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程序公正与司法公正

【摘要】德国的著名法学家韦伯说过：“近代的西方法律理性化是两种相辅相成的力量的产物，一种是程序，另一种是系统性法典和受理性训练的职业官僚。”作为法律的两个推动力之一的法律程序，尤其是正当法律程序，对于实现司法公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通过对程序公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的探讨，来阐释程序公正的巨大价值，并为中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程序公正；程序价值；司法公正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109-02

一、背景

新的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后，最高法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及最高检的检察规则和公安部的规定相继出台，今年新的民事诉讼法也已出台，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对法律程序的追求。尤其是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非法证据排除以及相关制度，更是对学界近些年来一直呼唤的程序正义最大的回应，也是对近些年来一些引起热议的冤假错案最大纠正，佘祥林、王树红、赵作海、张辉、张高平这些一次次牵动国民神经的名字，最终使我们逐步找到了通往正义的康庄大道。但由于我国千年来注重实体正义的传统，使我们迈向法治国家的步伐也显得十分的沉重，可谓任重而道远。因此，当今的中国亟需用程序正义来推动司法正义，正如美国学者罗尔斯所言：“关键是有一个决定什么结果是正义的独立标准，和一个保证达到这一结果的程序”。

二、程序公正的内涵

博登海默先生认为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因此，我们很难把握程序公正的内涵。但是程序公正是法律程序和公正有机结合，因而与正当程序有同质性。关于正当程序，根据张文显教授的解释，就正当法律程序的最低标准而言，它要求当公民的权利义务将因为决定而受到影响时，在决定之前必须给予他知情和申辩的权利，对于决定者而言，就是履行告知和听证的义务。简单地说，程序公正就是法律实施过程的公正，具体体现为诉讼程序方面的公正。

三、中国的程序观及原因

中国历来就“重实体、轻程序”，这极大地影响了司法公正，像赵作海那样的冤案频频发生。“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的形成有很多原因，但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是最重要的。正所谓今天的一切是昨天的结果。今天的我们是由昨天决定了的，今天我们面对的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从我们走过来的昨天中找到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历来十分重视人的作用，相信法律本身不会比创造和执行法律的人更好。因此，所谓的“熟人社会、关系文化”的中国特色现象一直笼罩着华夏大地，我们总会听到某一个清官或者贪官的故事，但我们从未听到过关于某一种体制好坏的故事，而且我们也特别急于想知道某一件事的结果，但是很容易忽视而且比较淡化对过程的注意和探讨，觉得过程是无关紧要的。

四、程序公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一方面，二者存在统一性，即程序公正能够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公正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在各类社会公正中，社会体制的公正无疑是起决定作用的公正，司法公正则在社会公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公正即诉讼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即程序正当，实体公正即结果的公正。

首先，程序公正的价值在于保证实体价值的实现，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如果程序的设计和实施是公正的，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得出的实体结果也是公正的。正如西方的一句法谚所说的那样：“只要你遵守细致规定的光明正大的法律程序，你就几乎有把握地获得公正的解决办法。”为何这样说呢？因为程序公正有其独立的价值，具体而言：

1.程序通过时空要素的设立来克服和防止法律行为的随意性和随机性，这也就是所谓程序的“对恣意的限制”和“作茧自缚”效应的根源所在，它也可以保证在结果未知的状态下程序中选择的自由。

2.通过程序可以缓解人们原先的行为和心理冲突，使双方能够在较为冷静的情况下进行辩论、对话和协商。

3.程序的设立可以避免行为的个别化和避免法律行为的中断，使决定的过程成为一个可变而又可控的行为结构。通过程序设立各种角色，进行权力的分化，避免越俎代庖，使他们各司其职。

其次，程序公正的价值体还现在增加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可接受程度上，这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如果程序不公，即使结果公正，有时当事人乃难以理解；相反，如果程序公正，即使结果与当事人所期望的不一致，甚至相反，也可能得到当事人的理解与宽容。美国的“辛普森案”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该案中，控方虽然掌握了大量关于辛普森谋杀的证据，但由于违反了证据收集的程序，导致一些关键的证据被排除，如案发现场的手套与辛普森的大手不符合，所以否定了杀妻案中最为重要的证据，这也是辛普森案件最大的的转折点。1995年10月3日，美国上至总统、下至百姓，有1.5亿人停下手中的工作而关注案件的审理，当法庭正式宣布：“辛普森无罪”，绝大多数白人对此惊诧不已，但后来多数美国人还是逐渐接受了法庭的宣判。虽然在刑事上辛普森被判为无罪。可是在民事方面辛普森却承担了巨额的赔偿，这两个判决看起来是矛盾的，既然无罪为何又要赔偿，这实质上不正说明他是“有罪”的吗？但是为什么美国人最终还是能接受如此的判决结果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于程序公正源自内心的敬畏，他们明白程序的价值。正如一位美国的大法官所说：“只要程序适用公平，不偏不倚，严厉的实体法也是可以接受的。”假如辛普森案发生在了重法律实体的我国中国，那简直不可想象的。我国法治理念的错位，程序正义的缺失，值得深思。这也应该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

最后，我们不能忽略的是，程序正义也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如程序自身所包含的民主、法治、人权等精神，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一部分，它并不依附于实体正义而存在，换句话说，程序公正不仅仅是手段也是目的。

另一方面，二者存在的对立性，即程序公正并非一定会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因为如果一味地强调程序公正，使程序过分周全细化，可能会影响诉讼效率的实现，正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这样也不利于司法正义的实现。因此，应该在动态中树立二者并重的理念，而非机械地将二者并重。换句话说，对程序重视的程度性，以及在司法过程中对程序的合理设置和严格执行，都应该在司法实践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五、结语

西方的法谚：“别指望非正义的过程会得出正义的结果，因为那是十分令人怀疑的”，这从反面说明了程序正义对实现司法正义的巨大作用。毕竟，以牺牲程序正义为代价来换取个案的侦破往往是对整个法律尊严的亵渎和法律秩序的破坏。但在当今的中国，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仅仅有程序正义还是不行的，因为当前我国秉承的是“立法万能”思维，即往往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法律应急”惯例。而这些匆忙制定的法律的可操作性、可行性却令人担忧，因而又出现了执行难和大量的“法律白条现象。”所以，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充分地尊重和保障人权，我们不但要在司法实践中贯彻落实好程序正义，在动态辩证中树立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的理念，还应该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设立相应的法律配套设施，推动各领域法制间的互动协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如此一来，我们一定会早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明确表达的人类社会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