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生民》――华夏民族的史诗之始

一直以来国人们都有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认为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没能创造出自己的史诗。这个错误的源头在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他在著作《美学》中曾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由于黑格尔在国际学界所拥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多年来“中国无史诗”几乎成了定论。

“中国无史诗”实际是概念认识上的偏颇。无论是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还是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都具备两大特点：第一，篇幅长，叙事性强；第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斗争。然而这两大特点在中国的史诗中都看不到，根本原因是文化差异：我们的民族走的是农耕的路子，长的是中庸的性子，不可能将斗争作为史诗的主题；而《诗经》业已成熟的体式又为早期史诗的创作规范了形式。“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橘子还是橘子，只是因为生长环境不同味道有所不同而已，不能就此否认它。橘子如此，史诗亦如此。

华夏民族从上古的蒙昧中走出用了千年的时间，当历史的脚步来到西周，文明慢慢笼罩了这个古老的国度，于是史诗便从历史的余辉中翩翩走来，《生民》、《公刘》、《绵》、《文王》、《大明》、《皇矣》这几首《诗经・大雅》中的作品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最早的一组史诗。《大雅・生民》是这一系列史诗之始，它的主人公是后稷。后稷有着离奇的身世和卓越的成就，《毛诗序》说：“后稷生于姜，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生民》用短短296个字生动讲述了这位始祖的事迹，为周民族和整个华夏文明追本溯源的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一首充满神话色彩的史诗佳作。

纵览历史不难发现，功勋卓越的伟人往往拥有与众不同的身世：他们或者因特异事件而受孕诞生；或者出生时天有异象发生；又或者儿时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考验。伟人身世总要有些传奇性，这仿佛是中外人士的共识。不过，就算通读历史，恐怕也难再找出一个比后稷还要传奇的人，周民族始祖的身世真可谓是千回百转、扑朔迷离。先来看他母亲的受孕过程：

厥初生民，时维姜。生民如何？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后稷的母亲是帝喾之妃姜，姜“履帝武敏歆”而受孕，既而生下后稷。那什么是“履帝武敏歆”呢？《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姜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就是说姜为求子外出祈福路上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就不自觉地踏了上去，因而受孕生子。当然，根据当代医学这一套言论是完全不成立的，但它不符合科学却贴合时代。在远古的诞生传说中父亲这一角色往往缺失，学者们一般认为这种情况与母系社会的走婚传统和野合盛行有直接联系。我们大可不必追究后稷的母亲究竟如何怀孕、后稷的父亲到底是谁，因为对于周族而言后稷就是他们的始祖，后稷的父亲就是“天”，正是后稷的“父不详”才成就了他“天之子”的身份。接下来看他的出生过程：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祀，居然生子。

诞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之平林，会伐平林。诞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厥声载路。

《左传》中有个很出名的故事叫“郑伯克段于鄢”，讲的是郑庄公母亲因长子“寤生”偏爱小子导致两子相残的故事，“寤生”就是难产。难产之苦让母亲厌恶亲子尚可理解，但生孩子顺利到“以赫厥灵”程度的姜却要三弃亲子就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了。诗篇记载了三弃的过程：第一次后稷被扔在小巷里，结果牛羊跑来用乳汁喂养了他；第二次后稷被扔进大树林，结果恰有樵夫砍柴将他救起；第三次后稷被扔在寒冰上，结果天上飞来大鸟用温暖的羽翼覆盖他。后稷这段婴儿时期的故事堪称经典传奇，希腊神话中宙斯、俄狄浦斯都有类似经历，所不同的是后稷最终回到母亲身边，周民族所奉行的亲缘关系就在这“弃”与“救”之间通过了考验，先祖本人也通过了考验，接下来只等见证奇迹了。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后稷一出生就经历那一番寒彻骨，可想而知他是要有大作为的。实际上，后稷这一生足以彪炳的事迹就两样儿：一是农耕；二是祭祀。不过千万不能小看这两件事，周代以来农耕与祭祀分别作为“经济支柱行业”和“精神文明窗口”对国家的安定团结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也就是说，后稷老早就帮助子孙找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最佳方案。那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先来看农耕：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麻麦，瓜瓞唪唪。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维，维维芑。恒之，是获是亩；恒之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

后稷和农耕结缘最神奇之处体现在无师自通上。刚刚离开襁褓的后稷就拥有种植大豆、禾粟、麻麦、瓜果的能力，这已经令人叹为观止；而在蛮荒时代能够辨别土壤结构和种子质量，认知发芽、出苗、抽穗、结实等生长过程，进而保证粮食的丰收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始祖后稷在农耕领域内的确天赋异禀，他一力开发了农耕技术，使自己的后代完全可以依靠农耕生存，周民族因而成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而这一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周人生活环境的相对固定化，这为民族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周民族的顺利延续和不断壮大正是其得以取代殷商政权的最根本条件。同时，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形态也因此得以确立。后稷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史诗中不惜略带夸张地描述先祖这方面的贡献其情恳切可以理解。再来看祭祀：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这两段描述后稷祭祀上天、感谢赐福的场景。整个祭祀过程隆重、热烈又不失祥和，与西周以来的祭祀风格一脉相承，可以推断后稷以后周民族就形成了较为标准的祭祀模式。那么，后稷的祭祀都有哪些特点呢？第一，着重描写粮食祭品，体现周民族农耕生态；第二，“上帝居歆”反映后稷时就有由人扮演神尸来享用祭品的情况。祭祀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精神仪式，西周初年周公仿效后稷之法制礼作乐，一改商代残酷的祭祀仪式，从精神的高度确保周王朝的安定和谐。“慎终追远”的祭礼作为五礼之首从此伴随民族前进的脚步，从未远离过任何一个王朝。

因其在农耕和祭祀上的创造性表现，后稷身后的巨大光辉得以照耀史册。《生民》末尾发出“庶无罪悔，以迄于今”的深沉赞叹，使整首史诗回归到赞颂对象后稷身上，可谓实至名归。而从浓重的神话色彩、优雅的描写铺排以及至关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等方面看，《大雅・生民》位列《诗经》史诗之首亦是实至名归的。

作者简介：

贡方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诗经》研究、《周礼》《仪礼》《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