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难忘 师恩难忘

“澜沧江畔的昌都地区实验小学是我小学启蒙的地方，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办的第一所小学；黄浦江畔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是我接受大学教育的地方，这是全国著名的师范类重点大学。我有幸在这两所学校度过了人生最重要、最美好的两个学习阶段。”这是2010年昌都解放60周年时，我撰写的《昌都历史文化研究文集》后记中的一段心里话、感恩话。

昌都地区实验小学是1951年5月1日由著名的社会学家李安宅、于式玉两位教授和进藏的人民与昌都各界人士协商后创办的一所学校。这是和平解放后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学校，有“第一个人才摇篮”之称。我是1960年上实验小学的。当时学校规模不大，一部分在现昌都镇西路的地区实验小学新校区上课，一部分还借用昌都县城关镇卧龙街城隍庙旁一座藏式平顶房内的分校上课。我一年级和二年级在分校上学。三年级时新校区初具规模，终于可以搬到新校区上学，我们高兴极了。记得新校区有四栋平房八间教室，一栋二层楼的教师办公室兼教师宿舍，中学部还有一栋二层楼房，都是小青砖人字形房梁瓦房。尽管当时的条件还比较差，无法与现在的实验小学相比，但在我们的心里感到非常满足。教室宽敞明亮，有桌子有凳子，有操场有大门。童年小学的日子简单而纯真，清贫而满足，充满了快乐。在那里我像一粒幸运的种子，因为有了母校充满爱的阳光雨露，才得以发芽生长；又像一棵瘦弱的小树，因为有了母校丰厚肥沃的土壤培育，才得以茁壮成长，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师们的风采，音容笑貌，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忘不了尊敬的吉春老师，他从三年级开始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他教学时纪律严明，要求很严。那时候，我们年龄小，不懂事，上课时要么不专心听讲、做小动作，要么交头接耳，要么贪玩而完不成作业，经常惹老师生气。吉春老师心急如焚，无奈之下有时不顾学校的禁令动手体罚个别调皮捣蛋的学生，以警醒全班的同学。他每天要求我们中午提前到校，然后面对面批改作业，谁作业中有错误他就耐心地辅导，直到你学会理解为止，真是做到了诲人不倦。他不但在教学上认真负责，尽心竭力，对我们的品德教育尤其重视。在班里组织学雷锋小组，经常为昌都街上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帮忙做家务。记得齐齿街有一个双目失明、无儿无女的老阿妈叫娜宗。每天放学后，我们争先恐后地去她家挑水、劈柴、磨糌粑。由于年龄小、个子矮、力气也不大，挑水经常洒满一路；劈柴、磨糌粑也免不了手上起泡。虽说有点累，但看到老阿妈幸福的微笑，我们心里很充实。那时的实验小学，学习雷锋，助人为乐蔚然成风，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正是吉春老师当年“恨铁不成钢”的严格要求，才铸就了我们的今天。吉春老师退休后，同学们对他敬爱有加。每当同学聚会时，我们都要热情邀请，他总是高高兴兴地参与，并沉浸在浓浓的师生情谊中。当他因病去世时，我们班在昌都的同学都不约而同地含泪向敬爱的老师作最后的告别，以谢师恩。

忘不了我们尊敬的数学老师王廷选。他是一个令所有他教过的学生敬仰和难忘的辛勤园丁。在我们的心目中，王老师为人师表、品德高尚、严以律己，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他上课生动，善于跟学生互动和沟通。他形象而启发式的教学，把我们引导到了高深莫测的数学领域里，使我们体会到了数学的乐趣和知识的甘甜。

忘不了许许多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们，他们放弃内地优越的条件，离开父母与亲人，凭着一颗支援边疆的热忱之心来到艰苦的昌都，甘当人民的铺路石，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昌都人民。为了集中精力、更好地教书育人，他们毅然把还没断奶的婴儿寄托在内地请父母照看，自己却提前返回了学校。他们可以割舍与亲生子女的浓浓骨肉情，却割舍不断与藏族学生的殷殷师生情。以至于当老师们休假返回内地看望自己的小孩时，小孩不肯见陌生的父母，更不肯叫一声妈妈或爸爸。他们对自己的儿女欠了很多母爱父爱，却把人间最纯洁最崇高的爱倾注在藏族学生身上，使我们终身难忘。他们对藏族学生的关爱和照顾，就像慈母般细心周到，无微不至。他们是“老”精神的真正实践者和发扬者。我就是在这样充满温暖、充满人间真爱的环境中幸福地度过六年的小学时光，并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养成了刻苦钻研、勤奋踏实的学风，为以后考上大学，走向广阔的社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江河感恩雪山与溪流，是因为那是它们的源泉：我们感恩母校与老师，是因为他们给我们传授了知识，指明了人生的坐标。回首我们走过的人生历程，虽然有自己付出的辛劳和汗水，有父母的养育、亲朋的关爱、领导的关心，但童年时代老师的教诲始终影响我一生并终身受益。饮水思源，感悟人生。母校难忘，师恩难忘!

值此地区实验小学六十年华诞之际，我衷心祝愿母校教泽千秋，美名远扬，再创辉煌!衷心祈愿敬爱的老师们健康长寿，家庭幸福，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