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小题大作”

摘要：从一则教学问题的设计入手，本文作者试图通过一些内容相近或相左的资料及注释对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赔款”的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并由此引出若干教学启示与建议。

关键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国赔款总额

近日，浏览中学历史教学网站的某网页①，看到一位教师在教学中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赔款问题”设计的一则客观单项选择题。原题为：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赔款总额是（ ）

A.1000万两白银

B.1600万两白银

C.1800万两白银

D.2200万两白银

也许是似曾相识，也许是曾经为之产生过一些疑虑却终因“小题”等故而作罢，但现在眼见得网上对此问题同样引发的争论，尤其是在一些“名师”专为学生高考复习而拟定的“专题”中竟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翻阅相关资料之余，笔者深觉有必要对此问题“小题大作”一番。

一般认为，根据现行中学历史教材②，上述问题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赔款总额的答案在选项B.（1600万两白银）和选项C.（1800万两白银）之间形成分歧。简而言之，在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规定的中国赔款总额1600万两白银是否是“最终赔款”？——

若将《北京条约》理解为对《天津条约》的“最后修订案”，则中国赔款总额1600万两白银应是最终赔款；

若细扣字眼，《天津条约》中的确将军费赔款与外商赔款分而言之，如此，《北京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只能以字面“军费赔款”一项而论，所以，中国赔款总额=军费赔款总额+外商赔款总额=1800万两白银。前面所提的设计此题的教师正是将“战争赔偿包括政府间赔偿和民间赔偿（注：外商赔款）两部分”作为以选项C.（1800万两白银）为设计答案的理论依据。

笔者起初也只将该问题设定在非此即彼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认为无非就是1600万两白银与1800万两白银之争，确属“小题”。然而，查阅手头史家的相关专业论述，却发现问题绝非“四选一”或非此即彼那么简单。以下就是相关资料的摘录：

其一，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对英赔款400万两，对法赔款200万两”；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偿英、法军费，各增加到800万两”。③（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

其二，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对英赔款400万两，对法赔款200万两”；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中国“把《天津条约》中对英法的赔款各增加为800万两”。④[陈振江主编《新编中国通史》（晚清部分）]

其三，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对英赔款银400万两，对法赔款银200万两”；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⑤（李侃等主编《中国近代史》）

其四，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规定中国“赔偿英商损害银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赔偿法商损害暨军费二百万两”；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中国给英国的“赔偿银改为八百万两”，给法国的“赔偿银改增为八百万两”。⑥[(台湾)陈致平主编《中华通史》（第九卷）]

对比教材，第一种观点中的《天津条约》“对英赔款400万两”，应包含军费赔款和外商损失各半。如此，则据第一种观点可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赔款总额应为《北京条约》中的“军费”1600万两与《天津条约》中英商损失200万两两数之和，即1800万两（白银）。

第二种观点中从《天津条约》到《北京条约》记述，不存在类似教材中前后表述不一致而导致在赔款总额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的可能，即赔款总额可确定为1600万两（白银）无疑。（但这与教材中显见的表述矛盾又该作何解释呢？）

第三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及教材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北京条约》中关于“恤金”的记载。据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赔款总额应为1870万两（白银）。

第四种观点与教材的区别主要在于《天津条约》中赔偿法国的白银200万两是“法商损害暨军费”。在《北京条约》中的“赔偿银”，根据资料原文中此前在英法全权公使提出的议和三项基本条件中有“中国赔偿英法两国的军费，均增加为800万两白银”⑦可知，应为“军费”。如上述对第一种观点的分析，则据第四种观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赔款总额=1600万两（军费）+200万两（英商损失）+X万两（法商损失，0﹤X≤200），即大于1800万两（白银）。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这四则资料中的相关问题的不同记载，我们竟然得到了四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初步的结论便可得出：前述那则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赔款总额的“客观选择题”在事实上根本无法成立！⑧

透过这似乎令人有些丧气的“结果”，笔者尚有如下一些不成熟的思索，以飨来者：

首先，关于中学历史教材的编撰或修订问题。近年来，关于中学历史教材的史观陈旧、史实失实或偏执等问题所引发的从中国古代史到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修订问题的议论不绝于耳。这些呼声与建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时展对于中学历史教学不断提升的新要求。记得大学时代的一位教授曾说过，对史学作品语言的基本要求是“准确、凝练、生动”。作为中学历史教材，第一位的要求即语言的准确性应是不言而喻的。而上述问题的发生，究其原因，不正是和现行教材中的有关论述模糊、准确性欠佳从而引发不应有的歧义相关吗？

其次，关于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理念问题。“才、学、识”“三长”是古往今来人们对于史家品质的基本要求和评价标准。“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 史识是治史的眼睛（陈旭麓先生语）。对于中学历史教师也同样如此。是照本宣科、书云亦云的“唯书论”，还是从自我探究到引导学生探究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创造性、批判性教学，将成为使“教书匠”与时代愈走愈远而育人者的时代价值日益凸显的理念分野之根源。像上述问题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个“尽信书”式教学的典例。

最后，关于中学历史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问题。作为“素质教育”具体实施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学历史教学中日益突出了“研究性课题”研习的内容（即活动课），以培养学生开放性思维与能力。在教学质量评价环节的结业（毕业）考试等重要考试的命题中，对诸如“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等研究性课题也给予了关注与体现。但是，综观由国家教育部制订的《历史教学大纲》中后附的“研究性课题参考题目”，几乎尽是较大的理论问题，——这也难怪，高中历史教材的特点就是精简事件过程的介绍而偏重于从多角度分析成因、影响等问题，从而对于教学的要求须从侧重于告诉学生“是什么”转变为主要告诉学生“为什么”了！——然而，今天的中学生获得知识与信息的渠道可谓多矣，见多识广的学生很容易洞悉某些教材教辅甚或教学问题的存在，而正视这些问题，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角度出发，难道不也是“研究性课题”的题中之义吗？

注释:

①．www.省略（历史教学在线）。

②．《中国近代现代史》（试验修订本?必修?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12～13。

③．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p.91～94，p.95～96。

④．陈振江主编《新编中国通史》（第三册?晚清部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104～105。

⑤．李侃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p.76～77。

⑥．（台湾）陈致平著《中华通史》（第九卷），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p.242～244,p.249～250。

⑦．同前，p248。

⑧．后据www.省略(军事网)上查阅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可知，条约原文规定中国给予英、法的最后赔款均为捌百万两（白银）。但“恤金”仍未查实，且因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方给予英国的赔款2100万元（银圆）并不包含广州赎城费等款项，前后参照，故尚不能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赔款总额为1600万两(白银)。