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网络论战现象透视

《2011年上半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显示，微博在中国网民中的使用率从去年底的13.8%大幅增长到40.2%，成为用户增速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谁抢占微博，谁就更具影响力，更有“话语权”。名人们纷纷开博，并在微博中“语不惊人死不休”。比如，周立波7月12日发表的微博两天内就被转发1.6万多次，双方当事人、粉丝陷入了一场微博口水战。微博怎么了？缘何“骂战”不断，成为公众泄私愤、相互谩骂、造谣中伤的“公共厕所”？

随着新浪、腾讯等微博服务商的用户过亿，这些平台已经成了网络争议的主要战场，而在各类争议中，网民围观、甚至直接参与纷争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很多争议由过去的“某某和某某之争”变成“全民之争”。

客观地讲，网络上各种争议的存在和激化有其客观环境。首先，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历史阶段，社会矛盾多发和利益多元化是不可回避的大背景，不同人群中间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利益诉求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些都是网络争议的直接诱因。

网络论战的三种类型

这里我们将网络论战大体归为三种类型：其一，事件看法分歧之争。这是一种最普遍也最基本的争议类型，在整个网络舆论场中，绝大多数争论都是由对具体事件的看法而引发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成长经历以及利益关系等因素使得不同人在看待某一件事时呈现出不同观点，这再正常不过了。

无论名人之间、名人和“草根”之间，还是“草根”之间，都有大量的纷争存在。比如，前段时间西安的“药家鑫案”，网友们以要不要判处药家鑫死刑为出发点分成了观点截然对立的两派，各自摆出自己的道理。

一部分人要求严格执法，判处药家鑫死刑，维护司法公正；另一部分则基于对生命的珍惜，高喊“我们已经失去了张妙，不能再失去药家鑫”，认为不应该判处药家鑫死刑，以期实现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权理念的追求。

在这种类型的争议中，当事双方往往都有自己的道理，也都有自己的“软肋”，很难说服对方，因为在某些方面事件本身没有绝对的对错可言。

其二，学术型争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全民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学术型争论也逐渐成为网络观点交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争论的发起人和主要参与者大都是精专于某个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人，普通民众因为知识结构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往往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在互联网时代，学术争议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了非常吸引眼球的一类网络热点。

一些自然科学类的学术型争论，按理说应该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对错答案的，然而受科技发展水平和人民的认识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很多问题只能暂时成为“糊涂账”。比如在近几年，转基因粮食是否安全的话题就是网络中最为显著的争议点之一，针对我国是否应该大力发展转基因粮食的问题，网络舆论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支持派和反对派都引经据典，但迄今为止依然没有结果。

此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透过这些学术型争论，我们看到许多传统的专家、学者因为观点的标新立异和摇摆不定，其权威地位极大降低，网络声誉受损，一些被舆论广泛质疑的专家、学者甚至被网友用“砖家”、“叫兽”等词汇加以调侃。

其三，思维方式和理念的根本分歧。与前面两点相比，这类争议往往是最激烈、最难以调和的，因为其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某种显性的分歧，更是不同人最本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之争。

网络环境较传统媒体宽松许多，在沟通交流方面有着巨大的便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互联网作为传播思想，宣传理念的平台和载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理念在这里发生激烈的碰撞和争鸣，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持有不同思想的网民，在长期的思想争鸣之后，逐渐形成了很多规模不一的网络舆论阵地。例如，对传统体制优势感情较深的网友一般都汇集在“乌有之乡”，向往西方民主、自由的网友则喜欢活跃在凯迪社区之中，在豆瓣网等社交网站中容易冲动的年轻网民则较多。社会管理、民生、公平争议等，在思维方式和理念争论中都是比较常见的话题。“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2010年，署名“慧昌”的江西宜黄官员的这些观点就曾在网上引发异常激烈的交锋。

网络论战背后的推手

越来越多的人善于在网络舆论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己方的观点。面对无处不在的网络争论，“为何争议，争议为何”则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此问题有很多种解释，其中较容易被人接受的当属“探究真理说”，此观点认为，真理越辩越明，争论者基于追求事情真相，探究社会真理才去辩论。但笔者认为，“探究真理说”只适于用小部分网络争论，并不能解释绝大多数现象。

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争论背后，还隐藏着一只无形的推手，就是利益博弈。利益博弈既是激发大多数网络争论的原动力，也是网络争论要达到的目的，现实社会中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演变到网络舆论中，从某种意义上看有其必然性。

博弈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况：直接的利益博弈和间接的利益博弈。

直接的利益博弈关系是指争议各方之间存在着直接必然的利益冲突，而且这种关系往往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得益势必会造成其他方的利益受损。因此，各方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必须展开争论，夺取舆论资源和优势。

例如腾讯和360之争，双方互给对方冠以窥探用户隐私的罪名，给对方的企业形象和商业信誉造成巨大伤害，严重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在此事件中，腾讯和360就在商业信誉和企业形象方面形成零和博弈的直接利益关系。无独有偶，蒙牛和伊利之争、王老吉“红绿之争”、京东商城和当当网的论战等舆情事件争议形式都属于此范畴。

间接的博弈关系是指争论各方之间不存在直接对立的利益冲突，博弈一方追求的是某种公共的利益诉求。例如唐骏“学历门”事件中，方舟子与唐骏并无直接必然的“零和博弈”关系，但是究其本质，方舟子代表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维系了基本的社会诚信和道德底线，因此在博弈中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唐骏则越来越陷入被动。

间接的利益博弈不只是“一对一”，还可以是“多对一”。例如，双汇“瘦肉精”事件引发的争议就属于这个范畴。在这种类型的博弈中，双汇在舆情事件中处于单独面对整个消费者群体的地位。尽管很多人不是双汇的顾客，但是为了维护整个消费者群体的利益，他们也会与直接受害者一起声讨无良企业。消费者群体围观式的集体声讨，促进了食品安全进步，使消费者之间共同利益达到了最大。

网络争议既是一种正常的观点交锋，也是利益驱使的客观呈现，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曾表述，人的社会行为中隐含着一定的自私性。所以，网民在看待和参与网络争议时应该更加客观、理性，避免激化和被利用。

（作者单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责编/杜美丽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