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生态化:演进机理与路径

内容提要 本文创新性地从经济学角度概括了产业结构生态化的理论内涵、演进机理和路径，根据产业结构的刚性特征将产业结构生态化的演进路径分为强生态化和弱生态化两个维度。产业结构生态化是从粗放型产业结构向生态型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通过不同生态绩效水平产业的交替发展、产业间生态关联程度和协调能力的提高，促进生态要素在产业间合理配置与流动，提高生态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现阶段，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权衡、技术水平与成本约束的经济“新常态”条件下，我们认为沿着弱生态化路径的结构调整是应对这些矛盾的可能选择。

关键词 产业结构生态化 生态型产业结构 弱生态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4-0046-08

长期以来，在粗放型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下，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在2011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①其能源供给面临着从“流量约束”向“存量约束”转变速度加快的危险；2012年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进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在中国：②以上例子都表明中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

如果继续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而不进行结构调整与提高能源效率，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对全球环境造成严重破坏。③因此，从传统的粗放型产业结构向现代的生态型产业结构进行转变，即推动产业结构生态化已刻不容缓。产业结构作为重要的“资源转换器”与“污染控制器”，结构转型对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具有关键作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持续的结构演进。因此，亟需从生态化的角度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从结构的角度分析资源的有效利用。

产业结构生态化是随着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研究领域，目前已形成一定数量规模的政府工作文件与学术研究文献。但是，就现有文献资料来看，产业结构生态化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对产业结构生态化的概念界定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研究体系，缺乏经济学理论的足够支撑。因此，在梳理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对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基本内涵、演进机理与路径进行分析与解释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基本内涵

产业结构生态化的直接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内拉・梅多斯等人197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增长的极限》，他们认为在面对资源使用和污染排放超过其可持续的信号时，应该着手解决问题背后的结构性根源，寻求改变这种系统结构的办法。[美]德内拉・梅多斯、[美]乔根・兰德斯、[美]丹尼斯・梅多斯：《增长的极限》，李涛、王志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但是，与产业结构生态化直接相关的论述却均存在于近期研究文献中。现有文献认为，产业结构生态化是参考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构成和循环原理，在不同产业之间构建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的产业生态体系，以达到资源充分循环利用，减少废物和污染产生，消除对环境的破坏，逐步将整个产业结构对环境的负外部效应降低到最低限度。孔晓宏：《发展循环经济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有效路径：关于安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的思考》，《学术界》2010年第2期。产业生态系统包括生产者、消费者、还原者三部分，其中生产者指资源产业与生态农业，消费者为生态工业与生态服务业，分解者是环保产业或静脉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内涵，但是这些观点均侧重于生态学与产业生态学的思想与方法，而相对忽略了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是以产业关联程度和协调能力的充分提高为基础的，其目的则是为了提高包括能源资源在内的生态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但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产业结构生态化进行重新界定与阐述。

产业结构生态化是指通过不同生态绩效水平产业的交替发展、产业间生态关联程度和协调能力的提高，促进生态要素在产业间合理配置与流动，提高生态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既包括产业间结构的生态化，又包括产业内结构的生态化。生态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的提高是产业结构生态化的核心内容，受到生态要素配置结构、技术进步和产业关联程度等的影响。生态要素配置结构的作用可以从污染物与能源资源两个方面来考察。废弃污染物角度的配置结构变化主要在于以废弃污染物为主的非合意产出能够再次进入生产循环，以及进入再循环的废气污染物所占总量的比重。如果废弃污染物不能再次进入生产循环，将会直接投放进生态环境中，破坏生态环境；而如果能够进入循环且比重不断上升，则将会减少向生态环境的直接排放，并间接减少对能源资源的获取，促进生态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源资源的配置结构的变化则主要体现在生产过程中传统的非可再生资源、高碳能源与可再生资源、清洁能源等在能源投入总量中的比重变化，以及不同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非可再生资源与高碳能源比重的降低和可再生资源与清洁能源比重的提高，以及第三产业能源消费量的增加都有利于促进生态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关联程度对生态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在下一节中进行论述。

概括而言，产业结构生态化就是从传统产业结构向生态型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生态型产业结构是指同时符合生态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产业结构形态，既能够保证正常经济增长，同时又能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生态化并不是要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而放弃经济增长，而是要将经济增长造成的生态压力降低到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内，既不妨碍经济产出应有的增长水平，也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并逐渐修复和改善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产业结构生态化与生态型产业结构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事物，前者侧重于对动态过程的考察，而后者则是对产业结构形态的相对静态描述，这也意味着生态型产业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产业结构生态化的进程而逐渐提高。

二、产业结构生态化的演进机理

上文指出产业结构生态化致力于通过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发展之间的平衡协调，但是从生产活动的角度而言，这一概念还是过于宽泛了，因为结构的调整必定依赖于不同产业生态水平的提高，以及构成产业的微观企业与产品构成和生态水平的变化。

1.产业生态化

产业生态化的核心思想是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闭路循环模式构建产业生态系统，其目的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并最终消除环境破坏、促进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Allenby， B.R.， “Industrial Ecology Gets Down to Earth，” IEE Circuits and Devices Magazine， vol.10， no.1， 1994， pp.24～28；张文龙、邓伟根：《产业生态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7期。过程则全面分布于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等各个环节。F. Duchin和S. H. Levine则认为产业生态化的目的在于通过跟踪和分析产品、消费品与废弃物的利用与流动以提供生产决策的环境影响。这一观点更接近于下文中产品生态化的论述。参见F. Duchin and S.H. Levine， “Industrial Ecology，” Encyclopedia of Ecology， 2008， pp.1968～1975.产业生态化能够为决定如何进行产业调整提供基于对生态系统的认知，S. Erkman， “Industrial Ecology： An Historical View，”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5， no.1-2， 1997，pp.1～10.且能向决策者提供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产品与制度结构指导以及经济中物质与能源流动的分析框架。J.R. Ehrenfeld， “Industrial Ecology： A Framework for Product and Process Desig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5，no.1-2， 1997， pp.87～95.

产业的生态绩效水平提高会改善整个产业结构的生态绩效，尤其是当该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时效果更加明显。从产业发展的水平看，由于主导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与占比较小的产业相比，在生态效率提高相同程度的情况下，主导产业对整个产业结构的生态绩效水平的影响较大。从产业发展的速度来看，不同产业的生态化速度不同，如果主导产业能够实现较快的生态化速度，则会显著提高产业结构生态化的水平与速度。因此，主导产业的选择及其生态绩效对产业结构生态化具有重要意义。现实经济中，各产业并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在产业链或产业网络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上游产业或影响力系数较大产业的生态水平改善会通过产业链或产业网络中的扩散效应引起其他产业的生态化水平的提高，从而提升产业结构生态化的调整速度与规模。此外，产业生态培训也会对产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直接效益，因为这种基于问题的培训方法在学者与从业者的自主学习之间提供了一种跨学科协作的机制。如玛希隆大学举办的对泰国北部地区工业村（Northern Region Industrial Estate， NRIE）和社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管理项目培训研究表明NRIE的工业活动并没有对匡河水质、NRIE周围地区的土壤质量造成影响，并且当地居民对NRIE也持有积极态度。S. Charmondusit， K. Bhaktikul， C. Arunlertaree， et al.， “Problem Based Training Program on Industrial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for the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of Industry，”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40， 2012， pp.31～36.

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在促进节能减排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M.S. Chen and Y.L. Gu， “The Mechanism and Measures of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the Perspective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nergy Procedia， vol.5， 2011， pp.2562～2567.从企业竞争角度来看，企业所处的既定市场结构将直接制约企业的生态化选择，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企业的生态化动机越强烈；樊海林、程远：《产业生态：一个企业竞争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3期。从企业合作角度来看，企业生态化合作会在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协同发展机制。徐建中、王莉静：《企业生态化协同发展机制及模式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1年第10期。企业规模与产业规模也会影响企业生态化行为，一体化大企业由于具有较大的规模，也更有能力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其生态化行为会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产业结构生态化；但是一体化大企业一般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在企业仍然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且市场竞争稳定的情况下，其生态化的动机往往并不那么强烈。

2.企业生态化

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中，遵循“资源-产品-废物”的单向线性非循环的组织与技术路线。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加剧了生态危机，而且严重妨碍了企业的持续发展，因此，企业生态化的概念逐渐被提出与实践。企业生态化是指由传统企业向生态企业转化的过程，徐建中、马瑞先：《企业生态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研究》，《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17期。李京文等则从更为广义的视角指出企业生态化是指企业将自身生产活动纳入全球生态系统，使自身对资源的索取和对环境的影响与全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相容。李京文、任海英、赵立祥等：《企业生态化的动态评价指标及其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

企业生态化促进产业结构生态化的机理包括生产方式生态化与企业结构生态化两个方面。首先，生产方式生态化是指使原有的“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线性生产方式转化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生产方式。这是一种具有典型循环经济特点的生产方式，生产末端不再是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废弃物，而是能够继续投入下一轮生产的再生资源，能同时起到节能与减排的双重作用，并要求企业在其产品的生命周期中降低生态影响与资源强度。其次，企业结构生态化是指由企业内部结构性因素所标识出来的企业总体生态化水平，主要包括企业技术结构与要素结构的生态化。技术结构的生态化是指企业的技术构成中生态技术创新、研发、使用及其所占比重的增加。生态技术是一系列对生态环境无害并会改善生态环境的技术的统称，既可以通过对原有的传统技术的改良产生，又可以通过对新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而获得；企业则是实现生态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生态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徐建中、王莉静：《企业创新下的企业生态化发展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1第9期。生态技术在企业技术构成中所占比重越大，企业对生态要素的利用也就越彻底，企业的生态绩效水平也就越高。要素结构的生态化是指企业的生产要素构成中不同种类的生态要素所占比重的变化。生态要素既包括传统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资源，也包括各种新能源和新材料，如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核能、生物质能等。要素结构的生态化强调适当地降低传统的高污染和非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而相应地扩大对清洁能源或新能源的利用范围并提高其在能源利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从而提高企业的生态绩效。除生态要素结构外，劳动-资本结构变化也会影响企业的生态绩效，企业劳动-资本结构变化会导致技术进步对生态效率贡献的差异。参见陈晓红、陈石：《企业生态效率差异及技术进步贡献：基于要素密集度视角的分位数回归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此外，对企业结构生态化的考察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展开，如产权结构、部门结构、资本结构、设备结构、人员结构、文化结构、原料结构、产品结构、废物排放与再利用结构等。

3.产品生态化

产品生态化理念最初的权威解释体现在199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业委员会（WBCSD）界定的生态效率概念中，认为“生态效率是通过提供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竞争性定价商品和服务，同时使整个生命周期的生态影响与资源强度逐渐降低到一个至少与地球的估计承载能力相一致的水平来实现的”。WBCSD， Eco-efficiency： Leadership for Improv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Geneva： WBCSD， 1996； Luciano M.， Flavio A.C. and Bansi A.C.， “Eco-efficiency： A Construct in the Eyes of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s，” Business Management Dynamics， vol.2， no.8， 2013， pp.1～7.

产业生态化作为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微观机制首先体现在投入产出模型中。由于上下游产业及旁侧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是以产品的投入与产出形式实现的，因此上游产业的产品生态水平将通过产业链与产业网络扩散到对整个产业系统与产业结构生态水平的影响中。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上游产业的产品生态水平提高，将会通过前后向效应与旁侧效应等改善整个产业结构的生态绩效。Duchin和Levine强调将投入产出模型与物质流分析和生命周期分析相结合能够更好地研究消费替代与生产决策的环境影响。F. Duchin and S.H. Levine， “Industrial Ecology，” Encyclopedia of Ecology， 2008， pp.1968～1975.产品生态化作为产业结构生态化机制的作用还体现在与国际贸易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中。碳关税与绿色贸易壁垒逐渐成为进口国抵制国外商品保护本国产业的重要理由与工具，产品生态化能够改善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使得产品生态水平较高的产业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促进其发展，从而对本国的产业结构生态化演进产生积极作用。Huijbregts等对2630种产品的生态足迹进行核算，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产品的生态足迹中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占支配地位，这也为改进国际贸易中的产品生态足迹提供了充分的核算数据。M.A.J. Huijbregts， S.Hellweg， R.Frischknecht， et al.， “Ecological Footprint Accounting in the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Products，”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64， no.4， 2008， pp.798～807.

产品生态创新是实现产品生态化的重要途径。首先，产品生态创新可通过生态技术创新降低产品生态足迹中不可再生能源消耗所占比重，降低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生态影响。其次，产品生态创新可通过产品生态设计与再设计降低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生态影响，Sauer等人指出在用户端加强显示控制标签、显示产品信息以及设置控制器等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生态绩效。J. Sauer， B.S. Wiese and R.Bruno， “Improving Ecological Performance of Electrical Consumer Products： the Role of Design-Based Measure and User Variables，” Applied Ergonomics， vol.33， no.4， 2002， pp.297～307.生态技术创新与产品生态设计贯穿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与产品生态化过程中。最后，与消费者的互动也能够影响产品的生态足迹。Limnios等指出，给消费者提供选择空间能够使得市场信息动态内部化在消费者行为中，允许消费者进行比较并表达他们的生态偏好可直接影响市场需求，从而将个人消费行为与他们的生态影响联系在一起。E.A.M. Limnios， A. Ghadouani， G.M.S. Steven， et al.， “Giving the Consumer the Choice： A Methodology for Product Ecological Footprint Calculat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68， no.10， 2009， pp.2525～2534.

三、产业结构生态化的演进路径

现有文献对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路径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其适用性缺乏经验数据的支撑。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既要满足经济增长与生态发展的目标，又要符合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因此，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本文提出产业结构生态化演进的弱生态化路径与强生态化路径，并以大量实证结论为基础，对弱生态化路径进行深入的理论解释。

1.强生态化与弱生态化路径

产业结构强生态化路径是指通过构建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产业生态系统，及产业间的技术经济关联程度的充分提高，使产业生态系统能够完全（或在极大程度上）按照闭路循环方式进行生产消费活动，经济增长与生态发展并行不悖。产业结构一旦形成就会有惯性和刚性，吕政：《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增强国力基础》，http：//.cn/hy/20111222/143511042487.shtml， 2014年10月26日访问。受利益分配格局的影响与技术水平条件的制约，中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强生态化的基础与条件，因此产业结构生态化演进与生态型产业结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在现阶段，中国正同时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既不能继续走“粗放型”增长的老路，又不能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使经济增长降低到不可接受的程度。

本文提出产业结构弱生态化的演进路径，在至少不降低生态环境质量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弱生态化路径是指在现有技术条件与成本约束下，通过环境污染治理、调整生态要素投入结构和发展对生态要素依赖程度低的产业以达到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的多重目的。弱生态化路径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折中方式，其与强生态化路径的主要区别在于能否实现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的重大创新、突破与扩散。

产业对生态要素依赖程度的高低可以用该产业的生态效率或生态足迹来表示，生态效率越高的产业对生态要素的依赖程度越低。生态足迹是核算生态效率的方法之一，生态足迹越高则说明生态效率越低。刘建兴等对中国三次产业生态足迹的核算表明第一、二、三产业的生态足迹依次递减，刘建兴、王青、初道忠等：《中国三大产业生态足迹的投入产出分析》，《生态环境》2007年第2期。第三产业对生态要素的依赖程度最低，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既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理论又符合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实际状况，同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最小。但是从三次产业层面上进行的比较掩盖了不同行业之间的生态效率差别，尤其是第二、三产业中的行业生态效率之间的差别。而且，现有文献尚缺乏对三次产业中全部行业生态效率的定量评价与比较。毛建素等对中国工业的行业生态效率的定量评价结果表明：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行业的综合生态效率较高；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其他采矿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的综合生态效率较低。毛建素、曾润、杜艳春等：《中国工业行业的生态效率》，《环境科学》2010年第11期。下文详细论述产业结构弱生态化路径中的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要素结构调整的重点内容，即发展环保产业和调整能源结构。

2.发展环保产业

不考虑环境污染治理的技术层面内容，仅从产业层面进行研究，环保产业占据核心地位。与传统产业不同，环保产业广泛分布于经济活动的各个部门，从基础产业到整个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都与环保产业密切相关。环保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质量，而且能够保障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Wackerbauer， J.， “The Contribution of EU Eco-industri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counting Methodology and Results，” Ifo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4.对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Bezdek， R. H.， R. M. Wendling and P. DiPern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Economy， and Jobs： National and Reg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vol.86， no.1， 2008， pp.73～79； Sinclair-Desgagné， “The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Indust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vol.2， no.1， 2008， pp.69～99.因此，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是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的必然选择。国家环保总局在2006年将环保产业定义为“为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恢复、有效利用资源、满足人们的环境需求，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品和服务支持的产业”，在日本环保产业又被称为生态产业，本文将此作同义语使用。但是，相对于国民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增长速度而言，中国的环保产业自身的规模仍然偏小，且存在技术水平落后、价格机制紊乱、市场结构不合理等严重问题，Hirono， R.， “Environment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Major Policy， Issues and Prospects，” in Hirono， R.， Environment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Selected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China， India， Indonesia， and Republic of Korea， Tokyo： Seikei University， 2004， pp.11～40； Y.Z. Ma， “Problems and Solutions Fac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in China，” Energy Procedia， no.5， 2011， pp.275～279.因此还需要从多个方面规范环保产业的发展。

鉴于环保产业存在上述诸多严重问题，且环保产品与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使得环保产业往往表现出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的现象，因此，环保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如加强环保产业的法律制度建设，拓展环保产业融资渠道，促进公平竞争等。在完善环境立法与严格环保执法的努力方面，政府责无旁贷。李树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的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努力均对环保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李树、陈刚、陈屹立：《环境立法、执法对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中国的多项法律由于制定时期较早，部分条文及相应规章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生态环境的变化，如在2000年颁布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应对PM2.5时就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相比之下，欧美等国则有针对空气质量的相关法律并适时修正，如英国的《清洁空气法案》、法国的空气质量法令、美国的《洁净空气法》等。同时，中国的环境执法力度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各级政府在面临环境问题的实际执法过程中经常发生“选择性执法”现象，这也是有待改善的一个方面。

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对其增加投资，尤其是对环保产业的研发（R&D）投资。环保产业的投资不足制约了其生产规模的扩大与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需要政府拓展环保产业的融资渠道，对环保产业增加投资，尤其是在R&D方面。R&D投资能够促进环保企业科研机构与科研工作人员数量的增加，能够增加环保企业的技术创新经费投入，从而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其技术水平与环保能力。对环保企业的R&D投资可以采用联合R&D投资模式，即由政府、企业、环保科研机构以及环保基金组织等基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共同目的，联合实施R&D技术投资与合作，拓展R&D的资金来源渠道，并实现科研成果由实验室向市场的顺利过渡。Y.Z. Ma， “Problems and Solutions Fac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in China，” Energy Procedia， no.5， 2011， pp.275～279.

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就要改变环保产业不合理的市场结构，促进环保企业公平竞争，形成稳定的价格体系。环保产业内部的市场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间不能公平竞争的矛盾，国有企业占有大量资源，享受政府补贴，但私营企业却并没有相同的待遇，这伤害了私人领域的投资热情。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产品不能够在同一产品市场内进行公平竞争，导致市场无法根据价格机制奖优罚劣，淘汰效率低下的企业与质量低下的产品。政府应当尽快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规范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竞争行为，改善环保产业的市场结构。

3.调整能源结构

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理论分析表明能源消费结构中传统能源消费比重的降低和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比重的上升将会提高能源效率，但是实证检验却并不支持这一结论。能源效率与能源强度互为倒数，能源效率以单位能源投入可获得的经济产出表示，能源强度以单位GDP能源消费量表示。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变动对提高能源效率的贡献是相当微弱的；T.W. Feng， L.Y. Sun and Y. Zha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Energy Intensity in China，” Energy Policy， vol.37， no.12， 2009， pp.5475～5483； L.Zeng， M. Xu， S. Liang， et al.， “Revisiting Drivers of Energy Intensity in China during 1997-2007：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Energy Policy， vol.67， 2014， pp.640～647.对产业部门间的能源配置结构的研究也表明，中国能源效率的提高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而不是能源配置结构变迁。宋旭光、席玮：《中国能源生产率增长中的结构变动――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10期。导致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能源结构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短期内传统的高碳能源仍将是中国能源消费中的主要组成部分，Y.J. Liu， “Analysis of China’s Current Energy Structure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Supply and Demand，” Energy Procedia， vol.5， 2011， pp.2593～2598.煤炭和天然气的生产-消费之比也长期维持在均衡状态。Q. Li and X.K. Qi， “World Energy Structure and Choices of Chinese Energy Strategy，” Procedia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no.1， 2009， pp.1723～1729.但是，从长期来看，能源结构调整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的基本路径。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能源结构调整涉及到不同的内容。按照能源种类，能源结构包括能源生产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按照产业部门能源消费量不同，能源结构又体现为能源配置结构。能源生产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随着能源进出口能力的加强而逐渐减弱。对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调整的研究一致表明，需要降低传统的化石能源（如煤炭和以煤炭为主要投入的火力发电）的比重，提高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如风能、热能、核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等）的比重。优化能源生产结构需要扩大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产量，但是目前中国的技术水平较低，高新技术的研发与利用成本较高，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因此需要增加对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投资，尤其是R&D投资，以此推动新能源行业的技术进步。中国并不是所有新能源产业都发展不足。实际上，在水力发电和太阳能热水器行业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市场，但是相比其发展潜力而言，仍然是十分微小的，并且其发展程度都受到技术水平的显著制约。参见Y.J. Liu， “Analysis of China’s Current Energy Structure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Supply and Demand，” Energy Procedia， vol.5， 2011， pp.2593～2598.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也同样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Liu和Li指出化石能源补贴改革是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的有效方式，取消煤炭补贴相对于取消石油补贴更具可行性，因此应当首先取消煤炭补贴，然后逐步取消石油补贴。W. Liu and H. Li， “Improving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Fossil Energy Subsidies Reform in China，” Energy Policy， vol.39， no.7， 2011， pp.4134～4143.

从能源配置结构的角度看，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费量最高但能源效率最低，能源在三次产业间还无法实现自由流动，其对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并不明显。第二产业中的工业部门由于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对能源投入具有刚性需求；在生产结构上则转向能源密集型产业，L.Zeng， M. Xu， S. Liang， et al.， “Revisiting Drivers of Energy Intensity in China during 1997-2007：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Energy Policy， vol.67， 2014， pp.640～647.使得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费量及其比重相对稳定。价格机制不完善是导致能源要素无法在各产业部门间自由流动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国尚未形成合理的能源价格机制，能源价格受到政府的管制，使得能源要素不能以价格机制为基础，根据能源生产率及生产率增长率的高低在三次产业间自由流动。基于上述分析，优化能源配置结构需要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改变工业部门的生产方式，提高其技术水平与能源生产率，并鼓励第二产业减少能源消费量；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合理的能源价格机制，使能源要素能够按照市场需求在产业间自由流动。

最近对农村地区能源消费结构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Chen等人与Vibol等人分别对中国湖南省新田村、江湾村和柬埔寨磅清扬省萨马基棉吉地区的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S.Q. Chen， N.P. Li， J. Guan， et al.， “Contrastive Study between the Biomass Energy Utilization Structure and the Ecotype Energy Utilization Structure in Rural Residences： A Case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Renewable Energ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34， no.7， 2009， pp.1782～1788； S. Vibol， S.Tharith， S. Vin， et 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of Rural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s in Sameakki Meanchey District， Kampong Chhnang Province， Cambodia，” Energy， vol.48， no.1， 2012， pp.484～491.他们的研究结论均表明，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中含有沼气时，对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具有显著的贡献，会减少能源消费总量和有害气体排放，有利于降低环境成本、经济成本和保持生态平衡。因此，优化农村能源消费结构应当结合农村的生活习惯、消费水平及生产特点，提高沼气在农村家庭中的使用规模。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重新界定了产业结构生态化的概念，对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基本内涵、演进机制与路径进行了论证，并创新性地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刚性特征将产业结构生态化的演进路径区分为强生态化与弱生态化两个维度。产业结构生态化是从传统产业结构向生态型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指通过不同生态绩效水平产业的交替发展、产业间生态关联程度和协调能力的提高，促进生态要素在产业间合理配置与流动，提高生态要素生产率及生产率增长率。与侧重生态学思想的产业结构生态化概念相比，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产业结构生态化内涵的重新界定和阐释，实质上是基于生态要素配置结构、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关联程度的不断改善实现生态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充分提高，这一观点具有更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可操作性。从长期来看，强生态化路径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趋势；但是，在现阶段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以及技术水平与成本约束的条件下，在弱生态化路径上的结构调整是应对这些矛盾的可能选择。

产业结构生态化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目前尚未形成一个规范的理论体系与框架，我们综合上文的分析对这一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首先，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生态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的产业结构生态化进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其次，设计具有可操作性的产业结构生态化动力机制，推进中国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发展进程；最后，结合经济学与生态学的基本思想与方法，构建产业结构生态化的理论研究体系与框架。这些问题是未来学术界与政府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本课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