，陈述性的思维表达方式会很容易就认定世界是实体化的、客观的。因而，人类运用陈述性的思维表达方式就更注重事物的客观性、实体性，而不去考虑反映过程中的人的因素。

而描述性的思维表达方式更注重获取的过程，因此，这种思维更注重心物的交融，即庄子所说的“万物与我合一”。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则发展出了天、地、人三才的相通与相融。天、地、人被认为是世界万物中赋予了创造力和生成力的物类，而这三种物类与其他天地万物组成的时空则叫自然。因而，道家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层级关系。有生命的物类和无生命的物类共同构筑起自然的时空，这个时空里，没有人与自然的割裂关系，人类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自然当中的一个物类而已。这种与物合一的思想正是生态文明的真正精神之所在。

美国学者马希尔（Peter Marshall）说，道家是生态形而上学首选的概念资源，“生态思维首次清晰的表达在大约前6世纪出现于古代中国”，“道家提供了最深奥的、雄辩的、空前详尽的自然哲学和生态感知的第一灵感”10：。其实，不仅是道家，儒家也是如此。汉代传入的佛教经过本土化改造后，也充分融合了中国文化中天、地、人合一的传统。这种生态思维不仅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熊十力先生说：“西洋现代的国家，对内则常为一特殊阶级操持的工具，以镇压其他阶级；对外则常为抢夺他国他族的工具。他们的国家是这样的恶东西，列强之间，彼此都持着这样的恶东西相对待。不知将来如何得了。我们的国家，绝不同他们一样。我听说英国罗素先生曾有一句话。他说，中国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而是最高的文化团体。此话说得好，用不着多敷说。我国人向来爱和平、贵礼让，不肯使用凶蛮手段。无阶级于内，无抢夺于外，就因为他常有维持最高文化团体的观念。这便是他的国家观念。由中国人这种观念扩充出去，人类都依着至诚、至信、至公、至善的方向去努力，可使全世界成一个最高的文化团体。岂不大美，岂不大乐？”1[1]《大学》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清晰地体现了这种天下一家的“家天下”思想。

生态文明是目前人类能够找到的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充满光明愿景的人类文明形态。但是，生态文明不是用科学技术这种工具理性所能够实现的，尽管人类不可能重新返回到农业文明的生态自觉时代，但是，由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所孕育的文象思维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如果说深生态学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生态理想，而生态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自我改良，那么，中国文象思维则在容纳吸收现代科技即科学理性思维基础上的向农业文明生态自觉的现代提升。在这种现代提升中，新型城镇化建设恰恰是实现我国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三、文象思维与新型城镇化

从党的十七大开始，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与城镇化建设同步的是新农村建设。应该说，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同步的，而且是配套的、相辅相成的。通过这些年的建设，我国的城镇化率提高很快，据有关机构统计，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57%（2012年），这样的建设成效是显著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还处于偏重于基础建设领域的初级阶段，新农村建设也是如此。而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绝不是“多快好省”的基础建设投资就能完成的。通过基础建设投资拉动的GDP增长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这种增长模式中，旧有的粗放型的高污染高耗能的经济生产方式仍没有改变，经济的转型、升级改造进程没有明显改善，而环境污染却呈现日益严重的局面。

党的十鲜明地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个决策顺应时展潮流，可以预见的是，这一决策将会对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社会面貌产生深远影响。

生态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阶段，其保护环境的措施仍然沿用“资本逻辑”，即实行环境污染许可证制度，定量污染的许可证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当然，在理性思维的指导下，定量的污染许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包括国际上政府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谈判也具有污染许可的性质。但是，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产业层次、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原因，碳排放量的控制没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诸多优势，因而，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碳排放量一直呈上升趋势。环境污染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自然灾害日益显现。正是在这种现实危机中，中国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就显得更为迫切。

那么，在继续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贯彻和落实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的重心就应当定位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当中。根据中国文象思维的理论去探讨，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一）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具有基础地位，生态农业的建立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生产环节提供绿色农业、有机农业、低污染农业需要建立各种监督机制和技术指导、技术革新；在农产品的流通环节也要实行动态跟踪、生产地标签制度。各地要围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要求作好监督、指导、创新工作。农产品和食品工业的结合更需要机制、体制、制度的创新和构建，从而保证食品加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绿色食品、放心食品。

对农产品和食品行业的各项指标实行国家标准仅仅是最基本的要求，如何让农产品和食品进入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更高层次的要求。农产品和食品同样要进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在竞争中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环保生态标准。

围绕建立生态农业的要求，对水质、土壤、空气质量等这些影响生态农业的要素也要作出科学评价，放到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中，从而促使各地为改善这些条件作出实际的努力。

（二）工业作为第二产业要实行严格的环境许可证制度，这点可以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对于城镇中各种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应该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以适当的形式补偿其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当地居民也应当相应获得补助。国家应当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工业所在地居民的环境权利，探讨补偿形式。如企业帮助缴纳当地居民的养老金、社保金等，政府应当和居民围绕工业的环境代价问题进行磋商，包括环境听证制度、政府让渡部分税收作为环境红利分配给居民等。国家以法律形式确立环境污染的权利和义务，对于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集体、个人征收一定的税金，税收收入用于改善环境和平衡各种权责关系。

通过以环境为指标的各种措施不仅有利于平衡社会矛盾，还可以提供积极引向，促使工业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改造，加大科技投入，建立集约型、节能型的工业企业。

（三）生态林业的建立需要革命性的变革，过去几十年的植树造林，各地以能创造价值的经济林为主，大面积的植树造林根本上改变了植被生态，对于以山林为栖息地的各种动植物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是与生态文明的理念格格不入的，迫切需要进行拔乱反正。转变过去僵化的思维模式，建立生态林业同样也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如文化名山庐山，其植被保护就是有意识地恢复其原始生态性。生态林业恰当地加入文化因素，这种环境保护方式将极大的开拓旅游资源，使各地居民不用到名山大川也能就近感受森林的葱郁、飞禽走兽的和鸣，从而在自然的原生态中获得生命的静默与安宁，获得与尘世的嚣攘争伐完全不同的生命感悟。

总之，我们要将生态文明的重心转移到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当中，或者说，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的起点、抓手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围绕生态文明的建设，我们应该善于同时运用科学理性思维和中国文象思维，在技术与人文的双重步调中建设和谐社会、宜居社群，从而将自然与生态、社会与生态、产业与生态、耕种与生态落实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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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eter Marshall，Nature′s web，pp9，11—13，125.

[11]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