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学校的主人

评论家张鸣转述熊丙奇教授说过的一个故事。上个世纪50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曾邀请该校教授拉比(Rabi)作演讲。拉比是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艾森豪威尔在开场白中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Employee)里,你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拉比却回答说:“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你才是学校的雇员。”艾森豪威尔“二战”期间任欧洲盟军总司令,统领百万大军,威名远扬。可是在拉比教授看来,这位校长并不是学校的“主人”,而不过是“雇员”,学校之所以有名,在于有名师,而不在于校长是名人。也许在拉比眼中,艾氏不过是挟“二战”胜利之余威,来担任大学“雇员”的。教授敢于直陈己见,毫不客气,这体现了教育的文明进步。艾森豪威尔后来当过两任总统,我估计他再也不会糊涂到把自己当作“美国的主人”了。

校长不是学校的主人,支撑教育教学的教师才是学校的当然主人――美国的大学教授这样看问题。如果看一看同类的新闻,就能发现中国教育真正的落后之处。

中美学校的体制不尽相同,在我们的教育文化中,所有在学校生活的人,都可以被称作学校的主人。然而,这可能仅仅是名义上的。在中国的学校里,校长与教师谁是“主人”,虽然没有说清,好像又非常清楚。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矛盾已经暴露无遗。无论是提级、加工资或是分住房,都是校长和书记做决定,几乎在所有的学校,都订出有利于干部的分配方案,而众多“主人”不能置喙。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教师的控诉,当他们对校政提出不同意见时,校长往往只说一句“你不想干可以走”――这就是说,在办学和治校方面,教师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建议权,学校的“主人”只能是校长(或书记)。

而如果想看清学校关系这幢大楼的全貌,我们稍稍朝后退几步,就会发现:实际上,中国的学校也未必是校长说了算,而是更高一级的官员说了算――也就是说,“主人”云者,不需要自己去思想;学校的一切,由实际掌握权力的“上头”说了算。

在中国的学校,很难容忍有独立意志的教育家,很难培养有独立人格的教师,因此,也就很难培养有独立精神的人。

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主人”的权力也不是谁可以赐予的。教师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教育使命,才会真正地有主人的意识,而如果永远地有“受雇于”的认识,那他就不可能认识自己的使命,最终只能跪着教书了。

同样,虽然时下的校长由教育局任命或委派,校长也并非教育局长的“雇员”,更不应当把自己当作教育局的“派出所”,他必须忠于教育使命,把自己当作学校的一员。校长在学校工作,应当是全体“主人”的代表,他所做的工作是为从事教育教学的工作者服务,而不是官僚机器上的一粒螺丝钉。2009年夏天,我在一所名校和校长们交流时,有位校长感慨地说:当个校长,一年要开无数“不准缺席”的会,每个星期都有来自部门各种层次各种各样的“检查”“视察”“评比”“验收”……现在的校长哪还像校长,就像一个保甲长,就是一个操作工!可是,当一名校长把他经历的种种磨难转移到教师头上时,他往往又觉得天经地义了!

在上海一所名校里,倒是听到教师这样评论他们的校长,说每当教师去找他汇报工作或是请示相关事务时,他经常说的话是:“需要我做些什么?”“我能帮着做些什么?”“这点费用是不是太少了,学校能拿得出钱来”……他这种“雇员”的态度,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尊重。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